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会议最后一天的上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报告一次次为全体代表发自内心的热烈掌声打断。虽然其真正主题并非大清洗，但这却是苏共高层第一次系统谈到大清洗的报告，也是最后一次。
报告将大清洗期间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总结为，斯大林个人性格的粗暴和破坏了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在苏联解体前，官方所有谈及斯大林时代悲剧的教训总结，大致都不超过这个范围。
如果追溯历史，其实不难发现，大清洗悲剧潜伏在大饥荒的悲剧中，而大饥荒是集体化的必然悲剧。不幸的是，集体化是当年苏共布尔什维克认定的建立理想国家的必然追求。
基洛夫的掌声超过2分钟
1934年1月召开的苏共十七大上，基洛夫在发言时22次提到斯大林，他为斯大林创造了好几个新的专有名词，譬如“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掌舵人”、“争取劳动人民解放的最伟大战略家”，等等，他甚至提出“把斯大林同志总结报告中的所有论点和结论当作党的法律来贯彻执行”。
基洛夫的话每每被热烈的掌声打断，看上去，全党紧密团结在以斯大林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斯大林没有被假象欺骗，他知道，掌声和动听的颂词后面，一场针对他的前所未有的阴谋正在汇集。
他闻出了汇集到十七大的阴谋气味。按规定，党的总书记，也就是斯大林，出现在主席台时，掌声应该为10分钟，政治局委员则应控制在2分钟。可基洛夫上台时，暴风雨般的掌声远远超过规定时间。
十七大前后的斯大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政治局势。
1932年暴发的大饥荒持续了1年多，被斯大林打倒的反对派正蠢蠢欲动，四处串联对斯大林不满的力量：
斯大林知道，以老布尔什维克名义写给《真理报》和《消息报》的信多如雪片，他们要求斯大林为大饥荒和成堆的社会问题负责。
从1929年实施工业化和集体化开始，苏联社会就急剧震荡。1930年起，城市恢复定量配给制。迅猛的工业投资导致巨额的财政赤字，为弥补赤字只好大量印刷钞票，农村倒退到以货易货的时代，全苏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全国都在骚动。虽然大饥荒并没有造成老百姓造反，但党的干部们却无法忍受。
1933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斯大林成为其他同志攻击批评的对象。斯大林希望通过强调阶级斗争转移一下令人尴尬的饥荒问题，中央委员会书记波留舍夫呛声道：“我们总是喊叫富农、敌对分子、旧官史、彼得留拉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家伙，在破坏庄稼收割，或是在征收粮食中捣鬼，但这样是改变不了现状的。”
斯大林在同志们的批评帮助下承认了错误，他说：“我们错了。”
是的，苏联经济暂时出现了困难，但是，他们却偏偏没有看到，随着粮食源源不断出口，宝贵的机器源源不断流入，新的工厂、矿山如雨后春笋般树立起来，从中部、西部一路延伸，越过乌拉尔山直到遥远的亚洲边疆。
是的，的确存在可怕的投资失误、惊人的浪费、恶性事故、大量残次废品和消极怠工，但这些鼠目寸光的人只会说大饥荒、大饥荒，他们看不到苏联伟大的工业成就，如果因此中断列宁伟大理想的实践，这才是最大的犯罪。
十七大果然是一次反对派的大集合，所有中央委员中，斯大林竟然得票最低，反对票高达270张，而他的亲密战友基洛夫只有3票反对。幸好是等额选举。卡刚诺维奇下令销毁斯大林的反对票，宣布斯大林和基洛夫都只有3票反对。
基洛夫是斯大林亲手提拔起来用以打击季诺维也夫的，但这个一贯信任的人已经不那么可靠了。据说，十七大召开前几天，竟然有委员找到基洛夫想把斯大林搞下台，虽然基洛夫拒绝了，但他居然忘记向斯大林汇报。
前莫斯科州委书记柳京组织了一个反党集团，他甚至公开提出要用暴力打倒斯大林。内务部破获柳京集团后，斯大林要求枪毙柳京，但基洛夫等政治局的同志竟然否决了这个建议。被判处徒刑的柳京出狱后还在四处串联搞阴谋。
如果等到下一次党代会，结果也许是斯大林下台。
第二次内战和第二次大饥荒
