张思之与高瑜

   在我心目中的好老头里，张思之大律师有不可动摇的地位，自然因为他是我的辩护律师。他具有最精湛的专业水准，写出的辩词文采斐然，滴水不漏，篇篇堪称最高范本，显示出他的睿智、博学与雄辩大师的高超技巧。他还那么风度翩翩，从知天命之后才得以“务正业”，到今天八十华诞飞雪盖顶，他永远是一表人才，浑身上下一尘不染。他具有的不仅是中国大律师的风范，也是中国最精致最有尊严的男人的风范。

   他是我心目中数一数二的好老头，当然不仅仅因为是我的辩护律师。书写大律师张思之往往都注重他事业最辉煌之点，一九八○年中国拨乱反正之后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张思之被指定担任“两案”的辩护律师组组长，本来指定他还要做江青的辩护律师，可是第一个提出需要律师的江青，只一个上午的工夫又不要律师了，马上张思之就被指定担任李作鹏的辩护律师，当时是刚刚恢复律师建制之后的最高政治任务，也就是要绝对充当“聋子的耳朵”，张思之竟然能为李作鹏抹掉了两宗大罪，一是参与以林彪为首的、到南方另立党中央的活动；二是参与谋杀毛泽东的“五七一”工程。自张思之之后，中国律师还无人能如此神奇地充当那么大的“耳朵”，中国也再没有那么大的审判。若是用人民心里的那杆秤来秤量，张思之远不止是中国第一大律师，他是人民良心的象征，那才是真正的辉煌和荣誉。

一九九○年的新年，我能想到张思之在想什么

   一九九○年元旦，我被安全局从平谷县秘密转移到永定门外定安里一处居民楼的5层继续关押已经四个月，失去自由整七个月了，在北京城这个人口密集处，我扒着窗户向下望，看不到过年的气氛，晚上听不到鞭炮声，北京人连放炮的心情都没有了。我知道，永远失去亲人的在悲伤地痛哭，像我一样被抓捕的，家人在揪心地惦念，更多的人还在铁血大屠杀的场景中战栗。晚上，就连旁边房间里的看守，谈论的还是六四，我听见她们说，会使枪的人那夜呆在屋子里，根据枪声就能分辨出“这枪打空了……，这枪打中了”。张思之大律师，九○年的元旦，你在想什么，我能想得到，你一定也在想六四。

   八月十日，我突发心脏病，十八天之后，关押近十五个月没有任何文字手续，我被释放回家。丈夫对我说：“你哪里也不要去，但一定要去看看丁子霖老师，她的小儿子被打死了。”儿子在旁边说：“他们两人一打电话，就对着哭。”天哪！我知道人民大学打死了一个高中的学生，怎么也想不到会是丁老师的儿子。仅隔一天，我就去看望了丁老师。九一年元旦之后，我必须频繁走出家门了，因为陈子明、王军涛两案进入了法庭审理，他们是政府指定的黑手，是我的经济学周报的同事，我责无旁贷要写报道，要告诉全世界他们是中国多么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无罪。军涛家人聘请的辩护律师正是张思之。那时候可没有维权律师的队伍，张思之当时因六四也正在接受审查，“不尊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六四学生闹事”、“发表含有政治错误的文章”、“讲课缺乏阶级观点”，都是罪名，为王军涛作辩护，无疑要把已经扣到头上的一顶顶罪名做实。三月，张思之为军涛的辩词和我的两个长篇报道都选择在八十年代富有自由民主传统的香港镜报杂志发表，镜报六四之后也被中共当局多次点名。但是我收到来自镜报的反馈是：“我们后悔报道王军涛，香港人对六四已经厌烦了，影响我们的销路了。”实际是老板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诱惑之下准备转态了。面对如此恶劣的政治和法律环境，张大律师舍己求真，凭借的难道只是勇气？

