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一九八九年春的“动乱升级”罪在江泽民

图片:1989年六四镇压发生前夕,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看望和劝说示威绝食的学生(1989年5月19日法新社)
图片:1989年六四镇压发生前夕,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看望和劝说示威绝食的学生(1989年5月19日法新社)
随着“六四”周年纪念日的到来,二十七年前即已经被定性为“六四屠夫”的李鹏再次被千夫所指。海外网络媒体也纷纷旧事重提,将香港某家出版社六年前出版的那本“李鹏日记”重新点评,以“赵紫阳一句话,令江泽民很郁闷”为题,导引出江泽民与赵紫阳的旧恨新仇。

“李鹏日记”中说:(八九学潮期间)赵紫阳主持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原定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对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方针。在政治局讨论完戈访华问题,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越紫阳突然提出处理学潮的几点意见。这是胡耀邦同志逝世以来第一次开政治局全会。外地的委员江泽民、李瑞环、杨汝岱同志都参加了。
 

当前国内中心任务是制止动乱,政治局会议不把制止动乱列为会议正式议程,本来就令人奇怪。但想不到赵紫阳突然讲了对处理当前局势的四条意见:一、非法学生组织虽不能承认,但学生会改选不可避免;二、新闻开放势在必行;三、抓廉政措施:审计五大公司,并交人大审查;四、取消对领导同志的特殊供应。赵紫阳说这四条意见,是他个人意见。接着万里同志说,人大要组成廉政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讲话了。我说,赵紫阳讲的这几条意见常委都没有讨论过,紫阳讲话不能代表常委。紫阳讲话要害是通过新闻开放进一步煽动动乱。把对动乱的处置权由党中央转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显露出要夺中央常委权的端倪,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下午,万里同志主持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6月20号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听取国务院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还要审议《游行示威法》和清理整顿公司的汇报。本来按照正常的运作程序,人大常委会的议程,应首先由人大常委的中共党组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审议,通过之后,再由人大常委党组作为议案提交委员长会议决定。

李鹏回忆出的这段内容,恰恰是后来万里出访期间“自作主张”提前回国,被邓小平下令由江泽民在上海执行对万里的“保护任务”的原因。

笔者在当年的相关文章中曾经介绍过,万里当年决定提前回国后,专机组请示国内,“家里”明确表示同意,但飞机升空之后便接到“最新指示”,要求专机改飞上海。
李鹏日记中还说:以后我才知道,在政治局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江泽民同志由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陪同去赵紫阳那里,向他汇报了上海市委处理世界经济导报问题,请中央对上海市委予以支持。参加这次汇报的还有中央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阎明复。面对江泽民同志的请求,赵紫阳竟说:“我也不给你们压力,我就说不知道。”赵紫阳的态度哪有一点共产党总书记的味道。启立同志态度较好,他说中央应支持上海市委,但未被赵紫阳采纳。难怪以后江泽民同志说,赵紫阳讲话对我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同志简直是如雷轰耳,不可理解。过去在地下党工作时期,我们有什么困难,就去找上级组织,党就是我们的母亲。无独有偶,次日,在香港右派报纸上就登出赵紫阳不支持上海市委处理导报的消息。这就令人怀疑,赵的身边有奸细。

笔者二十五年前还在北京的时候,即听到过在中南海里工作的人士介绍的这一段故事的前因后果。

故事的原委还要从江泽民在上海处理世界经济导报说起。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九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北京的《新观察》杂志联合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等单位在北京举行座谈会,当时国内著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人士严家其、苏绍智、陈子明等到会。《世界经济导报》方面的主要代表是该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新观察》主编戈扬主持座谈会,议题主要是两个:一为胡耀邦乎反;二,为“消除精神污染”和“反白由化”翻案。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文章内容把当时的政治局面,说成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因为社论的内容,是以邓小平在前一天的讲话为基调,所以熟知内情的江泽民,立刻觉得此时上海方面必须“旗帜鲜明”了。他于当天下午召开全市党员干部大会,表示了上海市委要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决定。按着他又宣布,停止《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中共党组成员钦本立的职务,派出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为组长的整顿领导小组管理《世界经济导报》。

导致这一处理决定的作出,是因为《世界经济导报》原订在四月二十四日出版的一期报纸上,刊出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纪录。报样送审以后,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认为其中一些段落的内容如果原样刊出,势必会加剧人们的思想混乱,不利于社会安定。

事情汇报到江泽民处,江氏十分同意宣传部门负责人的看法,亲自打电话要求《世界经济导报》对文章进行删改,但遭到钦本立等人的软磨硬抗。

江泽民的命令下达后,为了不致引起负面作用,希望《世界经济导报》尽快改版出刊,但报社同仇敌慨,坚持不改版也不出报,同时被下令查封的那期也已经被卖出一部分。

四月二十八日,改版后的《世界经济导报)终于面世,但社会上至此已经流传出两个不同版本。同时,因为江泽民对这家报纸的处理,已经被大陆各大报纸公开报道,终于点燃了八九学生运动上升为全民运动的导火线。