斯大林曾对邱吉尔说，在实施集体化过程中对农民的战争，压力甚至比纳粹德国入侵的压力还大。
1929年12月，斯大林宣布：“我们的政策已经从限制富农剥削转向彻底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这是一次全新的国内战争。
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把土地分给农民，现在集体化要收回土地和牲畜。生产资料公有制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但意味着农民失去所有财产，意味着农民将成为被国家束缚在集体农庄的奴工，处境甚至不如1861年之前的农奴制，因为那时还有自由贸易。
集体化遭到农民疯狂反抗，绝望的农民杀掉全国一半以上的马、2/3的羊，果木、田园、农田设施能破坏的都被破坏。
1929年全苏发生1300次农民叛乱，1930年1月，参加叛乱的农民仅仅10多万，第二个月人数就变成20万，3月则是80万最严重的反抗来自中亚的哈萨克，?/3的哈萨克人在两年多的动乱和随后的大饥荒中死亡。
1932年冬，大饥荒来临，主要受灾地为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和哈萨克斯坦。因为它恰好都发生在对集体化反抗最严重的地区，很多人认为，这是斯大林蓄意制造的报复。
这次饥荒造成的死亡超过10年前的大饥荒——苏联经历了3次大饥荒：19211923年的第一次大饥荒、19321933年的第二次大饥荒和19461947年的第三次大饥荒。
因为新生政权缺乏经验，第一次大饥荒苏联官方宣称造成520万人死亡，这是欧洲史无前例的记录。美国民间通过胡佛发起的“美国救援组织”，提供了70万吨粮食和药品援助。高尔基曾这样评价：“你们从死亡中拯救了350万儿童，550万成人，在我所知道的全部人类受难史上，没有任何行动就其规模和慷慨能够和这次援助相提并论。”
第二次大饥荒发生时斯大林说：“大饥荒都是富农的反革命宣传！”1928年，他还亲自乘火车视察过，那些地方有的是粮食没有收上来。粮食的确有减产，所以粮食出口在减少，1930年4800万普特，1931年5100万普特，1932年1800万普特，1933年1000万普特（1普特=16.38公斤）。
斯大林在工业学校读书的妻子阿利卢耶娃告诉斯大林，所有学员都在诉说可怕的大饥荒，只有学院党委书记不敢议论大饥荒，斯大林记下了这个人的名字：赫鲁晓夫。于是，这个幸运的胆小鬼就以电梯上升般的速度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为回击西方国家对苏联的诋毁，斯大林约了西方的记者朋友。刚获得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杜兰蒂报道说：“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
英国大文豪萧伯纳也被邀请到苏联。“苏联就是人间的天堂。”萧伯纳说。另一位英国人韦伯则说，粮食的确出现减产，但那是阶级敌人蓄意搞破坏。
成千上万的农民跑进城市，但饥饿的城里，所有食物需要凭票供应，迎接他们乞求的是孩子们的白眼和石块。这些人都是万恶的富农！孩子们刚刚从课本里学到少先队员帕夫利克的故事，帕夫利克是个富农的孩子，他响应党的号召举报了亲生父亲，后被富农杀害。
2006年11月，独立后的乌克兰将每年的11月22日定为“饥荒纪念日”。乌克兰官方根据KGB系统的档案统计，在19321933年的大饥荒期间，有“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竟然有接近1000万人被饿死，占乌克兰人口的1/3。
普京评价说，这是苏联人民共同的不幸历史。从今天披露的资料看，从最东端的西伯利亚到最西端的乌克兰，苏联各地都发生过吃人肉的事件。
从党内矛盾到全国大清洗
斯大林曾经是反对残酷掠夺农民的集体化政策的，当时没有人想到过斯大林会带领人民走向大饥荒。
其实，如何对待“集体化”，是列宁留下的一个难题，它迅速成为一个引发党内矛盾的关键问题。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胆的社会试验。由于夺取政权后，布尔什维克没有一个人有过行政和经济管理经验，出现严重的社会困难，1920年全俄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一半，棉花产量为战前的6%，工业品约为1/7。