   一九九二年最吸人眼球的鲍彤案进入法庭审理，鲍彤案的实质是要他代共产党受过，要把六四屠杀的责任强加到反对开枪的赵紫阳这个大秘书身上。我采访了鲍彤夫人和女儿，她们告诉我为鲍彤聘请的律师是张思之。我非常激动，我知道中国司法史上最丑陋又最华美的一章即将展开，鲍彤和张思之是最完美的组合，他们以正义和人性为剑，将与专制独裁的刽子手正面交锋，不管他们躲在密室里看实况转播还是看录像。

张律师为我辩护，孰输？孰赢？

   张思之在他的专著后记中，这样写到了我：“战到一九九四年，‘败绩’又扩大了。我在高瑜‘非法提供秘密’罪案中感受到了前此未曾经历的困惑。”作为当事人，我不尽认同。我认为这是被强烈的情结蒙蔽了的一种苛求。就像他批评鲍彤的“当局者迷”，鲍彤在法庭陈述里要求法庭“不唯上，不唯书，唯客观就行”。张思之写道：“对于他的案子，要求法官做到‘不唯书’，可能；要求‘不唯上’，又怎么办得到呢？哪个法官能判定这个案子呢？”鲍彤的苛求是对法官，张思之的苛求是对自己。

   一九九三年秋，奥运投票北京输给悉尼一个星期之后，十月二日我第二次被当局抓捕。第二年三月，我在安全局大红门看守所接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为境外机构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对我的起诉书，因为看守所拒绝提供任何法律文本，我根本不知道我是以重罪被起诉的。四月临近开庭，我见到张思之和牛炳宜律师，临别张律师只反复说了三个字：“重点好，重点好。”我一直自己在解惑，是安慰我，还是让我有思想准备？

   在北京中院对我不公开审理的秘密法庭，两位律师为我进行了无罪辩护，我为律师为我付出的巨大辛劳，感动无比，他们为证明我向办案人员交代的给香港镜报写的几篇时政评论不涉及国家机密，拿到法庭厚厚一摞多达五十多份证据。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使法庭不得不接受。二审阅卷张律师发现这五十多份证据竟然一份也没有入卷，不知被搞到哪里去了。经过漫长七个月的等待，中院以“本案证据尚需进一步查证”，先后两次退检察分院查证。十一月二日清晨，我从每天仅有的半个小时新闻广播中，听到副总理李岚清结束访美，明显是无功而返，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复关’的最后努力泡汤了，我就要宣判了。”十日一早，我被拉到中院开庭宣判，令我大大惊讶的是我的家人没有出现在听众席，我的律师张思之、牛炳宜也没有在辩护席，中国法律硬性规定，一切宣判都应该是公开的，这不是非法宣判吗！更让我惊讶的，法官宣读的判决书，认定检察分院“指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却给我改了罪名，将“反革命罪”里最高至死刑的“为境外机构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改为“公务员渎职罪”里的“泄密罪”。此罪刑期最高七年，判了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我在法庭上笑了，这弄得举着相机和闪光灯的法庭摄影不知如何是好，我认为两位律师为我的辩护胜利了，他们正义的辩词击倒了强权，虽然强权耍赖，死不认输。

   法庭宣判的闹剧一直扩大到庭外，不到中午，香港、美国、法国，世界各地记者的电话就打到我家，问：“你妈被判6年，你有何感想？”儿子如实回答：“我还不知道。”儿子打电话到办公室问他爸爸，他爸爸也不知道，有意思的是我丈夫打电话给张思之律师，张律师也不知道，由张律师向法庭求证，二十分钟之后回电：“是有这么回事。”二审由张思之律师和他的学生傅可心律师继续为我作无罪辩护。

   我有一件对不住张律师的事，一直埋在心里。一审法庭辩论，那位享有“杀手”之名的女公诉人，最后竟然求助审判长注意我六四的表现，她说：“高瑜参加动乱、暴乱，是她今天犯罪的根源。”我予以痛斥，我说：“公诉人依据的是陈希同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向人大常委会作的那篇报告，将我一篇优秀的新闻报道打成动乱、暴乱政治纲领，这是对我的政治诬陷。”二审之前，见到张律师和傅律师，我提出要起诉陈希同，张律师支持，说还要当我的律师。九五年元月五日，我下到最边远的延庆监狱之后，就提出要起诉陈希同，监狱慌了手脚，让我家人给我做工作，刚下监我确实感到身心疲惫，我答应可以缓一缓，没想到只不过四、五个月陈希同就垮台了。对张律师我算违约。今天我懊悔莫及的是张律师少留下一篇涉及政治学家严家其，并推翻陈希同“提出非程序权力更迭就是倒邓保赵”这样维护老人政治，诬陷八九民运的诉讼。

