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蔭權和七警察案，在香港和大陸都引發輿論熱議，甚至過激反應。就香港來說，對曾蔭權雖覺惋惜，但認為此案程序合法、裁決公平、意義重大。爭議主要在七警察案，還引發了眾多警務人員的集會抗議。但總體來說，香港人能尊重法官判決和司法程序，等待上訴結果。
而在大陸，竟有紅二代網絡名人，在微博公開懸賞，煽動去打法官，還仇視法官的英籍和假髮。如此言論，博得不少人追加懸賞附和，更多人的喝彩稱快。從父輩的革命到紅二代的思維，崇尚暴力、煽動民族主義，似乎沒有改變。這些人在網絡說說，畢竟還有人駁斥。一旦掌權，排斥異己，天下順我，捉拿審問，也就不意外了。
這些年來，陸港朝野對香港的民主、新聞自由、法治和未來，爭議不斷。香港的爭議暫且不說，大陸這邊借助政治的強勢、經濟的施壓或誘惑，一國兩制似乎在向大陸的一制演進。回歸20年來，政治民主沒有突破，普選權依然無期。
但是香港的法治，作為政治和社會的最後一道屏障，從此兩案上看，還沒有失陷。曾蔭權案，在大陸根本不是個事，在香港卻依法下獄。七警察案，想想大陸去年警察毆人致死的雷洋案，就能察覺從理念到判例的天壤之別。
香港的法治，一是源於傳統。就像李光耀雖然鼓吹新儒家和華人文化的影響，但晚年也坦承，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是得益於英國人留下的法治傳統，以及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防範，否則新加坡會像其他華人地區一樣內亂，更是難以避免類似柬埔寨的災難。
法治最主要的還是獨立，首要的是獨立於政治之外。試想一下，曾蔭權這個級別的官員，在大陸誰敢管？這點租房不報的事，在官員內部根本不是個事，外界更是無從得知，那家媒體敢報？就算要處理，也頂多內部通報，下不為例，哪會訴諸司法審判？
雷洋案迫於輿論壓力，進入司法程序，雖然人命關天，最後警察還是被開釋。沒辦法，公檢法本是一家，都歸一個政法委領導，其中公安的警權一家獨大，別說民眾和媒體無可奈何，就是檢察院和法院，也要予以配合，而不是獨立工作。
法治的獨立，根源在於法律的至高無上，不屈從於政黨或具體到領導的壓力。就像山只有一個最高峰一樣，法律最高，才有最終裁決。大陸一直強調三個至上：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不說三個至上在邏輯上的荒謬，在現實中，三個至上，該服從哪一個？最終法律至上在人民利益的美麗外衣下，聽從於黨的領導，變成黨治領導下的法治，體現的不再是法律精神，而是政黨、政治、領導的意圖。
就說曾蔭權案，如果放在大陸，董建華會怎麼想，梁振英會怎麼做，其他現任官員或將來退職後怎麼辦，要不考慮政治影響？處罰警察，怎麼維穩？民眾看著官員收監、警察下獄，會不會更加難以管束？
法治的傳統、獨立、最高，只是民主社會的最後屏障。對於民眾來說，每天接觸最多的就是媒體訊息。如果沒有媒體揭發曾蔭權案、沒有記者拍下七警察打人的視頻並傳播，沒有公眾的參與熱議，形成輿論壓力，對真相和正義的支持，對不公和濫用權力的譴責，兩個案子很可能是另外的情況。
站在大陸官方的立場，從政治影響和維穩考慮，顯然不願兩案是這個樣子。如果說大陸能影響香港的政治和經濟的話，從兩案最後的結果來看，顯然還難以干涉香港的法治。這是保持香港繁榮的底線，也是香港對於大陸的最大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