开始,先是数百名北京的新闻工作者联名致信中共上海市委,抗议江泽民撤消钦本立职务,并称中共上海市委这一作法是违反新闻条例及中共十三大关于“党政分别开之原则的。在这封抗议信上签名的记者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中国日报》等,几乎包括了所有国家级的重要报刊。

此外,还有一批著名的大陆社会科学工作者严家其、许良英、苏绍智、包遵信等人联名致函江泽民,向他提出强烈抗议。他们认为江泽民只有处理党内事务的权力,而《世界经济导报》不是党报,所以江泽民的作法是越权,而且是在制造新的矛盾。

四月二十八日,仅《中国青年报》即有八十八名编辑和记者签署给《世界经济导报》和钦本立的慰问电,电文中说:“谨向一向为我们所敬重的世界经济导报及钦本立同志致意。真实的新闻永存!”

另外,《中国日报》亦有七十五名编辑和记者签署慰问电给钦本立,电文中说:“威武不能屈,钦总树天下报人风范;真理不死,导报是十年改革先锋!”这些电文内容虽然没有公开刊登在大陆报刊上,但当天的海外媒体即却都加以报导。
在外界的强烈支持下,《世界经济导报》同仁也开始抗争,报纸编委会在给江泽民等人的一份陈述材料上表示:上海市委应该撤消停止钦本立职务的决定,并撤回工作组。

赵紫阳从朝鲜出访归国后,立即表示了对学运处理不能采取压服手段的态度。按着,赵于五月四日发表一篇承认学生爱国的讲话,在国内外引起较好反响,乔石、杨尚昆和万里三人,在赵紫阳刚刚讲完话后即称赞他讲的好,并都表示非常同意他的讲话。

赵紫阳五月四日讲话的当天下午,北京市数百名新闻记者,发起了中共建政后首次新闻工作者大游行,参加者有新华杜及各大报刊的记者。他们向有关方面提交一封公开信,提出五项要求。一,中共中央考虑撤消上海市委关于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错误决定;二,上海市委向《世界经济导报》公开道歉;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违法事件;四,要求政府与新闻界就此事与新闻界公开对话;五,政府不得对于公开报导加以干涉。

当时即有人评论说,随着新闻记者队伍的走上街头,标志着这场学生爱国运动已经发展成为全民性的运动。所以说,上海方面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事件其实就是导致所谓“动乱升级”的最直接因素。后续的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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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一九八九年春的“动乱升级”罪在江泽民

图片:1989年六四镇压发生前夕,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看望和劝说示威绝食的学生(1989年5月19日法新社)
图片:1989年六四镇压发生前夕,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看望和劝说示威绝食的学生(1989年5月19日法新社)
随着“六四”周年纪念日的到来,二十七年前即已经被定性为“六四屠夫”的李鹏再次被千夫所指。海外网络媒体也纷纷旧事重提,将香港某家出版社六年前出版的那本“李鹏日记”重新点评,以“赵紫阳一句话,令江泽民很郁闷”为题,导引出江泽民与赵紫阳的旧恨新仇。

“李鹏日记”中说:(八九学潮期间)赵紫阳主持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原定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对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方针。在政治局讨论完戈访华问题,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越紫阳突然提出处理学潮的几点意见。这是胡耀邦同志逝世以来第一次开政治局全会。外地的委员江泽民、李瑞环、杨汝岱同志都参加了。
 

当前国内中心任务是制止动乱,政治局会议不把制止动乱列为会议正式议程,本来就令人奇怪。但想不到赵紫阳突然讲了对处理当前局势的四条意见:一、非法学生组织虽不能承认,但学生会改选不可避免;二、新闻开放势在必行;三、抓廉政措施:审计五大公司,并交人大审查;四、取消对领导同志的特殊供应。赵紫阳说这四条意见,是他个人意见。接着万里同志说,人大要组成廉政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讲话了。我说,赵紫阳讲的这几条意见常委都没有讨论过,紫阳讲话不能代表常委。紫阳讲话要害是通过新闻开放进一步煽动动乱。把对动乱的处置权由党中央转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显露出要夺中央常委权的端倪,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下午,万里同志主持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6月20号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听取国务院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还要审议《游行示威法》和清理整顿公司的汇报。本来按照正常的运作程序,人大常委会的议程,应首先由人大常委的中共党组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审议,通过之后,再由人大常委党组作为议案提交委员长会议决定。