   九五年，魏京生和王丹第二次被判重刑。我曾经给张律师写了一封信，想和他开开玩笑。我说谁让您为我辩护得那么好，我要是被判个10年、20年，当局可能不至于那么急赤白脸马上再抓重犯，您大概也可以歇一歇，不用马不停蹄净办这种大案要案，您太累了呀！结果信被狱警当面撕掉。

张思之的情结，也是人民的情结

   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五日，农历除夕，我被“保外就医”。张律师来看我，送我不是一束，而是两束鲜花。十二月五日，又送我在台湾出版的专著《我的辩词与梦想》。这本著作至今也是张大律师从业的精彩卓绝的记录和中国司法现状的缩影。张大律师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辩词，将王军涛“颠覆、煽动案”、鲍彤“泄密、煽动案”、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高瑜“泄密案”四个六四案放在最前边，这是他的六四情结，也是全中国、全世界善良的人的六四情结。八九民主运动是中共建国后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它连接了苏东巨变的链条，在中国却以六四大屠杀为终结。这个情结经过年复一年的积蓄，它已经把五七年反右运动，三年大灾害饿死三、四千万人、十年文革，中国的另外三段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令当局防不胜防。对人民来说，争取民主自由的历史和专制制度对人的残酷迫害的罪恶不可分割。今年是张思之律师从业五十周年，也是他的八十华诞，正是这四段中国历史锻造出中国的大律师张思之。

   一九五七年，张思之是北京市律师界被打中的第一个右派，此后被强迫劳动改造十五年。三九冬夜，右派要干十余个小时的窖冰。张思之回忆：“有几位朋友一趟可以拉上四块到五块，千斤之重，我就差得远了，每次只能拉上两块，四百斤。一趟下来，虽然气温不会高过零下五度，拉冰者都是汗流浃背、棉衣湿透、常能拧出汗水，收工寻火烤干，夜战再披。”

   十年文革之后的第四年，张思之成为北京市律师界的负责人，主管全市的律师业务，编写了《中国律师制度与律师实务》，是第一部律师业务专著，并主编了多种律师培训教材。两案审理，是一次出色的律师实务。对于李作鹏的辩词，有两条是张思之顽强坚持下来的。一是律师认为“庭审活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张思之说：“这不是多余的废话。在我看来，庭审活动是否合法，律师有责任发表见解并请求法庭予以‘确认’，从而加强律师制度对庭审活动应有的广泛的监督作用。”二是对李案的判处应考虑他“早年的革命历史”。

   张思之眼中，李作鹏与江青完全不同，“当时我的印象是，他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个结果了。说一句比喻不恰当的话，这个人真的是个硬骨头，确实是一条好汉。所以廖耀湘毁在他手下不是偶然的。在辽西战场，当时林彪并没有让他那样子打呀，一看当时情况，啪，大氅这么一脱，管你是谁，林彪也不行，就是这样干了。讲这个，我要掉眼泪，真的，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步，不简单。”李作鹏还是破密码专家，“没有我破译这个密码，想越过草地，门儿也没有。”这是李作鹏对张思之说的。张思之生动地记述了案结后会见李作鹏：“他微笑着，把手从棉衣袖筒里利索地抽出来，说了这么一句：‘你们的辩护，好比敲小鼓，可只是敲了个边，没敲到中心点上。’‘呵，敲边鼓！能不能说具体点？’——我问道。这位年轻时专事破译密码的行家，脑子的确转的快，他并不正面回答，有点漫不经心地说：‘不怪你们！’临到谈话结束行将道别时，他冒出了一句：‘写了首诗给你。’我有点情急，想马上看，不料他却告诉我：‘二十年后给你！’我无可奈何地答复他：‘那好，我等二十年。’”

