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历史的问题需要再一次提出：晚清政府在最后差不多100年的时间之内，的确让中国的市场变得比过去要活跃，要有规模，要有国际化气象，一批官商结合企业的兴起，的确使得中国社会第一次出现了具有醒目特征的近现代企业和企业家，中国的国力在1842年-1895年之间，一度雄踞亚洲之首，无论是国家的经济总量，还是军事力量，其他亚洲国家都不能望其项背。但为什么晚清政府却没有利用这样的经济发展态势，将中国带入真正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令人不能理解的是，不仅晚清政府没有建立其现代化的国家秩序，反而进入1900年代之后，辛亥革命爆发，这个曾经构想自上而下改革的帝国政府，竟然迅速崩溃。
一种解释的路径，是晚清政府面对新的时代，新的经济格局，依然使用陈旧的管理方式，这导致近代化的进程和朝廷管理方式之间构成一种巨大的撕裂。的确，晚清最后几十年，民间的反抗此起彼伏，地方政权军事化，地方乡绅和新崛起的商业团体，使得晚清政府的大政府管理方式失去了足够的财力和军力支持。传统的药方，当然是要继续做大政府的规模和实力，然后用堵的方式化解社会问题；新的方法，则是顺应社会的转型和市场经济的逻辑，用现代化的方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方法，来解决危机。
很遗憾，晚清政府选择的是前者。
事实上，真正的儒家传统观念，并不支持国家过多参与经济管理事务，但是这种观念很早就被朝廷抛弃，一种相反的价值观成为主流，人们普遍相信，工业的发展，经济的转型，政府对经济事务的控制，是帝国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的基础。刚开始，官僚们对外国人的经济渗透是非常警惕的，提出了自强的主流意识形态，以求避开帝国主义的控制，确保朝廷大体。大量的改良主义人士，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维度上思考和工作，比如设立通商口岸，就是为了将外国人的势力锁定在几个狭小的城市，而不至于让整个中国都被外国人控制。比如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是朝廷官员意识到了技术的重要性，中国的改革，必须吸收科学新技术，这甚至包括了要改革教育制度，制定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的法规，有人还趁机提出了更加重要的制度，代议制。
但这一切的构想，都是要以官僚的觉醒为基础，更重要的是要按照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秩序来推行。这才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最大的历史真相：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的思想和政策，一直以来都是通过官僚和改良者之间的私人关系，才得以缓慢推广。事实正是如此。中国历来的确存在改良主义，但是大量的改良主义人士，都有意无意地遵循两种原则，第一是提倡自上而下的渐进主义秩序，幻想构建一个由国家和政府推动的真正的改革，第二是大量的改良主义人士为此纷纷挤进官僚团体，接受政府的顾问等诸多闲职，甚至是实职。
两个历史的悖论显得非常醒目：一个早就被既得利益把持的现行官僚集团，事实上不太可能对自身的利益进行真正有影响力的改革，这导致中国社会进入近代化以来，所有的改革都是隔靴搔痒，不切实际，导致所有的改革似乎都是政府对民间社会，对每一个人的利益恩赐；另一个巨大的现实则是，大量本来有改革精神，有一定现代化事业的改革派人士，一旦进入官僚体系，迅速被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吸收并同化。
历史就是按照这种令人沮丧的逻辑在推进。当试图改革的人们看到了一点短期的利益，改革的激情就开始减弱，改革的内容也越来越空洞。历史作证，1895年中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晚清政府已经没有任何能力领导一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当时，一批改良主义人士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反思的路径依然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思维方式。比如人们发现，在没有进行税制改革的前提下，政府的财力应不太允许政府对所有的工业化进行直接的投资，而土地税早就面临着民间的抵制，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难以为继。在财政收入的分配方面，各省的实力在做大，中央政府的力量在弱小。基本上，除了海关税有所增加之外，中央政府所掌握的财源，只能勉强维持行政开支。
本来，在过去的大概20年之内，政府曾经以官商结合的模式主导建设了一批近代化的企业，但依然是官僚和企业家阶层严重的相互依赖，导致这一批官商合办的企业没有良好的发展，市场的力量弱于政府的力量，晚清政府并没有在这个时候培训出真正的新财源。
