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情能力说起

      最近读了一本有关心理病理学的论著，书名叫《对恶的科学研究——共情能力和残忍的起源》（The Science of Evil：on Empathy and Origins of Cruelty, Basic Books, 2011）。作者巴伦—库恩（Simon Baron-Cohn）是一位犹太裔心理病理学教授，据他在书中自述，他幼时常听到纳粹集中营幸存下来的长辈讲述纳粹分子的暴行，其中特别让他深受刺激的就是纳粹科学家拿犹太人的活体做医学实验。在人类社会中，一些人为什么会如此残害另一些人？这是让巴伦—库恩一直困惑不解的问题。后来他从事心理病理学研究，便着手收集案例，设计问卷，通过严密的实验检测来穷究此尚无确切解释的难题。因为他坚持认为，把残害他人的行为仅笼统地归结为抽象的“恶”，并不足以充分解释人性残忍的生理—心理根源。在该书卷首致词中，他即明确宣布说，他的“主要目标是用empathy这个科学用语来替换非科学用语‘恶’字，从而对人类的残忍作出明确的解析。”（p. x）。按照巴伦—库恩的界定，empathy是“我们认同他人的所思所感，并对其人之思想情感做出适当反应的能力。”（p.18）他接着指出，此一能力的显示至少包括两个阶段，一是能灵敏地感知他人的举止表情及处境，二是能灵动地做出恰如其分的反应。此通情达理之能力是任一身心健全者多少都会有的良能，国内心理学界现将该词通译为“共情”。

      “共情”一词纯属硬译生造，要让它接通中文语境中的地气，也可以把它纳入我们常说的“灵性”所涵蕴的功能。此灵性在人身上的显示先于情感和知性，当几个月的婴儿开始以笑容博取父母的爱怜时，其稚嫩的生命已自发地萌生出与他人的灵性交流了。不只是人，就连猿猴之类能够在群体中分享食物和互助的动物都会显示某种灵性的征兆。在佛家的语汇中，人类与动物之所以被统称为“生灵”，即着眼于二者均属有灵性的生命。孟子所描述的“不忍人之心”或“怵惕恻隐之心”，便生动地说明了此一灵动的感应能力在常人行为中的表现。

      与西文相比，中文用语在强调事物的某种内在本质时，较少使用抽象字眼，而更倾向于描述此内在本质所生发的具体行动。也就是说，我们不太习惯说某人是什么或具有什么特征，而是习惯说其人善于做什么或喜欢怎样做。中文中固然没有empathy的对等词，但若要谈起一个人具有empathy情怀，按照中文的表达方式，自然会用“善解人意”、“通情达理”、“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等描述具体行动的成语来赞赏他/她在待人接物上可嘉的感应能力。此外还有像“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等教诲性的经典表述，均意在强调一个人应尽量克服自我中心的视角，力求从对方的感受来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这也就是巴伦—库恩在书中援引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所说的“我与你”的关系，即不把对方视为与自己完全对立的客体，而是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建立互为主体的关系。这样看来，共情能力应是一种“操则存，舍则亡”的能力，它所产生的同感效果虽说来自“硬件”知觉机制的自动反应，但要把这种感应力保持下去，进而提高到自觉地倾听对方表达和尊重他人见解的水平，则需持续地加强心理保健上的修养。

何谓灵性残缺

      就巴伦—库恩的思路来看，仅用“恶”这个字眼来界定人类的残忍，属于循环论证，其简单化的词语转换性判断并不足以充分说明残忍的起源。他因此成立课题小组，与他的同事们着手对“恶”的生理-心理学发生现象进行科学勘探。他们从病理心理学的观测和临床应诊入手，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来检测不同的受测者大脑中“共情回路”（empathy circuit）所显示的作用之或强或弱，从而编排出高低不等的“灵商”（the Empathy Quotient ）序列。他拿调光开关的功能做比方，来说明不同的个人在共情能力光谱上存在的等差，并将此等差列为七个等级。完全丧失共情能力的人属于零度灵商，他们所表现的各种人格障碍症状多少可在他们大脑的“共情回路”中找到发生病变的部位。由此可以确定，他们之所以会做出某些不近人情的乖戾行为，是因为共情回路受到严重侵蚀，完全丧失了共情能力。巴伦—库恩称此受损的结果为empathy erosion。我觉得用我在几篇旧文中曾使用的“灵性残缺”翻译empathy erosion，可谓再合适不过。所谓灵性残缺，就是怨愤、忌恨和报复心等不良情绪日积月累，在心中发酵，致使共情能力遭到腐蚀的结果。对于此类零度灵商患者的乖劣行为，尽管难以追究法律责任，但巴伦—库恩书中所列举的诸症状已表明，他们确实具备做出种种反社会行为的生理-心理条件。

      巴伦—库恩以大量的篇幅记录了零度灵商患者的症状分类和病例分析，因与以下要展开的话题无关，仅需简述到此为止。现在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究的问题是：并无精神疾患的普通人何以在其日常行为中会做出残忍的事情？他们行凶做恶时的共情回路处于何等状况？对他们种种源于灵性残缺的行为，到底该如何定性？他们的暴行须在何种程度上承担道德或法律上的罪责？

      阿伦特有关“平庸恶”（banality of evil）的论述近年来在国内传播甚广，对包括笔者在内的病理心理学门外汉读者来说，巴伦—库恩此书更富有启发的亮点在于，他特别拿阿伦特在耶路撒冷法庭上为纳粹大屠杀主要参与人艾希曼作辩护的事件做例子，对所谓“平庸恶”的说辞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必要的修正。

      平庸就是不动脑子，不发表主见，好随大流，人云亦云。即使面对宰相指鹿为马的荒谬现实，平庸者也惯于随声附和，从无异议。在一个充斥暴政的社会中，安于平庸的群氓就这样不讲原则地甘当顺民，堕入了恶道。他们谋求的是“我平庸故我在”的幸存哲学，哪怕有一天被上级指令去执刀行凶，他们也奉命行使，对无辜者照杀不误。千百万参与大屠杀的德国人所犯的罪行即被认为是这一类平庸之恶。提起残害犹太族群的责任问题，涉事者多采取自我平庸化的说辞：抓人者说他奉命逮捕，押送者说他履行职务，管理毒气室和焚尸炉者说他被安排的工作就是干这种差事……他们的恶行都很平庸，若按照“平庸恶”的说辞来辩护，对这些照章行事的平庸者迫害犹太人的行为似乎就只能做法不责众的判决了。但巴伦—库恩严正地指出，谁也不能否认，正是他们每个人所从事的工作环节串连在一起，构成了大屠杀这一种族灭绝罪行的链条。包括参与制定“终结方案”（final solution）的艾希曼在内，所有的涉事者都难辞其共犯之咎。特别是像艾希曼这样的主要参与人，他明显是怀着与那些纳粹科学家同样不把犹太人当人看的信念去执行他在集中营的工作的，怎能以“平庸恶”为说辞，轻饶其个人罪责！艾希曼之流实际上并非没有思想，而是满脑子希特勒《我的奋斗》所宣扬的思想。在所有涉事者执行其大屠杀任务的行动中，他们都是处于零度灵商状态的恶人。但对比起上述有人格障碍问题的那一类零度灵商患者，纳粹分子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他们白天在集中营干杀人的工作，晚上回家照常会爱护他们的孩子，亲吻他们的妻子，这说明他们的共情回路并非像零度灵商的神经病患者那样已侵蚀到不能复原的程度。他们只是在执行种族灭绝的任务之时，像关掉电灯开关那样，暂时关闭了他们的共情回路。也就是说，他们奉行元首的旨意，秉持纳粹团队的信念，有意识地一任常人所固有的“不忍人之心”麻木不仁下去。对他们来说，残忍施暴受害者不只是一项本职工作，更是他们效忠元首，彰显其种族优越感的积极表现。

