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任职於某新闻机构，微博粉丝上万，针砭时政偶尔有“出格之处”，他立刻会收到所在机构领导的“关切”电话——微博消音；原来，各媒体从业者的微博账号早有申报备案，即便写明发言不代表“任职机构立场”也无济於事，关键字激发了舆情监测系统的预警，审查的老大哥系统就要反应了。
近期搜狗也开通了微信搜索，舆情监测再增添新的领域。微信运营商腾讯的后台关键字过滤原本严苛，开放了监测的藉口之后，也可以更方便审查部门通过关键词监测微信公众号内容。而针对企业需求所做的微信舆情监控也会大行其道，这是一笔大生意。对於舆情监测市场规模究竟有多大，说法不一，从舆情软件市场10亿元，到舆情信息服务业100亿元。仅以最早在国内启动舆情监测服务的人民在线舆情为例，对客户一年的年费或一个项目的费用可达几十万甚至成百上千万元，据说2013年舆情监测收入能突破1亿元。
当传统广告模式受网络媒体击溃，对中国体制喉舌媒体来说，转型做舆情监测既有真金白银在手，又有政治红利的诱惑，为政府系统和企业提供热点舆情事件应对、网络媒体危机公关等方面的顾问争夺话语权。尤其以人民网的先锋队形为例，自2009年开始，“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定期对外发布『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推荐榜』、『网络文化热点排行榜』、『央企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舆论信心指数』、『企业网络舆情应对能力与声誉管理研究报告』、编写舆情案例库、舆情分析师手册等工具书。”
从2007、2008年的“网络问政元年”，到2009年舆情监测服务起步阶段，人民网舆情频道还扛着“舆论监督”的旗号，在同行受到年度“致敬传媒”的讚誉.然而，随着互联网信息爆发与中共体制管控的变本加厉，各类舆情监测机构越来越沦为政府强化其高压统治的手段。按照一媒体机构负责人的说法，“我们不承诺对舆论监督网开一面，只会说我们实事求是反应真实情况，并帮忙引导舆情。”
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网络舆情》执行主编祝华新的分析，中央政府系统至少有三次对公众舆情的研判失误，凸显面对新媒体发展的“本领恐慌”。这三次误判分别是，温州动车事故中，轻视了公众尤其是中产阶层的不安情绪；茉莉花革命传播时期，当局过度反应了，见风是雨；至於两高司法解释规定，诽谤信息被转发五百次治罪，在微博反腐、网络实名举报的热潮中，更是激发了公众的敌对情绪.在这样重大的三次舆情事态中，舆情监测系统究竟向政府决策系统提供了何等资讯、以及舆情应对的建议？可惜外界对此一无所有。
此外，舆情监测只是单向度的“民意测评”，最终落点仍在於政府“适当地纾解民意，引导民意表达”。复旦大学“舆情与传播研究实验室”曾有一份报道，指在新浪微博最具影响力的人群中，媒体人、学者、作家和商人佔主导。年龄介於32岁至51岁之间的微博用户群体是影响网络舆情场的中坚力量。就此看来，舆情监测只要监控这些活跃的表达群体，打击大V，自然可以将最大的不安定因素控制在安全的区域。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习近平通过新成立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强调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提升信息採集、处理、传播、利用、安全能力，更好惠及民生。有新政催热，网络舆情监测还有更大的市场，各地政府的部门预算，“舆情监测”逐渐成了显性的支出项目。
而最可悲的是，当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纷纷把拓展民意调查、决策参谋的舆情监测作为核心业务的一笔大生意，放弃对连“五毛”现象的批判，多年来中国新闻界在追求专业主义路上第四权力的努力也将逐渐湮没.公权不正，司法不公，新闻不立，很难相信，这样的社会可以自省，自我纠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