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大型群众运动的余波影响到2015年香港台湾两地的政治格局，民间新势力崛起，政党世代交替；另一边厢，中国公民社会却备受官方打压，改革派几乎销声匿迹。2015两岸三地政治格局的生与死，可堪对照。

2015年11月22日，区议会选举市民到票站投票。摄：Anthony Kwan/端传媒

香港：社运分歧难和，一同转战议会

雨伞运动落幕，政改搁浅，在胶着的政治格局中，香港2015年的社会运动争议不断──群众质疑旧有抗争方法，不信任传统组织或领袖；路线之争使社运分裂，变得碎片化。

2月，传统社运组织龙头“民间人权阵线”（民阵）发起雨伞运动后首场游行，原预期有五万人参与，最后只有一万多人出席；及后数次游行人数亦逊于预期，折射出传统社运组织不再有昔日的号召力，以及群众开始质疑和平游行这种社运方式的效用。抗争方法思变，亦反映在年初一连串，由本土派组织发起的反水货客“光复行动”；参与者数量通常约数十至数百人，亦不再避讳较激烈的抗议手法，例如对骂和冲突。

2月至5月间，雨伞运动最重要的领导组织之一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被各大院校学生批评在雨伞运动中决策失当、理念保守不利抗争，发起公投要求退出学联，最终有四间大学通过“退联”，令香港最大的学生运动组织首次面临解体。及后的六四集会，和针对香港大学校委会拒绝任命陈文敏的抗议事件中，都出现力量分散的情况。

社运分歧难和，却一同转战议会。11月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事前一片看淡，投票率却创下历届之冠。泛民主派的成绩比上届稍好，同时雨伞运动之后首次出战参选的“伞兵”告捷，不少建制派及民主派重量级议员相继堕马，为社会带来新的议会政治想像。

市民投票给“伞兵”，是否代表社会支持新的抗争路线？不少学者认为，“抗议票”转为真实政治选择，仍需时日观察。而素人从“街头”走进“议会”，又是否代表社会运动能量的延续？1980年代压力团体参选议会之后，曾声言要将抗争带入议会，然而客观现象是由市民自发的街头抗争日渐衰弱。

2016年，香港公民社会与政治格局，仍待观察。

台湾：政治格局变迁

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在政治格局上带来三大趋势：一、国民党威信受到重创，几不可逆地走向崩坏，二、公民意识崛起，带动公民社会各种对话、集结、行动的能量，并浮现某种“超越蓝绿”的政治期待，三、民进党苏谢退位，蔡英文笃定接班，世代交替确立。这些趋势都延伸到2015，并直指2016年初的总统大选。

国民党在 2014年底九合一大选的大败后，这一年气氛低迷。外界普遍不看好2016大选，加上马总统态度暧昧，朱王等较具实力的政治领袖均对参选总统扭捏作态。初选中意外由“B咖”洪秀柱出线，更让政坛老兵宋楚瑜宣布参选。洪提名后，不意外地民气低迷，复因言论过于偏统引发换柱风波，更让国民党态势更显分崩离析。

另一方面，2014年底无党籍的柯文哲标榜“白色力量”，在台北市长选战胜出。其上任以来以明快直言、偶而白目的个人风格，颠覆台湾社会对政治人物的想像。尤其2015年初，其在大巨蛋、美河市、三创园区、台北文创、双子星五大案，强势杠上远雄、日盛生、鸿海、富邦等财团，甚至遥指马郝市府舞弊之嫌；其创造的政治新象，让柯一度享有八成以上的满意度。

2015 年以来，若干标榜第三势力小党更是先后浮现。2014太阳花爆发前甫成立的“公民组合”，在今年初分裂为时代力量与社会民主党两个社运型政党。前者以前司改会长林峰正、闪灵乐团主唱Freddy Lin为主，后来太阳花领袖黄国昌加入并获选为主席，声势大振；后者由野百合世代学者范云、陈尚智，与若干人权运动者筹组，目前与长年耕耘环境议题的绿党结盟投入选战。两者皆期望走出某种不同于过去绿营，更重视公平正义人权的“进步的本土路线”。