从敲边鼓到擂鼓芯　有声总是胜无声

   二十年中，“敲边鼓”一说，一直让张思之联想到一曲著名的山西民乐“滚核桃”。乐手们把鼓槌扬起，击打得有声有色，但始终在鼓的边缘处滚动，并不触及核心，闭目静听，宛如许多核桃在滚动。“难道我们在‘滚核桃’？”一直是张思之的自问。

   八七年，大律师为辽宁台安三律师被诬遭非法逮捕申诉、为广东电白百户渔民、为保定农民电力工程队担任诉讼，锤锤敲定鼓芯，赢得全胜。八八年，他三上大兴安岭为亲临火场指挥救火的“首犯”——图强林业局局长庄学义辩护。走出法庭，受到千人簇拥，高呼“人民律师万岁！”六四案，张思之在法庭上擂动鼓芯，是世界聆听之声，他却自嘲是“屡战屡败”。军涛案闭庭之后，张思之哭了。他说：“我没有留后手。我哭我自己，主要源于我不得不、不能不在法庭上去维护一个我也说不明白的‘大局’，却无能来维护人民的法律不被曲枉。”

   二○○一年三月，是张思之和李作鹏约定的日子。从山西到北京，几经周折确定李作鹏在北京安度晚年。中间人说：“李作鹏此人现在谁也不见，所以你们就死了心吧。”张思之说：“我不死心，请你告诉他，我是张某人。”电话打过去，李作鹏说：“张某人，我见。告诉他我的电话。”约来约去，约到5月16号。

   《评律师》：尊敬公证人，天知无偏心；官方辩护词，和尚照念经；遵命防风险，明哲可保身；边鼓敲两下，有声胜无声。

   这就是二十年前李作鹏写给张思之的诗。李作鹏说：“你不要生气，如果是现在写，不会是这样。”张思之说：“你这里边，讲了我明哲保身，我说这个事情不存在，因为我是官方派的，官方辩护词嘛，你头一句话就是这个嘛，我给官方办事情，我还需要明哲保身吗？”这个时候，陪同一块儿去的那个年轻律师插了一句：“我们张老师不是那种人，他哪会明哲保身啊。”李作鹏大怒，“啪！”把张思之的大腿一拍：“明哲保身就不错，那么个恶劣的环境，能够做到明哲保身，容易吗？”

   “两案”充当官方律师时代已经过去。“作为律师，我认为应当是一个天然的人权主义者。身处封建专制传统绵亘千年不衰的境地，‘肉食者’的权利意识历来淡薄，使用法律维护人权恰恰是律师的‘正道’。”六四之后，张思之这样说，也不畏艰险一直这样走。冰点事件，全社会都听得到张思之大律师为中国的民主和言论自由擂动的法治建设的鼓声。二○○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六届四次常务会通过并试行《关于律师办理群体事件指导意见》，张思之大律师着实愤怒了。他又一次擂击法治的鼓芯，他质问妄图驾驭十三万律师的领导集团：“让我特别不安的是什么呢？你们说：正确处理这类案件对建设和谐社会至关重要。请告诉我，你们的和谐社会是什么？你们和谐社会的蓝图是什么？什么叫和谐社会？如果是共产党人的话，就应该按照党章的规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没有让你们为和谐社会而奋斗。其次我们现在还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要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可能有和谐社会，因为你要专政，四项基本原则主要一条就是要专政。”

   我热爱张思之大律师为中国擂动的宪政和法治的鼓声，它给人民深刻的启迪和鼓励，我同样热爱童颜鹤发的他特有的穿成串儿的笑声，无论见面，还是在电话里，听到冰糖葫芦般的笑声，我都感到由衷的愉快。那是曾经沧海、见识巫山的人才会有的爽朗、还带顽皮的笑声，那是一种永远的笑声。 

