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钰凯:《黑龙江法制报》姓氏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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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报》总编辑王伟在全国地方法制报社长总编会议上介绍新闻敲诈经验。图为平安广西网截图。

 

 


  

 2016年3月28日,《北京之春》发表了石道来的文章《黑龙江法制报姓党也姓黑》,被《民主中国》等多家海外中文媒体转载。作者揭露《黑报》的黑暗后在文章结尾写到:“《黑报》无时无刻不在为党抹黑,在中国,难道姓党的媒体都这样黑吗?也许《黑报》他妈姓党,他爸姓黑。”读此不难看出,《黑报》是复姓:把妈的姓放在前面,复姓是“党黑”;把爸的姓放在前面,复姓是“黑党”。

 

《黑报》黑到什么程度?总编辑王伟竟然把新闻敲诈作为一种光荣和资本,在全国地方法治报社社长(总编辑)会议上,介绍先进敲诈经验:“围绕‘法’字办报、发行和创收”,“舆论监督这个工具要用好,还要用巧”。《黑报》的敲诈技巧是流水线作业,既有巫术式的模板,又有“科学”的流程,形成了一幅完整的新闻敲诈路线图。农民王士祥向《黑报》投诉警方设立嫖娼陷阱,《黑报》拿到封口费后,警方把王士祥拘禁496天,被折磨出一身病,被释放后因得不到赔偿到处上访,《黑报》不但不替王士祥说一句公道话,还继续索要警方的宣传费和摊派报纸。更黑的是《黑报》法院判决生效的债务就有千万元,报社领导却私分百万国有资产,王伟独占两台公车,家有多套住房,聚众赌博,吃“五鞭”……

 

《黑报》太黑全怪复姓“党黑”。如果不是党的宣传部经常下禁令,王伟胆子再大,也不敢在吃了封口费后把不能发稿的理由推到宣传部身上。焦国标在《讨伐宣传部》一书中说:“恶人不怕见官,就怕见报,新闻媒体本来可以为中国人民做一万件好事,解决一万件灾难,只因宣传部愚昧落後的思维方式和霸道武断的工作作风,却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件被勒令禁绝。宣传部系统整个就是中国弱势群体灾难的延续者、加码者和二级制造者。”王伟的良心不是被狗吃了,而是被党的宣传部吃了,中宣部是一个铲除媒体良心的机构,是一个保护特殊利益集团的机构,是一个损害臣民利益的机构。无法报道真相,是记者的奇耻大辱,如果这种耻辱是宿命,其尊严感将大受打击,其人格就会分裂,无耻地做出为虎作伥,与民心、正义、法律、真相完全背道而驰的事。

 

《黑报》这么黑,难道党的省委不知道吗?虽然《黑报》员工连续10多年举报,虽然《黑报》在全国早已臭名昭著,但黑龙江省省长陆昊肯定不知道,他连省里最大的国有企业龙煤集团的矿工半年没开工资都不知道,何况《黑报》那点无关他乌纱帽的事。《黑报》姓党,党管一切,省长只是省委书记的助理,省政府是个伪政府。党管媒体的方式,就是把所有媒体人都拖下水,让大家都不干净,然后大家就乖乖跟着姓党了,成为罪孽的帮凶。新闻寻租只是权力寻租机制的一部分,新闻寻租的祸首在于扭曲媒体自由形态的权力。在“媒体姓党”的政治生态中,中共的政治权力早已拒绝了监督。

 

《黑报》的第二个复姓是“黑党”,党已经很黑了,但它还要处处为党抹黑,坑爹又坑妈呀!习近平说媒体姓党,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姓党的媒体都像《黑报》这样黑吗?王伟们是打着“省委政法委机关报”的旗号进行新闻敲诈的,政法委是党的组织机构,代表党监督公检法,连政法委的“机关报”都这么黑,政法委得黑到什么程度?被它监督的公检法怎能不黑?21世纪传媒总裁沈颢领导和组织新闻敲诈被判4年徒刑,而王伟领导和组织新闻敲诈却受到了省委的极力保护,人们不禁要问,党的“依法治国”口号是婊子的牌坊吗?