李鹏回忆出的这段内容,恰恰是后来万里出访期间“自作主张”提前回国,被邓小平下令由江泽民在上海执行对万里的“保护任务”的原因。

笔者在当年的相关文章中曾经介绍过,万里当年决定提前回国后,专机组请示国内,“家里”明确表示同意,但飞机升空之后便接到“最新指示”,要求专机改飞上海。
李鹏日记中还说:以后我才知道,在政治局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江泽民同志由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陪同去赵紫阳那里,向他汇报了上海市委处理世界经济导报问题,请中央对上海市委予以支持。参加这次汇报的还有中央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阎明复。面对江泽民同志的请求,赵紫阳竟说:“我也不给你们压力,我就说不知道。”赵紫阳的态度哪有一点共产党总书记的味道。启立同志态度较好,他说中央应支持上海市委,但未被赵紫阳采纳。难怪以后江泽民同志说,赵紫阳讲话对我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同志简直是如雷轰耳,不可理解。过去在地下党工作时期,我们有什么困难,就去找上级组织,党就是我们的母亲。无独有偶,次日,在香港右派报纸上就登出赵紫阳不支持上海市委处理导报的消息。这就令人怀疑,赵的身边有奸细。

笔者二十五年前还在北京的时候,即听到过在中南海里工作的人士介绍的这一段故事的前因后果。

故事的原委还要从江泽民在上海处理世界经济导报说起。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九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北京的《新观察》杂志联合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等单位在北京举行座谈会,当时国内著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人士严家其、苏绍智、陈子明等到会。《世界经济导报》方面的主要代表是该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新观察》主编戈扬主持座谈会,议题主要是两个:一为胡耀邦乎反;二,为“消除精神污染”和“反白由化”翻案。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文章内容把当时的政治局面,说成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因为社论的内容,是以邓小平在前一天的讲话为基调,所以熟知内情的江泽民,立刻觉得此时上海方面必须“旗帜鲜明”了。他于当天下午召开全市党员干部大会,表示了上海市委要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决定。按着他又宣布,停止《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中共党组成员钦本立的职务,派出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为组长的整顿领导小组管理《世界经济导报》。

导致这一处理决定的作出,是因为《世界经济导报》原订在四月二十四日出版的一期报纸上,刊出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纪录。报样送审以后,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认为其中一些段落的内容如果原样刊出,势必会加剧人们的思想混乱,不利于社会安定。

事情汇报到江泽民处,江氏十分同意宣传部门负责人的看法,亲自打电话要求《世界经济导报》对文章进行删改,但遭到钦本立等人的软磨硬抗。

江泽民的命令下达后,为了不致引起负面作用,希望《世界经济导报》尽快改版出刊,但报社同仇敌慨,坚持不改版也不出报,同时被下令查封的那期也已经被卖出一部分。

四月二十八日,改版后的《世界经济导报)终于面世,但社会上至此已经流传出两个不同版本。同时,因为江泽民对这家报纸的处理,已经被大陆各大报纸公开报道,终于点燃了八九学生运动上升为全民运动的导火线。

开始,先是数百名北京的新闻工作者联名致信中共上海市委,抗议江泽民撤消钦本立职务,并称中共上海市委这一作法是违反新闻条例及中共十三大关于“党政分别开之原则的。在这封抗议信上签名的记者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中国日报》等,几乎包括了所有国家级的重要报刊。

此外,还有一批著名的大陆社会科学工作者严家其、许良英、苏绍智、包遵信等人联名致函江泽民,向他提出强烈抗议。他们认为江泽民只有处理党内事务的权力,而《世界经济导报》不是党报,所以江泽民的作法是越权,而且是在制造新的矛盾。

四月二十八日,仅《中国青年报》即有八十八名编辑和记者签署给《世界经济导报》和钦本立的慰问电,电文中说:“谨向一向为我们所敬重的世界经济导报及钦本立同志致意。真实的新闻永存!”

另外,《中国日报》亦有七十五名编辑和记者签署慰问电给钦本立,电文中说:“威武不能屈,钦总树天下报人风范;真理不死,导报是十年改革先锋!”这些电文内容虽然没有公开刊登在大陆报刊上,但当天的海外媒体即却都加以报导。
在外界的强烈支持下,《世界经济导报》同仁也开始抗争,报纸编委会在给江泽民等人的一份陈述材料上表示:上海市委应该撤消停止钦本立职务的决定,并撤回工作组。

赵紫阳从朝鲜出访归国后,立即表示了对学运处理不能采取压服手段的态度。按着,赵于五月四日发表一篇承认学生爱国的讲话,在国内外引起较好反响,乔石、杨尚昆和万里三人,在赵紫阳刚刚讲完话后即称赞他讲的好,并都表示非常同意他的讲话。

赵紫阳五月四日讲话的当天下午,北京市数百名新闻记者,发起了中共建政后首次新闻工作者大游行,参加者有新华杜及各大报刊的记者。他们向有关方面提交一封公开信,提出五项要求。一,中共中央考虑撤消上海市委关于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错误决定;二,上海市委向《世界经济导报》公开道歉;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违法事件;四,要求政府与新闻界就此事与新闻界公开对话;五,政府不得对于公开报导加以干涉。

当时即有人评论说,随着新闻记者队伍的走上街头,标志着这场学生爱国运动已经发展成为全民性的运动。所以说,上海方面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事件其实就是导致所谓“动乱升级”的最直接因素。后续的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