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关于中国富翁的数据引起了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据最新胡润财富榜，中国有106位资产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人数仅次于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也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资产在百万美元以上的中国家庭数量已达31万户，排名世界第五。《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在对中国个人财富神速增长大加感叹的同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富人将怎样使用他们的财富以及财富赋予他们的影响力？
　　提起这个话题就免不了要说到慈善。《华尔街日报》的“财富报告”专栏作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曾在他的博客里指出，一方面不少中国富豪是靠与政府间的暧昧关系发的家，另一方面他们还远没有学会美国式的慈善。弗兰克总结说，在更多中国人享受到新增财富的好处之前，中国的富人很难赢得国人以至世界的尊重。
　应该承认的是，中国已经有了一些热心公益事业的富豪。胡润慈善榜上的100名企业家自2003年以来共捐款近95亿美元，而且去年的捐款数额较之前有了很大飞跃。但现代慈善事业在中国毕竟才刚刚起步，参与的人群很小，加之政府仍在控制私人慈善组织的发展，造成可供选择的机构有限，透明度也比较低。
　　什么是美国式慈善？我的理解是：这是美国的一个“全民性运动项目”。美国人根底里天真的理想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决定他们愿意相信个人力量能够改变世界。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象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那样拿出几百亿美元来拯救世界，也不是所有善举都出于纯粹利他主义的动机，但他们参与慈善活动的热情应该是没有几个民族可以比拟的。
　 印地安那大学慈善研究中心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有67%的美国家庭向慈善机构捐过款，高收入家庭（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上、财产在100万美元以上）的捐款比例更是高达98%。事实上，过去40年来，美国人的年均慈善捐款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8%。
　　这与中国人“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不仅认为个人财富应主要用于荫泽子孙，而且对做善事的人常抱有一种怀疑态度：哪位善人若是不做绝对的无名氏，则其善举不是为名便是为利。我在北京的一位朋友便曾问过我：“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到底图什么呢？”
　　巴菲特因支持征收遗产税而受到反对者的抨击，但我还没有听到太多对他和比尔•盖茨行善动机的质疑。这个世上有什么东西能值几百亿美元呢？
　　一般美国人热衷捐款的最主要原因应该是为了避税。美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给捐款者减税的国家之一，捐款减税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便是捐了旧衣服都可以要求减税。政界人物参加竞选时，媒体常会查他们的报税表，根据减税数额判断他们是否热衷公益事业。从美国总统到地方议员都有因为税表上减税数额少而受到大众舆论讥讽的事例。虽然也存在反对这种税法的声音，但很多有钱人，包括巴菲特，都认为他们选择的慈善组织比政府更有效率，能让他们的钱在改变社会现状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
　　对有钱、有权、有名的美国人来说，参加各种公益活动、资助文化艺术组织是他们社交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纽约大小报纸上经常有关于公益活动的图片报道，照片上的人都穿着隆重的晚礼服，一次活动动辄募集到几十万，几百万美元的善款。大博物馆里几乎每个厅都以重要捐助人的名字命名，能进入这些大博物馆的理事会是很高的社会荣誉。例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理事会成员名单上就有洛克菲勒、普利策、兰黛，以及很多在中国知名度不高，但在美国商界绝对是响当当的家族姓氏。当然美国社会对这种捐钱得名的现象也有争议，认为有些有钱人的动机不单纯是为了支持艺术，同时也是为了避税，提高社会地位。
　　还有的有钱人甚至把公益活动当成了竞技体育。据《华尔街日报》2005年一篇头版文章报道，虚荣的资产管理经理阿尔伯托•维拉(Alberto Vilar)到处许诺捐款，说要给哥伦比亚大学1,000万，给纽约大学2,340万，给洛杉矶歌剧院1,000万，可是最终真正兑现的捐款却只有几百万美元。在所管理的资产几乎全部灰飞烟灭的时候他还到处出席高尚公益活动，吹嘘自己的财富和慷慨。在被指控诈骗并受到拘捕后，他甚至拿不出400万美元的保释金。
　　那么，普通美国人除了可以少交税外，究竟从捐款、做义工中得到了些什么呢？我询问了一些同事、熟人和朋友。一位同事的老公结婚前曾为一家宠物收容中心溜狗。她开玩笑说他可能是想借溜狗结识有狗的单身女性。另一位同事每周五早晨到自己家附近的小学给孩子们读书，也算圆她小时候当老师的梦想。Mark Sue是一位成功的金融分析师。他很小便随父母从韩国移民到纽约，现在想回报社会，正在筹办一个金融界亚裔美国人的慈善组织。Robert Laikin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分销商Brightpoint的总裁。他和妻子每年拿出收入的10%捐助犹太人组织、无家可归者收留所、儿童之家等各类慈善机构。他说给予让他快乐。Mark Carroll是高盛的一位董事总经理。2005年，他放弃了几百万美元的收入在芝加哥一家培训无家可归者工作技能的慈善组织工作了一年。他最大的感受是和那些人相比自己实在是太幸运了。一位跨国公司高管在一个鸡尾酒会上悄悄告诉我，对他来说，做慈善机构的理事会成员、参加公益活动给他提供了接近权贵、培养人脉的宝贵机会。