            由此可见，普通人的共情回路一旦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其本应发挥的正常功能会受到某种恶念的抑制，以致作出他们平时未必会作出的暴行。总的来说，各人的灵商之高低参差不齐，他们的行为除受其天生气质的支配之外，显然还与他们后天的习得及其在某时某地所处的特殊境况有很大的关系。巴伦—库恩在书中特制作一幅图表，罗列出十二个影响共情回路的因素，现拷贝如下：

            让我们从顶端中心的“意向”开始，左行逐个作一检索。首先，人的行动常受其意向的支配，特定的意向会促使人暂时关闭自己的共情回路，做出残忍的事情。其次，突然面临“威胁”，一个人也会被迫做出他平时未必会作出的极端反应。此外，“文化赞许”会起到鼓动作用，而“意识形态/信仰”更会在思想上施加影响，再加上“早年经验”形成的习染，又承受“守规/服从”的强硬要求，而面对“群内”或 “群外”的人群，更受限于固有的亲疏之别或敌我之分。在众多的条件制约下，一个人到底会把他的共情回路关闭到何种程度，会做出何等暴行，都始终与那一系列影响他的因素极其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此外，“不良情绪”的内因还会侵蚀共情回路，起到意想不到的引爆作用。生理因素也会发挥不可低估的作用，它们依次是“基因”、“神经状况”、“荷尔蒙”和“身体状况”。我们固然不能把一个人好行善或常作恶完全归因其本性，但后天形成的行为模式或多或少还是与天生的气质有着复杂的连带关系。

恶力同源

      现在可以从纳粹的种族灭绝联系到中共的阶级灭绝，转而深究具有中国特色的“共恶”之危害了。此“共恶”即中共集团从打天下到坐江山积累炼成的恶，同时也包括在其裹挟统治之下国人共犯的恶，特别是首恶毛泽东自早年到病殁一直身体力行，并坚持向全党全民推广的恶。

      恩格斯曾称赞马克思为“历史学界的达尔文”，恩格斯此言明确道出了马克思主义和纳粹种族主义背后共同的意识形态根源。阿伦特就这一要点指出，“达尔文将发展的观念引进对自然的研究，他坚持认为，至少在生物界，自然运动不是循环的，而是始终循着一条直线前进，朝向无限前进的方向运动，这意味着自然本身被归入历史，自然生命被当做历史来考虑了。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正如历史法则，可以用于种族主义，也可用于马克思的法则：最先进的阶级才能生存。”（阿伦特/鄂兰：《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左岸文化，2009，页465）历史法则一旦被宣布从属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一些人消灭另一些人的运动即拥有了社会进化的意义。这种运动杀人的恐怖更甚于通常的暴政。暴政杀人，总会有它的罪名，运动杀人却无所谓有罪无罪，要杀的个人或群体已被确定为“客观敌人”，成了这个世界上多余的、必须消灭掉的废物，你若要同情和赦免他们，你就违抗了自然和历史的法则。这个超越一切的法则即毛泽东所说的“无法无天”。对执行“屠杀方案”的党卫军来说，消灭“劣等种族”，是进行一场参与和促进自然进程的运动。对按照“辩证法的无情规律”办事的共产党人来说，消灭地主、资本家这类“垂死的阶级”，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革命功业。马克思有一句被广泛引用的名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这个理论即上述的暴力逻辑，它所鼓动的物质力量即在人类社会中实施前所未有的全面恐怖。

      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写于几十年之前，对中国以及中共的情况，她所了解的和可能涉及的都十分有限。站在今日的观望点上作一比较，共恶 的危害显然远大于纳粹。纳粹极权早在二战后即告覆灭，其种族灭绝的罪行随之受到国际审判和惩罚，大屠杀的真相此后更陆续披露出来，包括共产极权在东德的罪行，柏林墙拆除后也都经转型正义而彻底清算。德国人所陷入的零度灵商状态尽管像关闭电灯开关那样曾罪恶过一时，但随着民主体制全面确立，从政府到民间都作出反省忏悔的表示，德意志民族如今已整体上趋于精神康复，基本上摒除了灵性残缺的魔障。不幸在中国，共恶不只没得到清算，至今还在诡变延续，经过毛死后这四十年来的修整补苴，其祸害国人和危及世界的恶力反磨练得比毛时代更富有魅惑和威胁。

共恶是怎样炼成的

            盘查共恶，应从首恶毛泽东的恶人哲学谈起。检讨毛的早年经验，有两个倾向值得注意。一是因不喜欢过艰辛的耕读生活而受到父亲粗暴压制，与父亲的冲突激发了他强烈的作乱意识。二是因入读新式学堂较晚而赶不上课程进度，遂把更多的精力投入校外的社会活动。毛那时读了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曾在书内空白处写下一万多字批语。细读他那些批语，其中特别突出的一个论调即强调恶的实用价值。他不同意泡尔生的善恶对立观，却别有偏解地说：“恶也者，善之次等者也。惟其为次等，故不能与善并有同一之价值，然不能谓无价值。……吾重在当时为善为恶之事实而已，以其事实论为善者善，为恶者恶。”毛所谓的以事实论善恶，其实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诡辩表述。蔡和森后来说得比毛更加露骨，他写信鼓动毛说:“现为一恶，而将来能得十善之结果，何所顾恤而不为之！”蔡邀毛共同去大干一场的那个“恶”，就是投奔共产国际，按照莫斯科方面的部署，在中国搞武装夺权的阶级斗争。

      毛后来更明确地表白，为解决建立红色割据政权的实际问题，他对马列理论的运用只取“阶级斗争”四个大字。这一理论结合实际的做法就是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把贫富的对立推向极端。打土豪旨在抢劫富裕农户的钱粮，解决红军的生存问题。依靠贫雇农，则是为了从分得田地的农户群中征收更多的军粮，更可源源不断地增补壮大红军的兵员。由此可见，中共的阶级斗争暴行从一开始即突出了残忍的掠夺目的，既在经济上搜刮，又在人命上豪夺。