初衷当然是美好的。李鸿章等改良派的精英甚至比很多人都看得更远，比如在操持官商合办企业的时候，为了防止朝廷和各路官僚对企业的干预，当然也是为了调动民间的积极性，新起来的企业被允许主要依靠民间资金，而不是完全依赖朝廷的投资。改良派人士似乎找到了一种不错的企业管理方式，通过选择私人投资者和私人企业管理者，给予他们一些政府的权力，甚至吸收他们进入政府机构，让他们成为官僚集团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历来的谋略大概都是这样：已经形成的官僚集团只是这个国家管理层的核心，在这个核心的周围，则是众多的合作者，在企业和企业家越来越重要的时代背景下，这个合作的对象，当然要发展到对所有资本持有者和企业家，要越过意识形态的障碍，越过官僚阶层的出身论，将传统的政府管理集团演变成一个更大范围的官僚组合。
这样做的好处，几乎是立即可以预期的。在发展近现代工业，甚至在发展这个古老国家的市场经济秩序的过程中，政府不用承担生产和交换的成本，但是却能够对新生的商业阶层实行有效的控制。这正是著名的洋务运动的主要方法论。官僚阶层事实上对改良派，尤其对一批有资本市场能力的买办人士，并不信任，但国家面临近代化的压力，朝廷财政匮乏，变化成为必然。所以政府必须启用民间人士，发挥私人资本的作用，以此推动由政府实际掌控的国家近现代工业化运动。这正是官商结合体制大行其道的利益逻辑，也正是通商口岸的经济形态终于可以得以市场化的市场理由。
但这么做的坏处更加一目了然。首先是政府和企业的不分开，导致政府必须要干预企业，这严重抑制了企业的自由成长，抑制了市场的进一步分工，导致企业和企业家只能充当政府官僚的门下走狗，刚开始可能有明显的效益，但很快人们就发现，企业不过是政府的延伸，企业家不过是官僚集团的佣人，国家的经济依然是醒目的大政府自上而下的秩序，而不是市场的自发秩序。这样的格局，对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优秀人才，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比如企业的产权，企业家不可能完全把握，当企业破产的时候，所有的负担都属于企业家，但官僚却是优先的债权人。
一个国家的经济格局如此，作为新生代的商业资本阶层，显然不愿意长期处在这种被动的状态中。在内部分裂越来越严重，政府不得不接受官商合作的制度背景下，商人力量的提高，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一大批具有企业家天分的商人不仅推动着市场的发展，而且开始真正影响社会甚至政治利益格局。晚清最后20年的确就是如此，王朝在衰落，商人团体在发展，私人和民间性质的企业家阶层，商业团体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条件，就需要重新界定。晚清最后20年推出的诸多经济改革政策，正是民间力量推动的结果。
应该说，中日海战之后，晚清的大政府经济导向政策开始瓦解，中国社会从过去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路径，慢慢转向了一种由民间推动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转型。这个时候的晚清政府，事实上是做出了让步的，环境发展如此，官僚们知道必须顺应大势。一系列新政中，教育、军事和行政等方面的改革，比较醒目。政府的目的，当然是要复兴清朝权威，通过中央集权的，有经济发展能力的官僚体制，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1906年是一个改革之年，清政府甚至开始筹备议会选举。站在中国历史的轨迹里看，这太让人意外了。事实上很多政府都这么做过，比如当年的卑斯麦，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政府，但日本显然成功了，晚清却归于彻底失败。
一种权威的解释，是推动改良的人士，权力不够大，他们没有能力彻底让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共和，走向真正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在一个长期依靠自上而下改革的思维路径之下，改良派存在对大政府天然的依赖性，中国需要的应该是一种民间的觉醒，一种自下而上的渐进性的改革，然后用一种到逼的方式来推动政府放权让利。
这样的解释有道理，晚清最后几年的改革，事实上一直是政府主导的改良计划，政府退出的计划是保守的，是对既得利益的依依不舍，这让很多期待改革的人们伤心不已。悲剧由此出现，改良的目的是和平的渐变，但结果却是革命性的暴力战争。
至此，依靠自上而下的秩序进行改良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在这里划上了一个悲剧性的句号。暴力带来的，不可能是建设，只能是破坏。有意思的是，晚清在一片嘘声中崩溃，但晚清自上而下的大政府主义方法论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它变换了一种形式，开始出现在中国人的生活里，无论是民国时代，还是后面靠枪杆子夺得政权的共产党政权，都深深迷恋这种自上而下的发展方法论，不仅经济政策方面如此，文化思想领域，更是如此。这个古老国家的发展，虽然脚步迈进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大门，但在观念的层面，思想的层面，方法论的层面，头脑却依然停留在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大政府模式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