　　美国人热衷慈善也与他们浓厚的宗教情节有关。教堂在很多西欧国家日渐消失的同时，在美国却是蒸蒸日上。一些超级教堂的信徒人数成千上万，财政来源也很充足。英文里有个词“Tithing”专指把年收入的10%捐给教堂的做法。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这个传统是否属于《圣经》真传，但还是有一些人严格奉行。2006年美国人给宗教组织的捐献仍达970亿美元，约占全部慈善捐献的三分之一。我前面采访过的很多人都提到他们最早的公益记忆是小时候随父母在教堂里捐款、做义工。
　　在美国，捐款的渠道也是多不胜数。几乎任何人都可以组建自己的非赢利组织，每个人对把钱捐给谁，怎么捐有很多选择和自由。某某富翁因为亲人死于某种顽症而捐出几千万美元建立基金会用于这种疾病的研究，类似的报导在美国报纸上比比皆是。
　　可以说，在美国你不想捐钱、出力都难。非赢利的公共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整天在耳边督促你慷慨解囊。临近圣诞节，连报纸杂志上都满篇是到哪里捐钱的建议。甚至连你的熟人、朋友也需要你帮忙实现他们的梦想。在华尔街上做金融分析师的Ping Zhao已经连续几年给她好朋友的丈夫、做外科医生的Scott的癌症研究项目捐款。去年我的朋友Piya为了争取到跑马拉松的资格，给一个慈善组织募集了4,000美元的捐款，都是亲友帮的忙。
　　很多慈善机构有很好的档案库和外联部门，保证你源源不断地收到他们的筹款信。我最近就接到了人权组织大赦国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给发展中国家唇裂儿童免费做手术的“微笑列车”等一系列筹款信。感恩节吃饭时碰到的一个叫Robin的电影制作人就笑说，那么多的信，让你永远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多。
　　有时候，我对美国人助人的原则也感到困惑，尤其是有些人可以对地球另一端的陌生人慷慨解囊却对家人非常吝啬。我不希望我们中国人丢弃传统的家庭观念，但我希望我们能扩大视野，看到除家里人以外，世界上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助。在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希望富人们能意识到与更多的人分享财富将有利于他们的子孙生活在一个稳定的社会。我也希望富人们乐于把他们的名字借给慈善组织，而大众舆论也少花些时间评价某某人的善举是否纯粹出于利他主义。动机纯不纯有什么关系呢？最重要的是有困难的人得到了帮助。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来源日期：2008-1-19

最近几个关于中国富翁的数据引起了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据最新胡润财富榜，中国有106位资产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人数仅次于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也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资产在百万美元以上的中国家庭数量已达31万户，排名世界第五。《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在对中国个人财富神速增长大加感叹的同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富人将怎样使用他们的财富以及财富赋予他们的影响力？
　　提起这个话题就免不了要说到慈善。《华尔街日报》的“财富报告”专栏作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曾在他的博客里指出，一方面不少中国富豪是靠与政府间的暧昧关系发的家，另一方面他们还远没有学会美国式的慈善。弗兰克总结说，在更多中国人享受到新增财富的好处之前，中国的富人很难赢得国人以至世界的尊重。
　应该承认的是，中国已经有了一些热心公益事业的富豪。胡润慈善榜上的100名企业家自2003年以来共捐款近95亿美元，而且去年的捐款数额较之前有了很大飞跃。但现代慈善事业在中国毕竟才刚刚起步，参与的人群很小，加之政府仍在控制私人慈善组织的发展，造成可供选择的机构有限，透明度也比较低。
　　什么是美国式慈善？我的理解是：这是美国的一个“全民性运动项目”。美国人根底里天真的理想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决定他们愿意相信个人力量能够改变世界。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象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那样拿出几百亿美元来拯救世界，也不是所有善举都出于纯粹利他主义的动机，但他们参与慈善活动的热情应该是没有几个民族可以比拟的。
　 印地安那大学慈善研究中心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有67%的美国家庭向慈善机构捐过款，高收入家庭（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上、财产在100万美元以上）的捐款比例更是高达98%。事实上，过去40年来，美国人的年均慈善捐款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8%。
　　这与中国人“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不仅认为个人财富应主要用于荫泽子孙，而且对做善事的人常抱有一种怀疑态度：哪位善人若是不做绝对的无名氏，则其善举不是为名便是为利。我在北京的一位朋友便曾问过我：“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到底图什么呢？”