      回顾中国几千年来的治乱兴废，以暴易暴的改朝换代不管发生过多少争权夺利的残杀，但从未把剥夺私有财产作为暴力行动的终极目标，更没把贫困农户与富裕农户列为两个敌对的阶级。在整个的帝制时代，全体农户无论贫富，大体上保持着守望相助的关系。对他们来说，官府的过度盘剥和匪盗的劫掠才是需要全体农户协力对付的祸害。中共为武装夺权而推行的阶级斗争不只破坏了民间社会固有的贫富共生状态，而且激化了贫贱者潜在的仇富心理，其败坏世道人心的恶力至土改运动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至于欧洲的反犹主义，本有其复杂的历史根源，不只是在德国，在俄国、法国等其他国家，早先都出现过排挤和迫害犹太人的动乱。因为犹太人散居欧洲各国，按照阿伦特的说法，他们“是唯一一个非国家的欧洲民族”，被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负面形象在欧洲已累积数世纪之久。但富裕农户被作为“中国的犹太人”而划归“地主”、“富农”这类可任意剥夺其财产和杀害其性命的家庭成分，却史无前例，独为中共所首创。实际上富裕农户的富裕多来自勤劳节俭，除极少数为富不仁者称霸一方，确有劣迹和民愤，绝大多数富裕农户与其他农户并无所谓冤仇，其中还有不少家族乐善好施，在维持乡间的社会稳定上常起到有益的作用。总的来说，在前现代中国的乡土社会不管发生过多少天灾人祸，淳朴的民风和互济的民德始终都是占主流的。因而也可以评估说，人们固有的共情能力一直都保持在正常的状态。

      毛泽东与希特勒在运动群众的操作上有一共识，那就是把激发仇恨作为最有效的凝聚力。因为鼓动贫贱者去仇恨富贵者比劝勉他们仁爱世人要容易得多。前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普遍的贫困，为数极少的富裕家庭常在众多贫困人口的包围下面临败落的危机。贫困于是成为中共煽动仇恨的温床，同时也为他们要造成的恐怖铺垫起正义的借口。再加上编造一些像黄世仁、周扒皮和刘文彩等宣扬阶级斗争教育的恶霸地主故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地主富农彻底被妖魔化，他们最终成了中国经济不发达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替罪羊。

            纳粹以军事组织和工业生产的方式推行其种族灭绝的运动。“终结方案”完全由党卫军专业执行，集中营就是死亡工厂，关押在那里的犹太人均被当作不适宜生存的族群分批分期送上死亡的传送带，统一作销毁废品的处理。此种族灭绝的暴行基本上是在隔离状态下秘密进行的，并未把广大的民众卷入其中。冲锋队员只是按照既定的程序做他们杀人的工作，他们的灵性残缺处于机械化的状态，多少是有些阿伦特所谓“平庸恶”的成分。

            中共所搞的一系列运动则如洪水滔天般冲击社会的各个角落，其恶浪之侵蚀几乎损及每一个人的灵性。土改运动由地方政府操控，直接发动群众斗争地主。在群众未充分被运动起来之先，工作组通常多是唆使纵容乡间的地痞流氓带头行凶，将群众裹挟到所激化起来的恐怖气氛中。群众的仇恨心和行凶欲一旦煽动起来，种种难以想象的残忍都会变本加厉地发作，以致变态到冲破人性底线的地步。

            家庭成分从此被法定下来，成为“新社会”确立的阶级种性，全体人群按成分被划分为加害者与受害者敌我对立的两方。你若不积极表现去加害他人，你就有可能面临被打入受害者群的威胁。为避免成为受害者，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或被迫参与暴行，纷纷步入加害者的行列。那些进入加害者群的人之所以会做出施暴他人的行动，也与他们本人的不良情绪和生理因素有不可忽略的关系。如上所述，各人的灵商等级本来就有或高或低的差别，比较而言，低灵商者自然比高灵商者更易受外在因素的诱发而参与暴行。正是此类灵商偏低的庸众出于不同的动机，顺着政治形势的疾风投入运动，遂组成壮大党棍力量的积极分子。毛泽东特别看重此类人可被利用的低劣品质，早在延安整风时他就明确表态说：“只要为我所用，管他乌龟王八蛋。”由于毛一贯按这一实用原则选材用人，一部中共党史让他肆意操纵，搞成了优质成员不断淘汰而劣质成员持续增生的残酷斗争史。正如整人手狠而后来自己也被整得很惨的邱会作所说：“党内哪个人没有挨过整？哪个人又没有整过人？”就这一不容否认的事实来说，残忍即中共党性的本质特征，其成员的持续劣化则是该集团不断诡变以求幸存的必然趋势。残忍与劣质构成了共恶坚实的内核。

      每一次运动都对每一个人的共情能力造成全国范围的损害。土改中杀害地主多达二百万人，与之同时进行的镇反运动又杀掉近二百万反革命分子。经此阶级灭绝的大屠杀，自古以来行之有效的乡村自治体系彻底瓦解，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良性转化的资源和潜力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运动中表现积极的加害者群大量得到培养和选拔，由此类灵性残缺的人物组成的基层权力体系为阶级斗争的强化和扩张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此后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加害者的队伍日趋壮大，新增加的受害者也相应地越来越多。

            乡村里分完地主的财产，城市中接着对资本家横加剥夺，雇主与雇员间本无多大冲突的关系也在新政权的挑唆下敌对起来。在大资本家成堆的上海，运动搞得最凶，受到剥夺和批斗的资本家被逼得接二连三跳楼自杀。面对此逼人自杀的狂潮，时任市长的陈毅不只冷漠坐视，在听取每一天自杀人数的汇报时，他还特别以俏皮的口吻询问部下：“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以逼人自杀的方式变相地杀人，可谓中共的阶级灭绝比纳粹的种族灭绝更其邪恶和卑劣的一面。毛泽东就曾明确下达命令说：“凡是自杀的人，都不要去救他，人家自己要死嘛，你去救他干什么？中国人这么多，也不缺他们这么几个人。”陈和毛如此冷血的言论分明显流露出他们对那些受害者的仇恨和厌恶。迫害对象很快即转向毛泽东特别仇恨和厌恶的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后，五十多万人被打成右派。运动的恐怖迫使越来越多的人为避祸幸存而背叛亲朋，污蔑同事，自觉或不自觉地关闭各自的同情回路，堕落为加害者群中的一员。

      在接下来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受害的人口无限蔓延，以至扩散到拥护中共政权的翻身农户。在三千多万活活饿死的人口中，绝大多数的饿殍正是土改中斗过地主，分过田产，紧跟党走社会主义金光大道的贫下中农。毛泽东从来不畏惧中国人大量死亡，面对整个国家一片饥荒的惨状，为确保城市供应和农产品出口的需求，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仍没放松向各地追加粮食征购的数字。在饿死人特别多的甘肃省，毛竟向当地领导放话说：“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给一半人吃饱。”毛那个“不如死一半”的下达指标就这样落到了生产粮食的农村人口身上。哪有什么自然灾害！都是共恶造成的人祸。