   二○○七年十二月

首发《开放》2008年月元月号

张思之与高瑜

   在我心目中的好老头里，张思之大律师有不可动摇的地位，自然因为他是我的辩护律师。他具有最精湛的专业水准，写出的辩词文采斐然，滴水不漏，篇篇堪称最高范本，显示出他的睿智、博学与雄辩大师的高超技巧。他还那么风度翩翩，从知天命之后才得以“务正业”，到今天八十华诞飞雪盖顶，他永远是一表人才，浑身上下一尘不染。他具有的不仅是中国大律师的风范，也是中国最精致最有尊严的男人的风范。

   他是我心目中数一数二的好老头，当然不仅仅因为是我的辩护律师。书写大律师张思之往往都注重他事业最辉煌之点，一九八○年中国拨乱反正之后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张思之被指定担任“两案”的辩护律师组组长，本来指定他还要做江青的辩护律师，可是第一个提出需要律师的江青，只一个上午的工夫又不要律师了，马上张思之就被指定担任李作鹏的辩护律师，当时是刚刚恢复律师建制之后的最高政治任务，也就是要绝对充当“聋子的耳朵”，张思之竟然能为李作鹏抹掉了两宗大罪，一是参与以林彪为首的、到南方另立党中央的活动；二是参与谋杀毛泽东的“五七一”工程。自张思之之后，中国律师还无人能如此神奇地充当那么大的“耳朵”，中国也再没有那么大的审判。若是用人民心里的那杆秤来秤量，张思之远不止是中国第一大律师，他是人民良心的象征，那才是真正的辉煌和荣誉。

一九九○年的新年，我能想到张思之在想什么

   一九九○年元旦，我被安全局从平谷县秘密转移到永定门外定安里一处居民楼的5层继续关押已经四个月，失去自由整七个月了，在北京城这个人口密集处，我扒着窗户向下望，看不到过年的气氛，晚上听不到鞭炮声，北京人连放炮的心情都没有了。我知道，永远失去亲人的在悲伤地痛哭，像我一样被抓捕的，家人在揪心地惦念，更多的人还在铁血大屠杀的场景中战栗。晚上，就连旁边房间里的看守，谈论的还是六四，我听见她们说，会使枪的人那夜呆在屋子里，根据枪声就能分辨出“这枪打空了……，这枪打中了”。张思之大律师，九○年的元旦，你在想什么，我能想得到，你一定也在想六四。

   八月十日，我突发心脏病，十八天之后，关押近十五个月没有任何文字手续，我被释放回家。丈夫对我说：“你哪里也不要去，但一定要去看看丁子霖老师，她的小儿子被打死了。”儿子在旁边说：“他们两人一打电话，就对着哭。”天哪！我知道人民大学打死了一个高中的学生，怎么也想不到会是丁老师的儿子。仅隔一天，我就去看望了丁老师。九一年元旦之后，我必须频繁走出家门了，因为陈子明、王军涛两案进入了法庭审理，他们是政府指定的黑手，是我的经济学周报的同事，我责无旁贷要写报道，要告诉全世界他们是中国多么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无罪。军涛家人聘请的辩护律师正是张思之。那时候可没有维权律师的队伍，张思之当时因六四也正在接受审查，“不尊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六四学生闹事”、“发表含有政治错误的文章”、“讲课缺乏阶级观点”，都是罪名，为王军涛作辩护，无疑要把已经扣到头上的一顶顶罪名做实。三月，张思之为军涛的辩词和我的两个长篇报道都选择在八十年代富有自由民主传统的香港镜报杂志发表，镜报六四之后也被中共当局多次点名。但是我收到来自镜报的反馈是：“我们后悔报道王军涛，香港人对六四已经厌烦了，影响我们的销路了。”实际是老板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诱惑之下准备转态了。面对如此恶劣的政治和法律环境，张大律师舍己求真，凭借的难道只是勇气？