　　巴菲特因支持征收遗产税而受到反对者的抨击，但我还没有听到太多对他和比尔•盖茨行善动机的质疑。这个世上有什么东西能值几百亿美元呢？
　　一般美国人热衷捐款的最主要原因应该是为了避税。美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给捐款者减税的国家之一，捐款减税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便是捐了旧衣服都可以要求减税。政界人物参加竞选时，媒体常会查他们的报税表，根据减税数额判断他们是否热衷公益事业。从美国总统到地方议员都有因为税表上减税数额少而受到大众舆论讥讽的事例。虽然也存在反对这种税法的声音，但很多有钱人，包括巴菲特，都认为他们选择的慈善组织比政府更有效率，能让他们的钱在改变社会现状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
　　对有钱、有权、有名的美国人来说，参加各种公益活动、资助文化艺术组织是他们社交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纽约大小报纸上经常有关于公益活动的图片报道，照片上的人都穿着隆重的晚礼服，一次活动动辄募集到几十万，几百万美元的善款。大博物馆里几乎每个厅都以重要捐助人的名字命名，能进入这些大博物馆的理事会是很高的社会荣誉。例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理事会成员名单上就有洛克菲勒、普利策、兰黛，以及很多在中国知名度不高，但在美国商界绝对是响当当的家族姓氏。当然美国社会对这种捐钱得名的现象也有争议，认为有些有钱人的动机不单纯是为了支持艺术，同时也是为了避税，提高社会地位。
　　还有的有钱人甚至把公益活动当成了竞技体育。据《华尔街日报》2005年一篇头版文章报道，虚荣的资产管理经理阿尔伯托•维拉(Alberto Vilar)到处许诺捐款，说要给哥伦比亚大学1,000万，给纽约大学2,340万，给洛杉矶歌剧院1,000万，可是最终真正兑现的捐款却只有几百万美元。在所管理的资产几乎全部灰飞烟灭的时候他还到处出席高尚公益活动，吹嘘自己的财富和慷慨。在被指控诈骗并受到拘捕后，他甚至拿不出400万美元的保释金。
　　那么，普通美国人除了可以少交税外，究竟从捐款、做义工中得到了些什么呢？我询问了一些同事、熟人和朋友。一位同事的老公结婚前曾为一家宠物收容中心溜狗。她开玩笑说他可能是想借溜狗结识有狗的单身女性。另一位同事每周五早晨到自己家附近的小学给孩子们读书，也算圆她小时候当老师的梦想。Mark Sue是一位成功的金融分析师。他很小便随父母从韩国移民到纽约，现在想回报社会，正在筹办一个金融界亚裔美国人的慈善组织。Robert Laikin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分销商Brightpoint的总裁。他和妻子每年拿出收入的10%捐助犹太人组织、无家可归者收留所、儿童之家等各类慈善机构。他说给予让他快乐。Mark Carroll是高盛的一位董事总经理。2005年，他放弃了几百万美元的收入在芝加哥一家培训无家可归者工作技能的慈善组织工作了一年。他最大的感受是和那些人相比自己实在是太幸运了。一位跨国公司高管在一个鸡尾酒会上悄悄告诉我，对他来说，做慈善机构的理事会成员、参加公益活动给他提供了接近权贵、培养人脉的宝贵机会。
　　美国人热衷慈善也与他们浓厚的宗教情节有关。教堂在很多西欧国家日渐消失的同时，在美国却是蒸蒸日上。一些超级教堂的信徒人数成千上万，财政来源也很充足。英文里有个词“Tithing”专指把年收入的10%捐给教堂的做法。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这个传统是否属于《圣经》真传，但还是有一些人严格奉行。2006年美国人给宗教组织的捐献仍达970亿美元，约占全部慈善捐献的三分之一。我前面采访过的很多人都提到他们最早的公益记忆是小时候随父母在教堂里捐款、做义工。
　　在美国，捐款的渠道也是多不胜数。几乎任何人都可以组建自己的非赢利组织，每个人对把钱捐给谁，怎么捐有很多选择和自由。某某富翁因为亲人死于某种顽症而捐出几千万美元建立基金会用于这种疾病的研究，类似的报导在美国报纸上比比皆是。
　　可以说，在美国你不想捐钱、出力都难。非赢利的公共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整天在耳边督促你慷慨解囊。临近圣诞节，连报纸杂志上都满篇是到哪里捐钱的建议。甚至连你的熟人、朋友也需要你帮忙实现他们的梦想。在华尔街上做金融分析师的Ping Zhao已经连续几年给她好朋友的丈夫、做外科医生的Scott的癌症研究项目捐款。去年我的朋友Piya为了争取到跑马拉松的资格，给一个慈善组织募集了4,000美元的捐款，都是亲友帮的忙。
　　很多慈善机构有很好的档案库和外联部门，保证你源源不断地收到他们的筹款信。我最近就接到了人权组织大赦国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给发展中国家唇裂儿童免费做手术的“微笑列车”等一系列筹款信。感恩节吃饭时碰到的一个叫Robin的电影制作人就笑说，那么多的信，让你永远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多。
　　有时候，我对美国人助人的原则也感到困惑，尤其是有些人可以对地球另一端的陌生人慷慨解囊却对家人非常吝啬。我不希望我们中国人丢弃传统的家庭观念，但我希望我们能扩大视野，看到除家里人以外，世界上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助。在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希望富人们能意识到与更多的人分享财富将有利于他们的子孙生活在一个稳定的社会。我也希望富人们乐于把他们的名字借给慈善组织，而大众舆论也少花些时间评价某某人的善举是否纯粹出于利他主义。动机纯不纯有什么关系呢？最重要的是有困难的人得到了帮助。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来源日期：2008-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