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党开十七大，空降了许多省市委书记。今年要开十一届人大，又空降了不少省市长。前者属于党务，党的性质和体制，是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规定的，因此，省市委书记由中央任命，总书记的人选由共产国际提名，全党上下，本党内外，大家见怪不怪。比如毛泽东应该当中共领袖，就是季米特洛夫叫张浩带回来传达和执行的指示。这种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传统，起码一百年了，我生也晚，无福亲历，不懂不敢装懂，无从妄议。后者就不同了，关系到国家的本质，共和体制之真假，非一党所得而私，心所畏危，不敢不辨。
首都是个范例。几年前，北京人大选了位孟市长，不巧遇到了上面隐瞒萨斯，民情鼎沸，为了保全上级，孟市长当了替罪羊，被撤职以谢国人。为了应急，中央果断决策，从海南省调出人大常委会的王主任，空降首都，成为王市长。王市长在京履新，有雷厉风行之称。此刻显然更有重任，于是又从安徽调来要员，再度空降，再补空缺。这种事情，不仅出在北京，外地也屡见不鲜，省市一级如此，区、县、乡、镇各级无不如此，触目皆是。像下棋那样，像演木偶戏那样，把经选举隆重产生的地方长官调来调去，显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统筹安排”的总体布局的需要，体现了高度复杂的领导意图和执政艺术，高扬着“党管干部”的原则。这种艺术，对党的领导来说，很可能只是信手拈来的家常便饭，对五年才有一次机会的人民和国家来说，岂不是选举被当作儿戏，岂不是对“以民为本”的嘲弄，岂不是对共和制度的藐视？
以王市长而论。他本来是海南省的人大常委会主任，是海南省人大选举产生的，肩负着海南人民的希望。当选才一年，就被解除了为海南服务的义务，海南人民也随之被剥夺了要求他继续工作的权利。如果他确实是党的好干部，为什么海南省不得录用，非得向首都贡献出来不可？如果此人比原来的孟市长好不到哪里去，为什么又分配给了首都人民？北京市人大凭什么非把空降下来的外省的王主任选为本市的王市长不可？凭北京人民对海南王主任的了解吗？凭北京人大代表对海南人大工作的钦佩吗？我敢说，都不是，只凭了党中央的提名。中共中央一个调令，既否定了海南人民已有的选举结果，又自上而下地预定了北京人民未来的选择。当时，北京一千多万居民中听到过海南王主任名字的，肯定不到百分之一，北京人大代表中见过这位未来市长面孔的，绝对不会超过半数。北京市的这位新市长，与其说是北京市人民选举的，不如老老实实承认是党中央任命的。不管海南人民愿意不愿意，也不管北京人民了解不了解，都难不到中共中央的一纸调令，因为对进口省和出口省来说，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来说，大家都心知肚明，必须“一切服从党安排。”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证明国家选举早已降格为党的表决机器以外，还能有什么作用？如此选举，何必选举！
这种事，出在别的国家，是不可思议的。美国总统如果把加州州长调为纽约州长，肯定遭到两州人民一致反对，自己这个总统也百分之百当不成了。为什么？因为他破坏了两州的民意，以选举为儿戏，作践了联邦的法制。在中国，党中央这样安排惯了。全国各级人大，从老百姓到大法官，大家也统统服从惯了。自从有了新中国，这样的事情已经重复出现了千百万次。碰上新上任的空降干部是位好同志，人民更感恩不尽，亏得中央派来的，是雷锋、焦裕禄，但是，如果派来的是陈良宇、陈希同，又能咋样？陈良宇们和陈希同们，其实个个都是“党管干部”的产物，都是在党中央精心培养、反复考察、严格监督之下，经过中国特色选举的考验，而成为政治局委员的，送给省市当礼物，谁敢不接受？谁不选他，谁就是反党反中央！
有人为空降制度辩护，认为它发扬了中国古代“轮换”、“回避”和“交流”的传统，合乎当今反腐败的要求。恐怕未必。明朝朱元璋及其子孙，花了二百七十多年工夫，惩治贪官污吏，而最后归于彻底破产的教训，现代社会靠民主选举和新闻监督，而顺顺当当实现廉洁政府的经验，都是人所共见的实证。用“空降”来预防腐败，只能使腐败向高处集中。反腐败的力量，与其说存在于金字塔的高层，不如说集中在底层。金字塔的高层，总小于底层。要获得高层的青睐，总比善待底层民众，接受舆论监督，容易得太多太多。
总之，空降省市长之类的事情，实质上是王权高度集中下的任命制，根本不是民主共和制度下的选举制。它和党的“统一领导”、“统筹兼顾”、“党管干部”等等，一拍即合，很容易成龙配套。它和秦始皇缔造的“郡县制”，同质而异名，其实是一个东西的翻版。在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之后，不应该再有空降地方行政长官的余地，除非有人存心要跟共和国开个大玩笑，在“党的委任状”上面加盖一个“人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的橡皮图章。
我这些话，如果在中国以外讲，是常识，是废话，是多此一举。但是，在以“党的统一领导”为天经地义，以“服从党的安排”为金科玉律的国家里，虽然是异端邪说，也只好对不起，骨鲠在喉，逼得我不吐不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