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鱼 法律学者
网名考拉的赵威从被推为受难的女神到成为面目模糊的历史，并在之后被官民两方的话语都主动放弃掉。
最近几年一定是流年不利，社会行动领域里有多少新起的标杆人物，就因为木秀于林，被风所摧。民间付出了那么多积累起来的行动希望，和政府大刀阔斧推进的消除城市内涝工程一样，一场暴雨下来，水漫金山，四处沦陷。
最近关于考拉的事件，本应基于在特定时间、特定事件和特定人群上发生的极端反常行为而成为一个应该探讨的标杆。很可惜但又很必然的是，从被推为受难的女神到成为面目模糊的历史，并在之后被官民两方的话语都主动放弃掉。而民间即便是泛反对派群体对这件事情虽然拥有极大地争议，然而也并没有展开争论和交锋，大约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愈来愈多的人对于自己的定位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为此在模糊边界上的激烈讨论就没有了必要性。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基本实现了从我做起的理念。
不过，讨论不激烈，不代表其中不存在问题。比如愈来愈多的人物在社交媒体上被捧为明星，随后又因为突然的转向和陨落引起话语上的混乱。
如果在话语上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一般来说不至于因为现实中出现突变情节就无以为继。所以回想起来，如果是以行动为中心推出的产品，只要行动本身还能持续，这样的话语依然可以继续。为此从混乱开始反思，那么是不是话语本身并不是行动为起点的逻辑。
社会行动者与统治集团相比通常更缺乏物质的、制度性暴力和相应的实际措施。因而，从政治层面的对抗，大量需要借助象征符号的意义表达，向世界传播社会理想、进行社会动员和采取社会行动，并使政治诉求和行为合理化。
在当下，坚决反对运动所需要的象征策略的基本性质，定义为彻底的「反现状」。如果是前者，作为政治反对派的行动者所选择的象征，通常是那些预计可以使大众感情背离现存权力象征、可以使大众的喜爱之情转移到挑战性象征上去、并且可以把大众的敌对情绪引向现存权力象征的那些象征。因为社会主义运动是要同现存的陈腐观念和道德决裂，并使这种行动在新的道德基础上得到解释。为此，社会行动的受难者受难的行为本身作为一个抽象的符号，正是展示执政者不足的一个具体象征。
但在社会运动的象征政治中，存在着一个悖论：既要发展有活力的象征符号，使之产生新的身份认同，从而引起变革；又要为扎根于他们自己的文化者提供他们熟悉的象征符号。
在这样的基础上，譬如高智晟、郭飞雄、屠夫等人的形象虽然更为贴近，但是又因为被主流话语边缘而无法成为大众熟悉的象征符号。为此，如果基于了大众动员的目标，就要在其中选取有代表性但不极端敏感的人物作为替代。
正好的是，因为维权运动、新公民运动、新媒体等等因素的刺激下，在新的运动高峰之中，确实出现了一大批更贴近主流社会的人物参与，在这样的心态支撑下，许多人物被功利性的选为了新的运动象征。而同样的是，这样一批来自于主流社会的行动者，他们的公开行动愈来愈多地采用「表演」形式，从而能和娱乐界、新闻界、其他运动及政府在舆论的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
而愈来愈多的「行为艺术」开始异化抗争本身，变成形式抗争，并挤占了彻底反对的市场。从而，本应作为引领社会运动的象征，最后变成了竞争话语为最终的目标，变成了偶像的争夺。
心理学认为，偶像崇拜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现象。它通过人们对崇拜人物夸大了的社会认知而产生光环效应，将其言行举止加以神圣化并神秘化。瑞士心理学家弗洛姆（Fromm）认为，偶像崇拜是对幻想中杰出人物的依恋，但这种幻想常常被过分地强化或理想化了。也就是说，很多偶像并没有具备抗争的主观动机，而是被观众绑架上了对抗主流的意义存在着的。这就和传统社会运动的象征背道而驰了。
而正因为去掉了彻底反对的本质目标，而只是一场偶像消费的争夺战，那么作为掌握更多主流社会资源的一方比如也有更加强大的力量来主导这一场偶像争夺战。很不幸的是，过往的现实正在证明这一点。而考拉事件，政府不仅仅可以对冲偶像的影响，还可以完全地操控偶像的话语，无疑对忘却彻底反对一方的话语构成了致命打击。
为此，虽然不同意见并没有被暴露出来，但是本质已经很清晰，究竟是关注偶像，还是关注社会运动的象征，背后的尺度就是，是否真正的持有彻底反对的立场。而在这道鸿沟面前，一如既往，大浪淘沙，喧嚣的选择总无法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真正的立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