 

假如《黑报》的复姓是“公民”,公民社会里的媒体必须接受公民监督,公民依据新闻法去监督媒体。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的记者会上,美国《侨报》记者锺颖提问为何中国新闻法立法提出多年都没有结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副局长锺雪泉避而不答,立刻宣布今天的记者会就到此结束。中共为什么惧怕新闻法?法律是刚性的,是非分明,而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含糊其词,似是而非,纪律回避法律有效,法律的地位无处摆放;法律是稳定化的、凝固化的,而党的舆论导向是随机的,对传媒的随机控制与依法行政相矛盾;法的权利是普遍性的,媒体的权力是平等的,而党强调的是中央喉舌的特殊性,把媒体分为三六九等,不同级别的传媒采访报道和舆论监督的权能是不同等的,普遍适用的采访报道权、批评权,无法操作。

 

假如《黑报》的复姓是“公民”,公民社会里都有新闻行业评议会制度,吸收社会各界代表监督媒体,并且有专业的媒体批评刊物。公民社会里新闻行业评议会是民间组织,而在中国,监督管理新闻工作者主要是由新闻主管部门、新闻单位自身、官方记协等来完成,而社会大众的监督只能靠向这些机构举报来完成,监督渠道单一、难以对新闻行业形成有效的约束。《黑报》员工连续举报王伟12年,省政府的新闻出版局始终充当王伟的保护伞,猫与老鼠无数次通奸。特别是哪个兼任联合调查组组长的“赵处长”,认为能发工资、奖金和福利就是“好总编”,她已经没有道德底线,他的良心已经泯灭。“新闻官”都是这种道德水准,新闻出版总署设立新闻道德自律委员会肯定是一件“蛋疼”的事。

 

国家新闻出版署有一部《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为什么管不住新闻敲诈?当你知道王伟的丑恶后,你必然要责问他的道德何在?这里存在个人的道德问题,但请你相信,道德作为一种内在的律令,只存在于道德践行具有可能性的政治生态之中。如果在一种政治生态中,道德的践行是不可能的,那么背离道德的行为就会成为家常便饭,就会成为习惯。对《黑报》的记者来说,“封口”如果是无可改变的宿命,那么吃封口费与不吃封口费在道德上也没有很大的区别。

 

《黑报》的真假记者之所以敢猖狂地吃封口费,根本的原因是在今天的中国,信息传播是可控的。媒体姓党,就是为党有效控制媒体提供方便。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在媒体姓党,只要姓党的媒体存在一天,中国人就没有一天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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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钰凯:《黑龙江法制报》姓氏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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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报》总编辑王伟在全国地方法制报社长总编会议上介绍新闻敲诈经验。图为平安广西网截图。

 

 


  

 2016年3月28日,《北京之春》发表了石道来的文章《黑龙江法制报姓党也姓黑》,被《民主中国》等多家海外中文媒体转载。作者揭露《黑报》的黑暗后在文章结尾写到:“《黑报》无时无刻不在为党抹黑,在中国,难道姓党的媒体都这样黑吗?也许《黑报》他妈姓党,他爸姓黑。”读此不难看出,《黑报》是复姓:把妈的姓放在前面,复姓是“党黑”;把爸的姓放在前面,复姓是“黑党”。

 

《黑报》黑到什么程度?总编辑王伟竟然把新闻敲诈作为一种光荣和资本,在全国地方法治报社社长(总编辑)会议上,介绍先进敲诈经验:“围绕‘法’字办报、发行和创收”,“舆论监督这个工具要用好,还要用巧”。《黑报》的敲诈技巧是流水线作业,既有巫术式的模板,又有“科学”的流程,形成了一幅完整的新闻敲诈路线图。农民王士祥向《黑报》投诉警方设立嫖娼陷阱,《黑报》拿到封口费后,警方把王士祥拘禁496天,被折磨出一身病,被释放后因得不到赔偿到处上访,《黑报》不但不替王士祥说一句公道话,还继续索要警方的宣传费和摊派报纸。更黑的是《黑报》法院判决生效的债务就有千万元,报社领导却私分百万国有资产,王伟独占两台公车,家有多套住房,聚众赌博,吃“五鞭”……

 

《黑报》太黑全怪复姓“党黑”。如果不是党的宣传部经常下禁令,王伟胆子再大,也不敢在吃了封口费后把不能发稿的理由推到宣传部身上。焦国标在《讨伐宣传部》一书中说:“恶人不怕见官,就怕见报,新闻媒体本来可以为中国人民做一万件好事,解决一万件灾难,只因宣传部愚昧落後的思维方式和霸道武断的工作作风,却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件被勒令禁绝。宣传部系统整个就是中国弱势群体灾难的延续者、加码者和二级制造者。”王伟的良心不是被狗吃了,而是被党的宣传部吃了,中宣部是一个铲除媒体良心的机构,是一个保护特殊利益集团的机构,是一个损害臣民利益的机构。无法报道真相,是记者的奇耻大辱,如果这种耻辱是宿命,其尊严感将大受打击,其人格就会分裂,无耻地做出为虎作伥,与民心、正义、法律、真相完全背道而驰的事。