   一九九二年最吸人眼球的鲍彤案进入法庭审理，鲍彤案的实质是要他代共产党受过，要把六四屠杀的责任强加到反对开枪的赵紫阳这个大秘书身上。我采访了鲍彤夫人和女儿，她们告诉我为鲍彤聘请的律师是张思之。我非常激动，我知道中国司法史上最丑陋又最华美的一章即将展开，鲍彤和张思之是最完美的组合，他们以正义和人性为剑，将与专制独裁的刽子手正面交锋，不管他们躲在密室里看实况转播还是看录像。

张律师为我辩护，孰输？孰赢？

   张思之在他的专著后记中，这样写到了我：“战到一九九四年，‘败绩’又扩大了。我在高瑜‘非法提供秘密’罪案中感受到了前此未曾经历的困惑。”作为当事人，我不尽认同。我认为这是被强烈的情结蒙蔽了的一种苛求。就像他批评鲍彤的“当局者迷”，鲍彤在法庭陈述里要求法庭“不唯上，不唯书，唯客观就行”。张思之写道：“对于他的案子，要求法官做到‘不唯书’，可能；要求‘不唯上’，又怎么办得到呢？哪个法官能判定这个案子呢？”鲍彤的苛求是对法官，张思之的苛求是对自己。

   一九九三年秋，奥运投票北京输给悉尼一个星期之后，十月二日我第二次被当局抓捕。第二年三月，我在安全局大红门看守所接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为境外机构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对我的起诉书，因为看守所拒绝提供任何法律文本，我根本不知道我是以重罪被起诉的。四月临近开庭，我见到张思之和牛炳宜律师，临别张律师只反复说了三个字：“重点好，重点好。”我一直自己在解惑，是安慰我，还是让我有思想准备？

   在北京中院对我不公开审理的秘密法庭，两位律师为我进行了无罪辩护，我为律师为我付出的巨大辛劳，感动无比，他们为证明我向办案人员交代的给香港镜报写的几篇时政评论不涉及国家机密，拿到法庭厚厚一摞多达五十多份证据。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使法庭不得不接受。二审阅卷张律师发现这五十多份证据竟然一份也没有入卷，不知被搞到哪里去了。经过漫长七个月的等待，中院以“本案证据尚需进一步查证”，先后两次退检察分院查证。十一月二日清晨，我从每天仅有的半个小时新闻广播中，听到副总理李岚清结束访美，明显是无功而返，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复关’的最后努力泡汤了，我就要宣判了。”十日一早，我被拉到中院开庭宣判，令我大大惊讶的是我的家人没有出现在听众席，我的律师张思之、牛炳宜也没有在辩护席，中国法律硬性规定，一切宣判都应该是公开的，这不是非法宣判吗！更让我惊讶的，法官宣读的判决书，认定检察分院“指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却给我改了罪名，将“反革命罪”里最高至死刑的“为境外机构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改为“公务员渎职罪”里的“泄密罪”。此罪刑期最高七年，判了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我在法庭上笑了，这弄得举着相机和闪光灯的法庭摄影不知如何是好，我认为两位律师为我的辩护胜利了，他们正义的辩词击倒了强权，虽然强权耍赖，死不认输。

   法庭宣判的闹剧一直扩大到庭外，不到中午，香港、美国、法国，世界各地记者的电话就打到我家，问：“你妈被判6年，你有何感想？”儿子如实回答：“我还不知道。”儿子打电话到办公室问他爸爸，他爸爸也不知道，有意思的是我丈夫打电话给张思之律师，张律师也不知道，由张律师向法庭求证，二十分钟之后回电：“是有这么回事。”二审由张思之律师和他的学生傅可心律师继续为我作无罪辩护。

   我有一件对不住张律师的事，一直埋在心里。一审法庭辩论，那位享有“杀手”之名的女公诉人，最后竟然求助审判长注意我六四的表现，她说：“高瑜参加动乱、暴乱，是她今天犯罪的根源。”我予以痛斥，我说：“公诉人依据的是陈希同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向人大常委会作的那篇报告，将我一篇优秀的新闻报道打成动乱、暴乱政治纲领，这是对我的政治诬陷。”二审之前，见到张律师和傅律师，我提出要起诉陈希同，张律师支持，说还要当我的律师。九五年元月五日，我下到最边远的延庆监狱之后，就提出要起诉陈希同，监狱慌了手脚，让我家人给我做工作，刚下监我确实感到身心疲惫，我答应可以缓一缓，没想到只不过四、五个月陈希同就垮台了。对张律师我算违约。今天我懊悔莫及的是张律师少留下一篇涉及政治学家严家其，并推翻陈希同“提出非程序权力更迭就是倒邓保赵”这样维护老人政治，诬陷八九民运的诉讼。