1921年，列宁及时地终止战时共产主义体制，采取鼓励私人资本和个体经营的“新经济”政策。向“资本主义”妥协的结果是，工厂逐渐开始运转，城市里有了可以向农民购买粮食的产品。
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最有可能的4位继承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为是否继续“新经济”政策发生强烈分歧。当年的十三大上，地位仅次于列宁的托洛茨基被另外3人赶下台。1929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1925年12月的十四大上，主张激进农业政策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斯大林发生分歧，559票对65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出局。
1927年秋，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观点发生巨大变化，他认为，这是富农的敌视，要抢、要管；而布哈林则仍坚持工农业产品价格不合理，要少管，要提粮价。两人不可避免地分裂，“全党的宠儿”布哈林很快出局。
1929年，斯大林成为党内绝对领袖，政治局全部换上了新同志。
列宁描绘过共产主义的未来，其中之一就是没有“我的”，只有“我们的”。
斯大林为迎接1930年新年写了篇社论《伟大转折之年》，苏联人将在意气风发的斯大林率领下，学会没有“我的”的生活。
接下来，苏联人迎来“我们的集体农庄”，接着又迎来“我们的大饥荒”。面临空前信任危机的斯大林会怎样？
人们想起了“列宁遗嘱”，它曾这样评价斯大林：“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
这个遗嘱第一次被反对派引用时，没有人把它当回事。斯大林谈笑风生：“是的，同志们，我对待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和分裂我们党的人是粗暴的。这一点，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掩饰过，也许对待分裂分子要有某种温和态度，但是这个我做不来。”
因为早期的对斯大林的评价更多是与谦和、低调、冷静、做事有条理联系在一起，相对其他几位演说家和理论家型领导人，稳健、务实、果断的斯大林更适合扮演总书记角色。
因为斯大林是正确的代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主张一个比一个更左更激进。
斯大林甚至反对过清洗：“割除政策对党是很危险的。割除的方法、放血的方法，是具有传染性的，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割除第三个人——那在我们党内还会留下什么人呢？”在他曾经的盟友布哈林受攻击时，他说：“他们想要布哈林的血，不成，我们一滴也不给！”
斯大林甚至对反对派也是宽容的。1926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托洛茨基两股力量组成“联合反对派”，他们组织过多次工人、学生的游行示威和罢工，他们掌控有自己的宣传工具，只差另起一个党的名字。
随着党内斗争的胜利，斯大林掌握了绝对权力，反对派已没有任何翻盘机会。
但是随着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巨大震荡，反对斯大林的早已不是原来的少数高层反对派，而是来自全国各地。斯大林对付反对派的只有另外一种武器。
1917年，列宁下令组建KGB的前身“契卡”，承担肃清党的敌人和党内异己分子的重任。1923年，党通过党员有义务向“契卡”检举党内小宗派势力的决议。
英明如列宁，绝对想不到有一天，斯大林会把战时确立的制度和纪律，强化用于和平时期的党内矛盾。在全国大清洗之前，斯大林已经不断使用KGB这个武器打击一切反对力量。
这些年，KGB每年都要粉碎好几个阴谋集团，但是，反对斯大林的声音越来越多，那些政治上的大案要案一点没有震慑住他们。
1934年，斯大林等待的只是一根点燃全国大清洗的导火索。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导火索终于来了……
70年后，普京在参加大清洗悼念时总结说：“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