最后，相对于前述两股态势，2016年总统大选赢面甚高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2015年的政治动作却趋于低调保守，相对神隐。

中国：改革派之死，公民社会的衰败

2015年，对北京政治改革还怀有期待的人，会把11月20日胡耀邦百年诞辰纪念日看成一个政治风向标。

胡耀邦作为1980年代中共自我改革的代表，一向被党内民主派与党外改革派人士视为旗帜人物；此后各届中共领导人对胡耀邦的政治评价，也常常被舆论视作对政治改革的表态。2015年，与许多人的猜测不同，北京空前盛大地纪念了胡耀邦的百年诞辰，但是，对他的解读却集中在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坚守，并不提及他为世人所知的“政治改革”。在媒体上，官方为胡耀邦纪念日定性，只有少数媒体发表了零星四五篇文章偏离主旋律，仍然低呼政治改革。

把“人民的耀邦”变成“党的耀邦”，这是曾与胡耀邦共事过的学者对此次纪念的评价。这种“盘活”历史，为我所用的风格，本是中共十八大以来鲜明的执政特色。但如此“盘活”胡耀邦，是89以来第一次，这也使得聚集在胡耀邦精神旗帜下的党内与党外改革派，再难容身。

2015年，“不讲宪政”、“不讲普世价值”、“不讲公民社会”的官方主张主导舆论场，NGO工作者、媒体记者、维权律师等公民社会的行动者全面受到打压，寒蝉效应笼罩曾经活跃的公民舆论场，除了偶见亮色的女权思潮与行动之外，公民社会整体黯然。（见《覆巢：中国权利NGO生死劫》、《记者刘虎的364天》）

在胡温时代，“公民社会”曾是寄望改革人士的梦想，它意味着民间社会兴起、公民意识增强，维权行动的组织化；并蕴含着从倒逼官方改革、启动渐进民主的期待。但在胡温执政时期曾经由这个思路持续鼓呼政治改革的党内、党外改革派人士，在2012年之后的3年来，几乎销声匿迹。

2014年大型群众运动的余波影响到2015年香港台湾两地的政治格局，民间新势力崛起，政党世代交替；另一边厢，中国公民社会却备受官方打压，改革派几乎销声匿迹。2015两岸三地政治格局的生与死，可堪对照。

2015年11月22日，区议会选举市民到票站投票。摄：Anthony Kwan/端传媒

香港：社运分歧难和，一同转战议会

雨伞运动落幕，政改搁浅，在胶着的政治格局中，香港2015年的社会运动争议不断──群众质疑旧有抗争方法，不信任传统组织或领袖；路线之争使社运分裂，变得碎片化。

2月，传统社运组织龙头“民间人权阵线”（民阵）发起雨伞运动后首场游行，原预期有五万人参与，最后只有一万多人出席；及后数次游行人数亦逊于预期，折射出传统社运组织不再有昔日的号召力，以及群众开始质疑和平游行这种社运方式的效用。抗争方法思变，亦反映在年初一连串，由本土派组织发起的反水货客“光复行动”；参与者数量通常约数十至数百人，亦不再避讳较激烈的抗议手法，例如对骂和冲突。

2月至5月间，雨伞运动最重要的领导组织之一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被各大院校学生批评在雨伞运动中决策失当、理念保守不利抗争，发起公投要求退出学联，最终有四间大学通过“退联”，令香港最大的学生运动组织首次面临解体。及后的六四集会，和针对香港大学校委会拒绝任命陈文敏的抗议事件中，都出现力量分散的情况。

社运分歧难和，却一同转战议会。11月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事前一片看淡，投票率却创下历届之冠。泛民主派的成绩比上届稍好，同时雨伞运动之后首次出战参选的“伞兵”告捷，不少建制派及民主派重量级议员相继堕马，为社会带来新的议会政治想像。

市民投票给“伞兵”，是否代表社会支持新的抗争路线？不少学者认为，“抗议票”转为真实政治选择，仍需时日观察。而素人从“街头”走进“议会”，又是否代表社会运动能量的延续？1980年代压力团体参选议会之后，曾声言要将抗争带入议会，然而客观现象是由市民自发的街头抗争日渐衰弱。