 

《黑报》这么黑,难道党的省委不知道吗?虽然《黑报》员工连续10多年举报,虽然《黑报》在全国早已臭名昭著,但黑龙江省省长陆昊肯定不知道,他连省里最大的国有企业龙煤集团的矿工半年没开工资都不知道,何况《黑报》那点无关他乌纱帽的事。《黑报》姓党,党管一切,省长只是省委书记的助理,省政府是个伪政府。党管媒体的方式,就是把所有媒体人都拖下水,让大家都不干净,然后大家就乖乖跟着姓党了,成为罪孽的帮凶。新闻寻租只是权力寻租机制的一部分,新闻寻租的祸首在于扭曲媒体自由形态的权力。在“媒体姓党”的政治生态中,中共的政治权力早已拒绝了监督。

 

《黑报》的第二个复姓是“黑党”,党已经很黑了,但它还要处处为党抹黑,坑爹又坑妈呀!习近平说媒体姓党,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姓党的媒体都像《黑报》这样黑吗?王伟们是打着“省委政法委机关报”的旗号进行新闻敲诈的,政法委是党的组织机构,代表党监督公检法,连政法委的“机关报”都这么黑,政法委得黑到什么程度?被它监督的公检法怎能不黑?21世纪传媒总裁沈颢领导和组织新闻敲诈被判4年徒刑,而王伟领导和组织新闻敲诈却受到了省委的极力保护,人们不禁要问,党的“依法治国”口号是婊子的牌坊吗?

 

假如《黑报》的复姓是“公民”,公民社会里的媒体必须接受公民监督,公民依据新闻法去监督媒体。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的记者会上,美国《侨报》记者锺颖提问为何中国新闻法立法提出多年都没有结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副局长锺雪泉避而不答,立刻宣布今天的记者会就到此结束。中共为什么惧怕新闻法?法律是刚性的,是非分明,而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含糊其词,似是而非,纪律回避法律有效,法律的地位无处摆放;法律是稳定化的、凝固化的,而党的舆论导向是随机的,对传媒的随机控制与依法行政相矛盾;法的权利是普遍性的,媒体的权力是平等的,而党强调的是中央喉舌的特殊性,把媒体分为三六九等,不同级别的传媒采访报道和舆论监督的权能是不同等的,普遍适用的采访报道权、批评权,无法操作。

 

假如《黑报》的复姓是“公民”,公民社会里都有新闻行业评议会制度,吸收社会各界代表监督媒体,并且有专业的媒体批评刊物。公民社会里新闻行业评议会是民间组织,而在中国,监督管理新闻工作者主要是由新闻主管部门、新闻单位自身、官方记协等来完成,而社会大众的监督只能靠向这些机构举报来完成,监督渠道单一、难以对新闻行业形成有效的约束。《黑报》员工连续举报王伟12年,省政府的新闻出版局始终充当王伟的保护伞,猫与老鼠无数次通奸。特别是哪个兼任联合调查组组长的“赵处长”,认为能发工资、奖金和福利就是“好总编”,她已经没有道德底线,他的良心已经泯灭。“新闻官”都是这种道德水准,新闻出版总署设立新闻道德自律委员会肯定是一件“蛋疼”的事。

 

国家新闻出版署有一部《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为什么管不住新闻敲诈?当你知道王伟的丑恶后,你必然要责问他的道德何在?这里存在个人的道德问题,但请你相信,道德作为一种内在的律令,只存在于道德践行具有可能性的政治生态之中。如果在一种政治生态中,道德的践行是不可能的,那么背离道德的行为就会成为家常便饭,就会成为习惯。对《黑报》的记者来说,“封口”如果是无可改变的宿命,那么吃封口费与不吃封口费在道德上也没有很大的区别。

 

《黑报》的真假记者之所以敢猖狂地吃封口费,根本的原因是在今天的中国,信息传播是可控的。媒体姓党,就是为党有效控制媒体提供方便。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在媒体姓党,只要姓党的媒体存在一天,中国人就没有一天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