      在人口始终呈现过剩状态的中国，清除经济上多余的和政治上有害的人口，一直都是中共当局用以消除其政权危机的有效手段。对毛泽东来说，随着形势的变化，充当加害者和受害者的人选常会按他的辩证法作无情的调整。等到毛觉得失控的党天下官僚群已危及他个人的权力和威信，受害者的厄运随之作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径直轮到一大批党内当权派的头上。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要干的事情就是造成加害者和受害者迭相转换的乱局，在全国范围的混战中把他想要打倒的“走资派”统统打倒，同时也让更多的“阶级敌人”趁势暴露出来，随之及时地予以消灭。

      运动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刀，掀起了全国范围的恐怖。这些牛鬼蛇神多是前此各运动中幸存的受害者，在文革初期，鼓动红卫兵加害此类“中国的犹太人”，既符合毛泽东“能消灭者一定消灭之”的暴力逻辑，也有助于催发更加恐怖的气氛，好把害人的烈火顺势引燃到毛要打倒的“走资派”身上。一场全党全军全民互相加害的大混战从此展开，直闹到毛泽东去世。毛先是纵容中学和大学的红卫兵实施暴力和恐怖，让他们在派出所和居委会的指使引导下查抄黑五类家庭，替代政府执行不宜由官方出面去做的经济掠夺暴行。接着又挑起他们先批斗教师，再斗党内干部，直闹到他们之间没完没了地凶残互斗。我每次翻阅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一书，读到所记录红卫兵打死人逼死人的血腥暴行，总是明显地看出，在行凶打人的暴徒之中，中共高干子弟——即今日人们常说的太子党/红二代——闹得最凶，下手最狠，害人最多。就是他们这一伙信息通天的红衙内领会上意，明确斗争方向，害起人来才会向无顾忌，特别凶残，以至把牛鬼蛇神的人血用做造反燃料，遂烧起火炎昆冈的大恐怖。

      这些人的共情能力从小即受到父辈言行的严重侵蚀，滋长了他们不在乎他人死活，乃至六亲不认的阶级斗争意识。1966年12月底，笔者亲眼目睹刘少奇的大女儿在天安门广场的宣传车上作批判刘少奇的发言。据王友琴《文革受难者》所叙，刘少奇另一个入读师大女附中的小女儿在血腥的“红八月”以打死人为荣，自夸她打死了三个人。另据一知情者所说，薄一波被“打倒”后，薄熙来就动手打过自己的黑帮父亲。仅举此数例，即可见在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红色家庭中，儿女们幼小的灵性受损的程度之深及其灵商等级之低劣。“共恶”最大的危害就是对一代代青少年的毒害，他们从小即受到阶级仇恨的教育和无视生命价值的野蛮训练。他们的所谓“造反”，其实是维护最高权威的伪造反，纯属通过残酷迫害“黑五类”来逞凶的保皇行动。他们所奉为“革命”的害人行动本属继承他们父辈革命传统的行动，所以他们的“打砸抢”及杀人暴行始终受到最高当局的纵容和包庇。文革之后，针对处理文革中受害者案件的问题，胡耀邦曾特别含蓄地指示，要“宜粗不宜细”，要“水落石不出”。胡这种息事宁人的政策显然意在偏袒早期红卫兵的暴行，从而切断追究首恶毛泽东罪责的线索。文革十年从此被官方封存为一片历史空白，喝狼奶长大的那一批加害者至今都无真诚的悔罪之心。他们不只未受到任何惩处，还在邓小平上台后盘踞不同的高位，都做了既利益集团的核心人物和捷足先登的成员。

      普通的造反派群众后来的下场却十分悲惨。此类扮演打手的人物在毛的煽动下揪斗走资派，并与保皇派大打出手，那时候他们意气风发，多少算是趁奉旨造反之机狠斗了欺压过他们的党棍，发足了行凶报复的威风。但一待走资派被统统打倒，形势由大乱走向大治，他们大都在“清队”和“一打三反”时挨整受罚，其中有不少人甚至被整得惨死。再等到毛死后当权派东山再起，此类人中的幸存者又无一幸免地暗遭清算，一个个都被打入永不起用的另册。至于随后发生的“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应该说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出于中共老人集团对文革死灰复燃的大恐惧和对造反行动的总报复。据坊间传闻，邓小平那时即发出过“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的指令。那指令分明是一个彻底扑灭文革造反余焰的纳粹式“终结方案”，将近三十年过去了，苏联溃散，东欧变天，中共依旧以残忍的手段稳坐其红色江山。

共恶的变异和共情的重建

      今日的共恶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加害与受害的状况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来了个极具反讽的转换。中共既得利益集团现已成为最富裕的一群，他们一面隐瞒历史，拒不反省已往的阶级斗争暴行；一面满怀恐慌，暴力维稳，竭力堵截矛头已对准他们的今日阶级斗争之新动向。曾经武装夺权后颠倒过来的一切如今又在“向钱看”的驱动下翻转回去了，奥威尔《动物庄园》的寓言故事在当代中国活灵活现地重演起来。率领穷人仇恨富人和充公私产的中共集团已把公产大量转为他们自己的私产，大小党官都人模人样地当起地主、房主、经理和董事。经济上和人命上的掠夺更加恶化，他们吞并了公产还不甘罢休，又进一步敲骨吸髓到平民身上。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及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在城镇大搞暴力拆迁，在农村四出抢征土地，每日每时，在全国各地都有维权的草民被打伤打死，被逼迫自杀。弱势群体与利益集团的冲突至今已上升为民间与政府的全面对立。中共集团曾经煽动的仇恨现在完全转移到他们自己身上。

      他们早已丧失群众，因而特别害怕群众运动。八九民运被镇压下去后，他们立即成立庞大的武警队伍，赋予其维稳的职能，以形式装备上与国际接轨的建制升级了镇压群众的暴力。再加上国安、国保、城管等严密监控的执法机构，造成大量的异议人士和维权者“被禁闭”、“被喝茶”、“被失踪”，乃至“被自杀”的事件。比起毛时代放纵暴民大肆害人的情况，今日的害人手段明显地专业化和制度化了。在貌似“进步”的改进中，新一代专政机构的工作人员凶狠得近乎变态，他們害起人来更下流更无赖，弄出了种种软性折磨的残忍手段。我买了一本《酷刑下的维权律师高智晟自述》，每读到那些国保卑劣地折磨高律师的细节，常把人读得脊背发冷，恶心欲呕，一时间反感得无法再读下去。高律师被拘期间，他说他每时每刻面对的都是“人性的荒场，所有的卑鄙、恶劣都成了堂而皇之的工作。人，作为一种存在，在那里是得不到应有的承认，人性、人的感情得不到一丝承认。”他在书中愤然控诉说：“那种凶残恶辣及冷酷正是中共恶势力在中国生命得以残存的理由和最后的保障。”