2016年，香港公民社会与政治格局，仍待观察。

台湾：政治格局变迁

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在政治格局上带来三大趋势：一、国民党威信受到重创，几不可逆地走向崩坏，二、公民意识崛起，带动公民社会各种对话、集结、行动的能量，并浮现某种“超越蓝绿”的政治期待，三、民进党苏谢退位，蔡英文笃定接班，世代交替确立。这些趋势都延伸到2015，并直指2016年初的总统大选。

国民党在 2014年底九合一大选的大败后，这一年气氛低迷。外界普遍不看好2016大选，加上马总统态度暧昧，朱王等较具实力的政治领袖均对参选总统扭捏作态。初选中意外由“B咖”洪秀柱出线，更让政坛老兵宋楚瑜宣布参选。洪提名后，不意外地民气低迷，复因言论过于偏统引发换柱风波，更让国民党态势更显分崩离析。

另一方面，2014年底无党籍的柯文哲标榜“白色力量”，在台北市长选战胜出。其上任以来以明快直言、偶而白目的个人风格，颠覆台湾社会对政治人物的想像。尤其2015年初，其在大巨蛋、美河市、三创园区、台北文创、双子星五大案，强势杠上远雄、日盛生、鸿海、富邦等财团，甚至遥指马郝市府舞弊之嫌；其创造的政治新象，让柯一度享有八成以上的满意度。

2015 年以来，若干标榜第三势力小党更是先后浮现。2014太阳花爆发前甫成立的“公民组合”，在今年初分裂为时代力量与社会民主党两个社运型政党。前者以前司改会长林峰正、闪灵乐团主唱Freddy Lin为主，后来太阳花领袖黄国昌加入并获选为主席，声势大振；后者由野百合世代学者范云、陈尚智，与若干人权运动者筹组，目前与长年耕耘环境议题的绿党结盟投入选战。两者皆期望走出某种不同于过去绿营，更重视公平正义人权的“进步的本土路线”。

最后，相对于前述两股态势，2016年总统大选赢面甚高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2015年的政治动作却趋于低调保守，相对神隐。

中国：改革派之死，公民社会的衰败

2015年，对北京政治改革还怀有期待的人，会把11月20日胡耀邦百年诞辰纪念日看成一个政治风向标。

胡耀邦作为1980年代中共自我改革的代表，一向被党内民主派与党外改革派人士视为旗帜人物；此后各届中共领导人对胡耀邦的政治评价，也常常被舆论视作对政治改革的表态。2015年，与许多人的猜测不同，北京空前盛大地纪念了胡耀邦的百年诞辰，但是，对他的解读却集中在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坚守，并不提及他为世人所知的“政治改革”。在媒体上，官方为胡耀邦纪念日定性，只有少数媒体发表了零星四五篇文章偏离主旋律，仍然低呼政治改革。

把“人民的耀邦”变成“党的耀邦”，这是曾与胡耀邦共事过的学者对此次纪念的评价。这种“盘活”历史，为我所用的风格，本是中共十八大以来鲜明的执政特色。但如此“盘活”胡耀邦，是89以来第一次，这也使得聚集在胡耀邦精神旗帜下的党内与党外改革派，再难容身。

2015年，“不讲宪政”、“不讲普世价值”、“不讲公民社会”的官方主张主导舆论场，NGO工作者、媒体记者、维权律师等公民社会的行动者全面受到打压，寒蝉效应笼罩曾经活跃的公民舆论场，除了偶见亮色的女权思潮与行动之外，公民社会整体黯然。（见《覆巢：中国权利NGO生死劫》、《记者刘虎的364天》）

在胡温时代，“公民社会”曾是寄望改革人士的梦想，它意味着民间社会兴起、公民意识增强，维权行动的组织化；并蕴含着从倒逼官方改革、启动渐进民主的期待。但在胡温执政时期曾经由这个思路持续鼓呼政治改革的党内、党外改革派人士，在2012年之后的3年来，几乎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