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产品在其他国家被频频召回，但在中国却很少有产品因质量问题而被下架、禁止销售。一方面是中国缺乏产品召回制度，同时也是因为中国内销产品的安全标准往往低于国际标准。

一位顾客在超市购物

去年6月，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进口警报说，从中国进口牙膏中检出了最高含4%的二甘醇，警告不要使用中国制造的牙膏。

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去年7月发出公告，禁止企业用二甘醇作为牙膏原料、禁止出口这类牙膏，但是对于已经在中国国内上市的牙膏并没有规定禁止销售。相反，质检总局在同一公告中说，使用二甘醇含量低于15.6%的牙膏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请消费者不要因使用过含二甘醇牙膏而担心健康受到影响”。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虽然中国产品在其他国家被频繁召回，但在中国却很少有这种情况。一方面是除了药品召回制度以外，中国对很多产品还没有召回制度，同时也是因为中国国内的产品安全标准往往低于其他国家的标准。

以车辆安全评价体系为例，美国的标准是正面碰撞时速56公里，而中国的正面碰撞标准时速是50公里。
中国农业部副部长高鸿宾星期二也承认，中国的标准制定起步较晚，和发达国家的标准还有一定差距。

消费者权益组织“王海热线”的王海说，内销产品标准过低是因为在标准起草过程当中，没有消费者利益的代表参加。

王海说：“中国质量标准为什么提高不了呢？关键的问题是，首先，标准是由企业主导或者说企业牵头制定的，公众参与程度过低，或者说消费者利益集团就没法参与，因为经营者利益代言人组织比较发达。反过来呢，消费者的利益代言人组织几乎没有，中国几乎没有真正的消费者的利益代言人组织。消协是个官方的，它起到的代表消费者利益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一些第三方的检验机构又没有，检验机构又基本上都是官方或者半官方的。”

王海说，在经营者和消费者博弈过程当中，经营者有充分的组织资源，但消费者没有。他说，政府往往因为要发展经济而对企业网开一面。此外，很多企业是国企，或者有政府背景的。媒体呢，首先也是国家的，其次也不敢得罪广告大户。

但是，北京消费者协会的法律顾问丘宝昌说，不能笼统地说中国国内的标准低，出口标准就高。

丘宝昌说：“我们国内有我们国内的标准。如果我们国内的标准，我们达到这标准了，在中国销售没有问题，但是中国的标准和其他国家的标准是不是一致？都是同一个标准？我认为这个也不可能。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含量等等，不可能统一化。”

他说，国内标准制定的时候也已经充分地考虑到了要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说，很多专供出口的农产品都经过精加工，跟国内销售的不一样。虽然提高内销的标准也是很多人的共识，但是真的推动起来会有很多问题。

毛寿龙说：“比如说，像很多企业可能就要被淘汰，今年本身食品价格就上涨很快，一系列的工艺改进，还有其它各方面的投资加进去，还有的人力要进行培训，包括行业组织的管理等等，这组织成本都可能，相对来讲，会比较高，那么可能一下子会让市场出现很大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如果适应不了的话，有可能使得价格不像目前那样5%、10%或者20%、30%那么个速度上涨，可能会百分之百的速度上涨，可能会引起一些社会问题。”

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的龙永图曾经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中国媒体上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他认为今天中国经济逐渐发展的时候，不需要再搞两套标准，好象出口的标准就高，出口达不到标准就转内销了。他说，过去穷的时候也只能这样了，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中国老百姓的健康和外国人的健康是一样重要。

虽然中国产品在其他国家被频频召回，但在中国却很少有产品因质量问题而被下架、禁止销售。一方面是中国缺乏产品召回制度，同时也是因为中国内销产品的安全标准往往低于国际标准。

一位顾客在超市购物

去年6月，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进口警报说，从中国进口牙膏中检出了最高含4%的二甘醇，警告不要使用中国制造的牙膏。

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去年7月发出公告，禁止企业用二甘醇作为牙膏原料、禁止出口这类牙膏，但是对于已经在中国国内上市的牙膏并没有规定禁止销售。相反，质检总局在同一公告中说，使用二甘醇含量低于15.6%的牙膏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请消费者不要因使用过含二甘醇牙膏而担心健康受到影响”。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虽然中国产品在其他国家被频繁召回，但在中国却很少有这种情况。一方面是除了药品召回制度以外，中国对很多产品还没有召回制度，同时也是因为中国国内的产品安全标准往往低于其他国家的标准。

以车辆安全评价体系为例，美国的标准是正面碰撞时速56公里，而中国的正面碰撞标准时速是50公里。
中国农业部副部长高鸿宾星期二也承认，中国的标准制定起步较晚，和发达国家的标准还有一定差距。

消费者权益组织“王海热线”的王海说，内销产品标准过低是因为在标准起草过程当中，没有消费者利益的代表参加。

王海说：“中国质量标准为什么提高不了呢？关键的问题是，首先，标准是由企业主导或者说企业牵头制定的，公众参与程度过低，或者说消费者利益集团就没法参与，因为经营者利益代言人组织比较发达。反过来呢，消费者的利益代言人组织几乎没有，中国几乎没有真正的消费者的利益代言人组织。消协是个官方的，它起到的代表消费者利益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一些第三方的检验机构又没有，检验机构又基本上都是官方或者半官方的。”

王海说，在经营者和消费者博弈过程当中，经营者有充分的组织资源，但消费者没有。他说，政府往往因为要发展经济而对企业网开一面。此外，很多企业是国企，或者有政府背景的。媒体呢，首先也是国家的，其次也不敢得罪广告大户。

但是，北京消费者协会的法律顾问丘宝昌说，不能笼统地说中国国内的标准低，出口标准就高。

丘宝昌说：“我们国内有我们国内的标准。如果我们国内的标准，我们达到这标准了，在中国销售没有问题，但是中国的标准和其他国家的标准是不是一致？都是同一个标准？我认为这个也不可能。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含量等等，不可能统一化。”

他说，国内标准制定的时候也已经充分地考虑到了要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说，很多专供出口的农产品都经过精加工，跟国内销售的不一样。虽然提高内销的标准也是很多人的共识，但是真的推动起来会有很多问题。

毛寿龙说：“比如说，像很多企业可能就要被淘汰，今年本身食品价格就上涨很快，一系列的工艺改进，还有其它各方面的投资加进去，还有的人力要进行培训，包括行业组织的管理等等，这组织成本都可能，相对来讲，会比较高，那么可能一下子会让市场出现很大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如果适应不了的话，有可能使得价格不像目前那样5%、10%或者20%、30%那么个速度上涨，可能会百分之百的速度上涨，可能会引起一些社会问题。”

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的龙永图曾经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中国媒体上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他认为今天中国经济逐渐发展的时候，不需要再搞两套标准，好象出口的标准就高，出口达不到标准就转内销了。他说，过去穷的时候也只能这样了，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中国老百姓的健康和外国人的健康是一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