      然而共恶不管怎样诡变着花样和手段保障其极权的残存，时代的进步和国人的觉醒毕竟是一股阻挠不住的消解力量。受害者群体不再像毛时代那样被分化得陷于每一个人的孤立。“孤立是一种人被驱入的绝境，他们的政治生活、追求共同目的的共同行动都被摧毁。”孤立者的私人生活空间，包括他们的经验能力和思考能力均被摧毁，孤立到最后，连他们的共情能力都被窒息到气息奄奄。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毕竟已造成不少松动，国人早已冲破毛时代所陷入的孤立状况。阶级斗争的魔咒烟消云散，不再有儿女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而与“黑五类”父母划清界限的现象，也很少有妻子受压力抛弃其政治犯丈夫的事情。今日涌现的多是高智晟、王炳章的女儿和郭飞雄、丁家喜的妻子那群对抗当局的政治犯家属。很多维权律师甘冒被吊销执照，乃至被捕判刑的风险仗义执言，为受害者辩护。更不要说互联网上申诉冤案和狠批共恶的言论铺天盖地，多得让网管人员删不胜删，其追讨不休的势头已对加害者形成抵挡不住的舆论压力。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在摆脱孤立的方向上凝聚共识，重建共情。等到有一天绝大多数的受害者都摆脱恐惧，心照不宣地走向街头，一致抵制加害者及其害人的做法时，共恶就趋于瓦解了。

2017年3月

从共情能力说起

      最近读了一本有关心理病理学的论著，书名叫《对恶的科学研究——共情能力和残忍的起源》（The Science of Evil：on Empathy and Origins of Cruelty, Basic Books, 2011）。作者巴伦—库恩（Simon Baron-Cohn）是一位犹太裔心理病理学教授，据他在书中自述，他幼时常听到纳粹集中营幸存下来的长辈讲述纳粹分子的暴行，其中特别让他深受刺激的就是纳粹科学家拿犹太人的活体做医学实验。在人类社会中，一些人为什么会如此残害另一些人？这是让巴伦—库恩一直困惑不解的问题。后来他从事心理病理学研究，便着手收集案例，设计问卷，通过严密的实验检测来穷究此尚无确切解释的难题。因为他坚持认为，把残害他人的行为仅笼统地归结为抽象的“恶”，并不足以充分解释人性残忍的生理—心理根源。在该书卷首致词中，他即明确宣布说，他的“主要目标是用empathy这个科学用语来替换非科学用语‘恶’字，从而对人类的残忍作出明确的解析。”（p. x）。按照巴伦—库恩的界定，empathy是“我们认同他人的所思所感，并对其人之思想情感做出适当反应的能力。”（p.18）他接着指出，此一能力的显示至少包括两个阶段，一是能灵敏地感知他人的举止表情及处境，二是能灵动地做出恰如其分的反应。此通情达理之能力是任一身心健全者多少都会有的良能，国内心理学界现将该词通译为“共情”。

      “共情”一词纯属硬译生造，要让它接通中文语境中的地气，也可以把它纳入我们常说的“灵性”所涵蕴的功能。此灵性在人身上的显示先于情感和知性，当几个月的婴儿开始以笑容博取父母的爱怜时，其稚嫩的生命已自发地萌生出与他人的灵性交流了。不只是人，就连猿猴之类能够在群体中分享食物和互助的动物都会显示某种灵性的征兆。在佛家的语汇中，人类与动物之所以被统称为“生灵”，即着眼于二者均属有灵性的生命。孟子所描述的“不忍人之心”或“怵惕恻隐之心”，便生动地说明了此一灵动的感应能力在常人行为中的表现。

      与西文相比，中文用语在强调事物的某种内在本质时，较少使用抽象字眼，而更倾向于描述此内在本质所生发的具体行动。也就是说，我们不太习惯说某人是什么或具有什么特征，而是习惯说其人善于做什么或喜欢怎样做。中文中固然没有empathy的对等词，但若要谈起一个人具有empathy情怀，按照中文的表达方式，自然会用“善解人意”、“通情达理”、“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等描述具体行动的成语来赞赏他/她在待人接物上可嘉的感应能力。此外还有像“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等教诲性的经典表述，均意在强调一个人应尽量克服自我中心的视角，力求从对方的感受来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这也就是巴伦—库恩在书中援引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所说的“我与你”的关系，即不把对方视为与自己完全对立的客体，而是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建立互为主体的关系。这样看来，共情能力应是一种“操则存，舍则亡”的能力，它所产生的同感效果虽说来自“硬件”知觉机制的自动反应，但要把这种感应力保持下去，进而提高到自觉地倾听对方表达和尊重他人见解的水平，则需持续地加强心理保健上的修养。

何谓灵性残缺

      就巴伦—库恩的思路来看，仅用“恶”这个字眼来界定人类的残忍，属于循环论证，其简单化的词语转换性判断并不足以充分说明残忍的起源。他因此成立课题小组，与他的同事们着手对“恶”的生理-心理学发生现象进行科学勘探。他们从病理心理学的观测和临床应诊入手，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来检测不同的受测者大脑中“共情回路”（empathy circuit）所显示的作用之或强或弱，从而编排出高低不等的“灵商”（the Empathy Quotient ）序列。他拿调光开关的功能做比方，来说明不同的个人在共情能力光谱上存在的等差，并将此等差列为七个等级。完全丧失共情能力的人属于零度灵商，他们所表现的各种人格障碍症状多少可在他们大脑的“共情回路”中找到发生病变的部位。由此可以确定，他们之所以会做出某些不近人情的乖戾行为，是因为共情回路受到严重侵蚀，完全丧失了共情能力。巴伦—库恩称此受损的结果为empathy erosion。我觉得用我在几篇旧文中曾使用的“灵性残缺”翻译empathy erosion，可谓再合适不过。所谓灵性残缺，就是怨愤、忌恨和报复心等不良情绪日积月累，在心中发酵，致使共情能力遭到腐蚀的结果。对于此类零度灵商患者的乖劣行为，尽管难以追究法律责任，但巴伦—库恩书中所列举的诸症状已表明，他们确实具备做出种种反社会行为的生理-心理条件。

      巴伦—库恩以大量的篇幅记录了零度灵商患者的症状分类和病例分析，因与以下要展开的话题无关，仅需简述到此为止。现在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究的问题是：并无精神疾患的普通人何以在其日常行为中会做出残忍的事情？他们行凶做恶时的共情回路处于何等状况？对他们种种源于灵性残缺的行为，到底该如何定性？他们的暴行须在何种程度上承担道德或法律上的罪责？