   九五年，魏京生和王丹第二次被判重刑。我曾经给张律师写了一封信，想和他开开玩笑。我说谁让您为我辩护得那么好，我要是被判个10年、20年，当局可能不至于那么急赤白脸马上再抓重犯，您大概也可以歇一歇，不用马不停蹄净办这种大案要案，您太累了呀！结果信被狱警当面撕掉。

张思之的情结，也是人民的情结

   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五日，农历除夕，我被“保外就医”。张律师来看我，送我不是一束，而是两束鲜花。十二月五日，又送我在台湾出版的专著《我的辩词与梦想》。这本著作至今也是张大律师从业的精彩卓绝的记录和中国司法现状的缩影。张大律师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辩词，将王军涛“颠覆、煽动案”、鲍彤“泄密、煽动案”、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高瑜“泄密案”四个六四案放在最前边，这是他的六四情结，也是全中国、全世界善良的人的六四情结。八九民主运动是中共建国后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它连接了苏东巨变的链条，在中国却以六四大屠杀为终结。这个情结经过年复一年的积蓄，它已经把五七年反右运动，三年大灾害饿死三、四千万人、十年文革，中国的另外三段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令当局防不胜防。对人民来说，争取民主自由的历史和专制制度对人的残酷迫害的罪恶不可分割。今年是张思之律师从业五十周年，也是他的八十华诞，正是这四段中国历史锻造出中国的大律师张思之。

   一九五七年，张思之是北京市律师界被打中的第一个右派，此后被强迫劳动改造十五年。三九冬夜，右派要干十余个小时的窖冰。张思之回忆：“有几位朋友一趟可以拉上四块到五块，千斤之重，我就差得远了，每次只能拉上两块，四百斤。一趟下来，虽然气温不会高过零下五度，拉冰者都是汗流浃背、棉衣湿透、常能拧出汗水，收工寻火烤干，夜战再披。”

   十年文革之后的第四年，张思之成为北京市律师界的负责人，主管全市的律师业务，编写了《中国律师制度与律师实务》，是第一部律师业务专著，并主编了多种律师培训教材。两案审理，是一次出色的律师实务。对于李作鹏的辩词，有两条是张思之顽强坚持下来的。一是律师认为“庭审活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张思之说：“这不是多余的废话。在我看来，庭审活动是否合法，律师有责任发表见解并请求法庭予以‘确认’，从而加强律师制度对庭审活动应有的广泛的监督作用。”二是对李案的判处应考虑他“早年的革命历史”。

   张思之眼中，李作鹏与江青完全不同，“当时我的印象是，他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个结果了。说一句比喻不恰当的话，这个人真的是个硬骨头，确实是一条好汉。所以廖耀湘毁在他手下不是偶然的。在辽西战场，当时林彪并没有让他那样子打呀，一看当时情况，啪，大氅这么一脱，管你是谁，林彪也不行，就是这样干了。讲这个，我要掉眼泪，真的，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步，不简单。”李作鹏还是破密码专家，“没有我破译这个密码，想越过草地，门儿也没有。”这是李作鹏对张思之说的。张思之生动地记述了案结后会见李作鹏：“他微笑着，把手从棉衣袖筒里利索地抽出来，说了这么一句：‘你们的辩护，好比敲小鼓，可只是敲了个边，没敲到中心点上。’‘呵，敲边鼓！能不能说具体点？’——我问道。这位年轻时专事破译密码的行家，脑子的确转的快，他并不正面回答，有点漫不经心地说：‘不怪你们！’临到谈话结束行将道别时，他冒出了一句：‘写了首诗给你。’我有点情急，想马上看，不料他却告诉我：‘二十年后给你！’我无可奈何地答复他：‘那好，我等二十年。’”

