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来，于建嵘耿耿于怀的一件旧事，却在第二个国家宪法日有了戏剧性实证。
2008年12月27日，这位社科院研究员应邀参加国家信访局和中央党校联合召开的论坛，并作了“信访责任追究制——绩效和悖论”的演讲。话音刚落，国家信访局研究室主任张严提出严厉批评，而主持人也未给于答辩机会。
张严的批评涉及多个方面，第一条是质问于建嵘，“关于基层政府被逼到上级信访部门来行贿进行销号，有什么证据？”
为此，于建嵘公布了一位县政法委书记“在信访稳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责任单位负责上访发生当时的销号，要尽最到的努力减少进入登记量。信访局负责每月通报前的沟通，压缩每月通报量。“销号只是经济上的付出，不销号就是政治前途上的损失。”
这显然不足以回应张严的质疑和批评，直至张的上司、国家信访局原副局长许杰现身说法。
2015年12月4日上午，国家宪法日这一天，许杰因受贿罪领刑1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3万元。这个在公众视线消失近两年的京官，被法院认定受贿610余万，“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修改信访数据、处理信访事项等提供帮助”。
许杰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1955年出生，履历单调，除了短暂的地方挂职，仕途几乎全部效力于信访体系。1989年，34岁的许杰成为国家信访局前身——中办国办信访局办公主任，50岁的许杰升任国家信访局副局长，七年后落马之时在5位副局长中排名第一。
法院查明，许杰仕途的最后七年，在修改信访数据、处理信访事项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并受贿550余万元，占到全部贿赂的九成以上。
中纪委此前的通报称，许杰索取、收受巨额贿赂；对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发生的系列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与他人通奸。
所谓领导责任的案件，其中之一是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孙盈科案，对应许杰的那七年，孙盈科利用担任接待二处、三处、五处副处长或处长期间，先后接受多个地方信访部门的请托，通过登记后选择“口头劝访”处理方式，“改变问题归属地”“集体访改个人访”等手段，减少当地信访数量，先后受贿522.5万元。
检方出具的证据中，就有106名证人提供了证言，承认他们曾经请求孙盈科提供帮助，并塞钱。
除此，孙盈科还伙同在国家信访局挂职锻炼的李斌，为邯郸销号100多次，李斌三年间收受邯郸各级信访部门好处226.8万元，孙分得30万元。
许杰系列案引起了国家信访局地震，另一名副局长徐业安继他落马之后，在办公室吊颈自杀身亡，终年59岁。这位湖北武汉人，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3月17日。
与计划生育国策相似，信访制度作为鼎器运行的组件系统，因与法治相悖，广受诟病，废黜之声不绝。
对民众而言，既有体制提供了三种救济渠道，一是司法，二是信访，三是新闻。当新闻与司法的独立性丧失，信访很大程序上削弱并替代了司法的职能，而这个本就是寄生的行政权仅是没有希望的死循环。
“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这个在官场流传甚广的段子，其实已经展示信访销号的内在逻辑。
现有行政体系中，存在着自上而下的增压机制，销号之所以能成为买卖，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市场，自然是既有需求也有供给，而基层领导成了销号市场最大的买方。这和网络删帖市场没有本质区别。
为了“没事”，所以要“搞定”信访官员，“摆平”上访民众。搞定了，摆平了，看似“稳定”了——尽管那只是“账面稳定”，只存在于信访登记册上，而不稳定因素从未因销号而消失，一直在积聚力量。
于建嵘曾给中央提交一份信访调查，他认为：“目前信访制度存在着重大的制度性缺陷，并产生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必须进行彻底而系统的改革。”
这份报告主张，从行政、法律、政治三个层面考虑，对信访制度进行稳妥而有步骤的改革。其中尤其提出，“在强化和程序化信访制度作为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同时，要把公民权利救济方面功能从信访制度分离出去，以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
其实，话不必绕得太远，就像对待计生一样，废黜信访，重振司法，是唯一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