      阿伦特有关“平庸恶”（banality of evil）的论述近年来在国内传播甚广，对包括笔者在内的病理心理学门外汉读者来说，巴伦—库恩此书更富有启发的亮点在于，他特别拿阿伦特在耶路撒冷法庭上为纳粹大屠杀主要参与人艾希曼作辩护的事件做例子，对所谓“平庸恶”的说辞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必要的修正。

      平庸就是不动脑子，不发表主见，好随大流，人云亦云。即使面对宰相指鹿为马的荒谬现实，平庸者也惯于随声附和，从无异议。在一个充斥暴政的社会中，安于平庸的群氓就这样不讲原则地甘当顺民，堕入了恶道。他们谋求的是“我平庸故我在”的幸存哲学，哪怕有一天被上级指令去执刀行凶，他们也奉命行使，对无辜者照杀不误。千百万参与大屠杀的德国人所犯的罪行即被认为是这一类平庸之恶。提起残害犹太族群的责任问题，涉事者多采取自我平庸化的说辞：抓人者说他奉命逮捕，押送者说他履行职务，管理毒气室和焚尸炉者说他被安排的工作就是干这种差事……他们的恶行都很平庸，若按照“平庸恶”的说辞来辩护，对这些照章行事的平庸者迫害犹太人的行为似乎就只能做法不责众的判决了。但巴伦—库恩严正地指出，谁也不能否认，正是他们每个人所从事的工作环节串连在一起，构成了大屠杀这一种族灭绝罪行的链条。包括参与制定“终结方案”（final solution）的艾希曼在内，所有的涉事者都难辞其共犯之咎。特别是像艾希曼这样的主要参与人，他明显是怀着与那些纳粹科学家同样不把犹太人当人看的信念去执行他在集中营的工作的，怎能以“平庸恶”为说辞，轻饶其个人罪责！艾希曼之流实际上并非没有思想，而是满脑子希特勒《我的奋斗》所宣扬的思想。在所有涉事者执行其大屠杀任务的行动中，他们都是处于零度灵商状态的恶人。但对比起上述有人格障碍问题的那一类零度灵商患者，纳粹分子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他们白天在集中营干杀人的工作，晚上回家照常会爱护他们的孩子，亲吻他们的妻子，这说明他们的共情回路并非像零度灵商的神经病患者那样已侵蚀到不能复原的程度。他们只是在执行种族灭绝的任务之时，像关掉电灯开关那样，暂时关闭了他们的共情回路。也就是说，他们奉行元首的旨意，秉持纳粹团队的信念，有意识地一任常人所固有的“不忍人之心”麻木不仁下去。对他们来说，残忍施暴受害者不只是一项本职工作，更是他们效忠元首，彰显其种族优越感的积极表现。

            由此可见，普通人的共情回路一旦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其本应发挥的正常功能会受到某种恶念的抑制，以致作出他们平时未必会作出的暴行。总的来说，各人的灵商之高低参差不齐，他们的行为除受其天生气质的支配之外，显然还与他们后天的习得及其在某时某地所处的特殊境况有很大的关系。巴伦—库恩在书中特制作一幅图表，罗列出十二个影响共情回路的因素，现拷贝如下：

            让我们从顶端中心的“意向”开始，左行逐个作一检索。首先，人的行动常受其意向的支配，特定的意向会促使人暂时关闭自己的共情回路，做出残忍的事情。其次，突然面临“威胁”，一个人也会被迫做出他平时未必会作出的极端反应。此外，“文化赞许”会起到鼓动作用，而“意识形态/信仰”更会在思想上施加影响，再加上“早年经验”形成的习染，又承受“守规/服从”的强硬要求，而面对“群内”或 “群外”的人群，更受限于固有的亲疏之别或敌我之分。在众多的条件制约下，一个人到底会把他的共情回路关闭到何种程度，会做出何等暴行，都始终与那一系列影响他的因素极其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此外，“不良情绪”的内因还会侵蚀共情回路，起到意想不到的引爆作用。生理因素也会发挥不可低估的作用，它们依次是“基因”、“神经状况”、“荷尔蒙”和“身体状况”。我们固然不能把一个人好行善或常作恶完全归因其本性，但后天形成的行为模式或多或少还是与天生的气质有着复杂的连带关系。

恶力同源

      现在可以从纳粹的种族灭绝联系到中共的阶级灭绝，转而深究具有中国特色的“共恶”之危害了。此“共恶”即中共集团从打天下到坐江山积累炼成的恶，同时也包括在其裹挟统治之下国人共犯的恶，特别是首恶毛泽东自早年到病殁一直身体力行，并坚持向全党全民推广的恶。

      恩格斯曾称赞马克思为“历史学界的达尔文”，恩格斯此言明确道出了马克思主义和纳粹种族主义背后共同的意识形态根源。阿伦特就这一要点指出，“达尔文将发展的观念引进对自然的研究，他坚持认为，至少在生物界，自然运动不是循环的，而是始终循着一条直线前进，朝向无限前进的方向运动，这意味着自然本身被归入历史，自然生命被当做历史来考虑了。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正如历史法则，可以用于种族主义，也可用于马克思的法则：最先进的阶级才能生存。”（阿伦特/鄂兰：《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左岸文化，2009，页465）历史法则一旦被宣布从属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一些人消灭另一些人的运动即拥有了社会进化的意义。这种运动杀人的恐怖更甚于通常的暴政。暴政杀人，总会有它的罪名，运动杀人却无所谓有罪无罪，要杀的个人或群体已被确定为“客观敌人”，成了这个世界上多余的、必须消灭掉的废物，你若要同情和赦免他们，你就违抗了自然和历史的法则。这个超越一切的法则即毛泽东所说的“无法无天”。对执行“屠杀方案”的党卫军来说，消灭“劣等种族”，是进行一场参与和促进自然进程的运动。对按照“辩证法的无情规律”办事的共产党人来说，消灭地主、资本家这类“垂死的阶级”，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革命功业。马克思有一句被广泛引用的名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这个理论即上述的暴力逻辑，它所鼓动的物质力量即在人类社会中实施前所未有的全面恐怖。

      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写于几十年之前，对中国以及中共的情况，她所了解的和可能涉及的都十分有限。站在今日的观望点上作一比较，共恶 的危害显然远大于纳粹。纳粹极权早在二战后即告覆灭，其种族灭绝的罪行随之受到国际审判和惩罚，大屠杀的真相此后更陆续披露出来，包括共产极权在东德的罪行，柏林墙拆除后也都经转型正义而彻底清算。德国人所陷入的零度灵商状态尽管像关闭电灯开关那样曾罪恶过一时，但随着民主体制全面确立，从政府到民间都作出反省忏悔的表示，德意志民族如今已整体上趋于精神康复，基本上摒除了灵性残缺的魔障。不幸在中国，共恶不只没得到清算，至今还在诡变延续，经过毛死后这四十年来的修整补苴，其祸害国人和危及世界的恶力反磨练得比毛时代更富有魅惑和威胁。