从敲边鼓到擂鼓芯　有声总是胜无声

   二十年中，“敲边鼓”一说，一直让张思之联想到一曲著名的山西民乐“滚核桃”。乐手们把鼓槌扬起，击打得有声有色，但始终在鼓的边缘处滚动，并不触及核心，闭目静听，宛如许多核桃在滚动。“难道我们在‘滚核桃’？”一直是张思之的自问。

   八七年，大律师为辽宁台安三律师被诬遭非法逮捕申诉、为广东电白百户渔民、为保定农民电力工程队担任诉讼，锤锤敲定鼓芯，赢得全胜。八八年，他三上大兴安岭为亲临火场指挥救火的“首犯”——图强林业局局长庄学义辩护。走出法庭，受到千人簇拥，高呼“人民律师万岁！”六四案，张思之在法庭上擂动鼓芯，是世界聆听之声，他却自嘲是“屡战屡败”。军涛案闭庭之后，张思之哭了。他说：“我没有留后手。我哭我自己，主要源于我不得不、不能不在法庭上去维护一个我也说不明白的‘大局’，却无能来维护人民的法律不被曲枉。”

   二○○一年三月，是张思之和李作鹏约定的日子。从山西到北京，几经周折确定李作鹏在北京安度晚年。中间人说：“李作鹏此人现在谁也不见，所以你们就死了心吧。”张思之说：“我不死心，请你告诉他，我是张某人。”电话打过去，李作鹏说：“张某人，我见。告诉他我的电话。”约来约去，约到5月16号。

   《评律师》：尊敬公证人，天知无偏心；官方辩护词，和尚照念经；遵命防风险，明哲可保身；边鼓敲两下，有声胜无声。

   这就是二十年前李作鹏写给张思之的诗。李作鹏说：“你不要生气，如果是现在写，不会是这样。”张思之说：“你这里边，讲了我明哲保身，我说这个事情不存在，因为我是官方派的，官方辩护词嘛，你头一句话就是这个嘛，我给官方办事情，我还需要明哲保身吗？”这个时候，陪同一块儿去的那个年轻律师插了一句：“我们张老师不是那种人，他哪会明哲保身啊。”李作鹏大怒，“啪！”把张思之的大腿一拍：“明哲保身就不错，那么个恶劣的环境，能够做到明哲保身，容易吗？”

   “两案”充当官方律师时代已经过去。“作为律师，我认为应当是一个天然的人权主义者。身处封建专制传统绵亘千年不衰的境地，‘肉食者’的权利意识历来淡薄，使用法律维护人权恰恰是律师的‘正道’。”六四之后，张思之这样说，也不畏艰险一直这样走。冰点事件，全社会都听得到张思之大律师为中国的民主和言论自由擂动的法治建设的鼓声。二○○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六届四次常务会通过并试行《关于律师办理群体事件指导意见》，张思之大律师着实愤怒了。他又一次擂击法治的鼓芯，他质问妄图驾驭十三万律师的领导集团：“让我特别不安的是什么呢？你们说：正确处理这类案件对建设和谐社会至关重要。请告诉我，你们的和谐社会是什么？你们和谐社会的蓝图是什么？什么叫和谐社会？如果是共产党人的话，就应该按照党章的规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没有让你们为和谐社会而奋斗。其次我们现在还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要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可能有和谐社会，因为你要专政，四项基本原则主要一条就是要专政。”

   我热爱张思之大律师为中国擂动的宪政和法治的鼓声，它给人民深刻的启迪和鼓励，我同样热爱童颜鹤发的他特有的穿成串儿的笑声，无论见面，还是在电话里，听到冰糖葫芦般的笑声，我都感到由衷的愉快。那是曾经沧海、见识巫山的人才会有的爽朗、还带顽皮的笑声，那是一种永远的笑声。 

   二○○七年十二月

首发《开放》2008年月元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