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特首曾荫权罪成还柙，满城欷歔。一个自诩饮香港水、流香港血的香港仔，成长为第一个华人财政司、成为香港特首，本是众多励志故事的主角，可惜未能摆脱中共特色吏治的侵蚀，一失足成千古恨。不过，他2013年曾以鉴于正受廉署调查为由，婉拒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显示他还有羞耻心，还有对香港廉政制度、法治的尊重。
吏治理念中国化 埋下祸根
中共特色的吏治有三大特点：一是权非民所赋，因而轻民意；二是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三是权利监督机制缺失，官员积小贪而成巨贪。主权移交后，香港吏治开始中国化，到曾荫权主政时已流弊浮现。
曾荫权曾发出豪言：「我饮香港的水长大，身上流着香港人的血，我绝不会出卖香港人！」但他由小圈子选举担任特首后，扬言「民望于我如浮云」、对政党和议员「亲疏有别」，都说明他的吏治理念已相当中国化，埋下了他接受富豪款待等有违政治道德事件的祸根，也写下了他如今成为入监的香港最高级官员的悲剧伏笔。
中共特色的吏治对香港公职人员的腐蚀，对香港廉政制度、司法制度的破坏，不只反映在曾荫权身上，也反映在他主政时期的一众官员身上，包括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被裁定藉公职作出不当行为、串谋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等五罪罪成，判囚七年半；前廉政专员汤显明被揭以分拆账单、修改入账手法等，超标宴请中国官员，虽获律政司放生，未被起诉，但对ICAC声誉的损害远远超出其它官员。
中式吏治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官员不会因同僚涉贪落台而警醒，反而只会前腐后继，甚至民间也出现接受无官不贪现实而认为有政绩的贪官就是好官的心态，变相鼓励贪腐。官员与民间的这种心态，同样已出现在香港。唐英年与梁振英竞逐特首时，僭建的道德、法治风波曾席卷全港，但梁振英当选后同样被揭僭建最终不了了之，被质疑收受澳洲公司巨款迄今未见廉署公布调查结果。
权贵集团袭香港 相互庇护
尤有甚者，中共吏治的利益集团化在香港勃兴，从曾荫权主政时个别官员卷入贪腐风波，到梁振英主政时已发展为中港权贵勾结，肆无忌惮地瓜分政商利益。发展局前局长陈茂波被劏房、囤地等丑闻缠身，竟能晋升财政司司长；梁振英因UGL丑闻缠身、靠政治斗争维持管治而被弃选，竟然又传出将荣升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们甘之如饴，何曾有羞耻心？他们政治地位的提升，除了权贵集团的相互庇护之外，哪有个别官员有如此能耐？
可以说，曾荫权当年婉拒到全国政协任职，既有先见之明，也是良心未泯，不曾无耻到窃取国家领导人地位以庇护自己过错。相比之下，中共官员为求类似「入局（政治局）不死、入常（政治局常委）不罪」的庇护，索贿、受贿动辄数千万元计的案件层出不穷，甚至为求一席全国人大代表竟能行贿400万元。受中国吏治毒害日深的香港，如果有一日揭发为争取更高政治地位或攫取更大经济利益而出现数千万元的利益输送案，又何足为奇？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周在对省部级高干训话时，强调官员要「警惕利益集团的『围猎』」，首次公开提出利益集团问题，公开承认中国权贵的利益集团已影响中央权威、决策和施政。问题是，拒绝司法独立、拒绝民主选举的中共，又怎么可能约束、限制利益集团的势力膨胀，又怎么可能阻止利益集团把魔爪伸到香港？下任香港特首又要如何阻遏中式吏治在香港的发展，阻遏中港权贵利益集团继续为瓜分香港利益而酿成政商动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