共恶是怎样炼成的

            盘查共恶，应从首恶毛泽东的恶人哲学谈起。检讨毛的早年经验，有两个倾向值得注意。一是因不喜欢过艰辛的耕读生活而受到父亲粗暴压制，与父亲的冲突激发了他强烈的作乱意识。二是因入读新式学堂较晚而赶不上课程进度，遂把更多的精力投入校外的社会活动。毛那时读了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曾在书内空白处写下一万多字批语。细读他那些批语，其中特别突出的一个论调即强调恶的实用价值。他不同意泡尔生的善恶对立观，却别有偏解地说：“恶也者，善之次等者也。惟其为次等，故不能与善并有同一之价值，然不能谓无价值。……吾重在当时为善为恶之事实而已，以其事实论为善者善，为恶者恶。”毛所谓的以事实论善恶，其实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诡辩表述。蔡和森后来说得比毛更加露骨，他写信鼓动毛说:“现为一恶，而将来能得十善之结果，何所顾恤而不为之！”蔡邀毛共同去大干一场的那个“恶”，就是投奔共产国际，按照莫斯科方面的部署，在中国搞武装夺权的阶级斗争。

      毛后来更明确地表白，为解决建立红色割据政权的实际问题，他对马列理论的运用只取“阶级斗争”四个大字。这一理论结合实际的做法就是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把贫富的对立推向极端。打土豪旨在抢劫富裕农户的钱粮，解决红军的生存问题。依靠贫雇农，则是为了从分得田地的农户群中征收更多的军粮，更可源源不断地增补壮大红军的兵员。由此可见，中共的阶级斗争暴行从一开始即突出了残忍的掠夺目的，既在经济上搜刮，又在人命上豪夺。

      回顾中国几千年来的治乱兴废，以暴易暴的改朝换代不管发生过多少争权夺利的残杀，但从未把剥夺私有财产作为暴力行动的终极目标，更没把贫困农户与富裕农户列为两个敌对的阶级。在整个的帝制时代，全体农户无论贫富，大体上保持着守望相助的关系。对他们来说，官府的过度盘剥和匪盗的劫掠才是需要全体农户协力对付的祸害。中共为武装夺权而推行的阶级斗争不只破坏了民间社会固有的贫富共生状态，而且激化了贫贱者潜在的仇富心理，其败坏世道人心的恶力至土改运动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至于欧洲的反犹主义，本有其复杂的历史根源，不只是在德国，在俄国、法国等其他国家，早先都出现过排挤和迫害犹太人的动乱。因为犹太人散居欧洲各国，按照阿伦特的说法，他们“是唯一一个非国家的欧洲民族”，被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负面形象在欧洲已累积数世纪之久。但富裕农户被作为“中国的犹太人”而划归“地主”、“富农”这类可任意剥夺其财产和杀害其性命的家庭成分，却史无前例，独为中共所首创。实际上富裕农户的富裕多来自勤劳节俭，除极少数为富不仁者称霸一方，确有劣迹和民愤，绝大多数富裕农户与其他农户并无所谓冤仇，其中还有不少家族乐善好施，在维持乡间的社会稳定上常起到有益的作用。总的来说，在前现代中国的乡土社会不管发生过多少天灾人祸，淳朴的民风和互济的民德始终都是占主流的。因而也可以评估说，人们固有的共情能力一直都保持在正常的状态。

      毛泽东与希特勒在运动群众的操作上有一共识，那就是把激发仇恨作为最有效的凝聚力。因为鼓动贫贱者去仇恨富贵者比劝勉他们仁爱世人要容易得多。前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普遍的贫困，为数极少的富裕家庭常在众多贫困人口的包围下面临败落的危机。贫困于是成为中共煽动仇恨的温床，同时也为他们要造成的恐怖铺垫起正义的借口。再加上编造一些像黄世仁、周扒皮和刘文彩等宣扬阶级斗争教育的恶霸地主故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地主富农彻底被妖魔化，他们最终成了中国经济不发达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替罪羊。

            纳粹以军事组织和工业生产的方式推行其种族灭绝的运动。“终结方案”完全由党卫军专业执行，集中营就是死亡工厂，关押在那里的犹太人均被当作不适宜生存的族群分批分期送上死亡的传送带，统一作销毁废品的处理。此种族灭绝的暴行基本上是在隔离状态下秘密进行的，并未把广大的民众卷入其中。冲锋队员只是按照既定的程序做他们杀人的工作，他们的灵性残缺处于机械化的状态，多少是有些阿伦特所谓“平庸恶”的成分。

            中共所搞的一系列运动则如洪水滔天般冲击社会的各个角落，其恶浪之侵蚀几乎损及每一个人的灵性。土改运动由地方政府操控，直接发动群众斗争地主。在群众未充分被运动起来之先，工作组通常多是唆使纵容乡间的地痞流氓带头行凶，将群众裹挟到所激化起来的恐怖气氛中。群众的仇恨心和行凶欲一旦煽动起来，种种难以想象的残忍都会变本加厉地发作，以致变态到冲破人性底线的地步。

            家庭成分从此被法定下来，成为“新社会”确立的阶级种性，全体人群按成分被划分为加害者与受害者敌我对立的两方。你若不积极表现去加害他人，你就有可能面临被打入受害者群的威胁。为避免成为受害者，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或被迫参与暴行，纷纷步入加害者的行列。那些进入加害者群的人之所以会做出施暴他人的行动，也与他们本人的不良情绪和生理因素有不可忽略的关系。如上所述，各人的灵商等级本来就有或高或低的差别，比较而言，低灵商者自然比高灵商者更易受外在因素的诱发而参与暴行。正是此类灵商偏低的庸众出于不同的动机，顺着政治形势的疾风投入运动，遂组成壮大党棍力量的积极分子。毛泽东特别看重此类人可被利用的低劣品质，早在延安整风时他就明确表态说：“只要为我所用，管他乌龟王八蛋。”由于毛一贯按这一实用原则选材用人，一部中共党史让他肆意操纵，搞成了优质成员不断淘汰而劣质成员持续增生的残酷斗争史。正如整人手狠而后来自己也被整得很惨的邱会作所说：“党内哪个人没有挨过整？哪个人又没有整过人？”就这一不容否认的事实来说，残忍即中共党性的本质特征，其成员的持续劣化则是该集团不断诡变以求幸存的必然趋势。残忍与劣质构成了共恶坚实的内核。

      每一次运动都对每一个人的共情能力造成全国范围的损害。土改中杀害地主多达二百万人，与之同时进行的镇反运动又杀掉近二百万反革命分子。经此阶级灭绝的大屠杀，自古以来行之有效的乡村自治体系彻底瓦解，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良性转化的资源和潜力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运动中表现积极的加害者群大量得到培养和选拔，由此类灵性残缺的人物组成的基层权力体系为阶级斗争的强化和扩张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此后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加害者的队伍日趋壮大，新增加的受害者也相应地越来越多。

            乡村里分完地主的财产，城市中接着对资本家横加剥夺，雇主与雇员间本无多大冲突的关系也在新政权的挑唆下敌对起来。在大资本家成堆的上海，运动搞得最凶，受到剥夺和批斗的资本家被逼得接二连三跳楼自杀。面对此逼人自杀的狂潮，时任市长的陈毅不只冷漠坐视，在听取每一天自杀人数的汇报时，他还特别以俏皮的口吻询问部下：“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以逼人自杀的方式变相地杀人，可谓中共的阶级灭绝比纳粹的种族灭绝更其邪恶和卑劣的一面。毛泽东就曾明确下达命令说：“凡是自杀的人，都不要去救他，人家自己要死嘛，你去救他干什么？中国人这么多，也不缺他们这么几个人。”陈和毛如此冷血的言论分明显流露出他们对那些受害者的仇恨和厌恶。迫害对象很快即转向毛泽东特别仇恨和厌恶的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后，五十多万人被打成右派。运动的恐怖迫使越来越多的人为避祸幸存而背叛亲朋，污蔑同事，自觉或不自觉地关闭各自的同情回路，堕落为加害者群中的一员。

      在接下来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受害的人口无限蔓延，以至扩散到拥护中共政权的翻身农户。在三千多万活活饿死的人口中，绝大多数的饿殍正是土改中斗过地主，分过田产，紧跟党走社会主义金光大道的贫下中农。毛泽东从来不畏惧中国人大量死亡，面对整个国家一片饥荒的惨状，为确保城市供应和农产品出口的需求，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仍没放松向各地追加粮食征购的数字。在饿死人特别多的甘肃省，毛竟向当地领导放话说：“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给一半人吃饱。”毛那个“不如死一半”的下达指标就这样落到了生产粮食的农村人口身上。哪有什么自然灾害！都是共恶造成的人祸。

      在人口始终呈现过剩状态的中国，清除经济上多余的和政治上有害的人口，一直都是中共当局用以消除其政权危机的有效手段。对毛泽东来说，随着形势的变化，充当加害者和受害者的人选常会按他的辩证法作无情的调整。等到毛觉得失控的党天下官僚群已危及他个人的权力和威信，受害者的厄运随之作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径直轮到一大批党内当权派的头上。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要干的事情就是造成加害者和受害者迭相转换的乱局，在全国范围的混战中把他想要打倒的“走资派”统统打倒，同时也让更多的“阶级敌人”趁势暴露出来，随之及时地予以消灭。

      运动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刀，掀起了全国范围的恐怖。这些牛鬼蛇神多是前此各运动中幸存的受害者，在文革初期，鼓动红卫兵加害此类“中国的犹太人”，既符合毛泽东“能消灭者一定消灭之”的暴力逻辑，也有助于催发更加恐怖的气氛，好把害人的烈火顺势引燃到毛要打倒的“走资派”身上。一场全党全军全民互相加害的大混战从此展开，直闹到毛泽东去世。毛先是纵容中学和大学的红卫兵实施暴力和恐怖，让他们在派出所和居委会的指使引导下查抄黑五类家庭，替代政府执行不宜由官方出面去做的经济掠夺暴行。接着又挑起他们先批斗教师，再斗党内干部，直闹到他们之间没完没了地凶残互斗。我每次翻阅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一书，读到所记录红卫兵打死人逼死人的血腥暴行，总是明显地看出，在行凶打人的暴徒之中，中共高干子弟——即今日人们常说的太子党/红二代——闹得最凶，下手最狠，害人最多。就是他们这一伙信息通天的红衙内领会上意，明确斗争方向，害起人来才会向无顾忌，特别凶残，以至把牛鬼蛇神的人血用做造反燃料，遂烧起火炎昆冈的大恐怖。

      这些人的共情能力从小即受到父辈言行的严重侵蚀，滋长了他们不在乎他人死活，乃至六亲不认的阶级斗争意识。1966年12月底，笔者亲眼目睹刘少奇的大女儿在天安门广场的宣传车上作批判刘少奇的发言。据王友琴《文革受难者》所叙，刘少奇另一个入读师大女附中的小女儿在血腥的“红八月”以打死人为荣，自夸她打死了三个人。另据一知情者所说，薄一波被“打倒”后，薄熙来就动手打过自己的黑帮父亲。仅举此数例，即可见在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红色家庭中，儿女们幼小的灵性受损的程度之深及其灵商等级之低劣。“共恶”最大的危害就是对一代代青少年的毒害，他们从小即受到阶级仇恨的教育和无视生命价值的野蛮训练。他们的所谓“造反”，其实是维护最高权威的伪造反，纯属通过残酷迫害“黑五类”来逞凶的保皇行动。他们所奉为“革命”的害人行动本属继承他们父辈革命传统的行动，所以他们的“打砸抢”及杀人暴行始终受到最高当局的纵容和包庇。文革之后，针对处理文革中受害者案件的问题，胡耀邦曾特别含蓄地指示，要“宜粗不宜细”，要“水落石不出”。胡这种息事宁人的政策显然意在偏袒早期红卫兵的暴行，从而切断追究首恶毛泽东罪责的线索。文革十年从此被官方封存为一片历史空白，喝狼奶长大的那一批加害者至今都无真诚的悔罪之心。他们不只未受到任何惩处，还在邓小平上台后盘踞不同的高位，都做了既利益集团的核心人物和捷足先登的成员。

      普通的造反派群众后来的下场却十分悲惨。此类扮演打手的人物在毛的煽动下揪斗走资派，并与保皇派大打出手，那时候他们意气风发，多少算是趁奉旨造反之机狠斗了欺压过他们的党棍，发足了行凶报复的威风。但一待走资派被统统打倒，形势由大乱走向大治，他们大都在“清队”和“一打三反”时挨整受罚，其中有不少人甚至被整得惨死。再等到毛死后当权派东山再起，此类人中的幸存者又无一幸免地暗遭清算，一个个都被打入永不起用的另册。至于随后发生的“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应该说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出于中共老人集团对文革死灰复燃的大恐惧和对造反行动的总报复。据坊间传闻，邓小平那时即发出过“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的指令。那指令分明是一个彻底扑灭文革造反余焰的纳粹式“终结方案”，将近三十年过去了，苏联溃散，东欧变天，中共依旧以残忍的手段稳坐其红色江山。

共恶的变异和共情的重建

      今日的共恶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加害与受害的状况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来了个极具反讽的转换。中共既得利益集团现已成为最富裕的一群，他们一面隐瞒历史，拒不反省已往的阶级斗争暴行；一面满怀恐慌，暴力维稳，竭力堵截矛头已对准他们的今日阶级斗争之新动向。曾经武装夺权后颠倒过来的一切如今又在“向钱看”的驱动下翻转回去了，奥威尔《动物庄园》的寓言故事在当代中国活灵活现地重演起来。率领穷人仇恨富人和充公私产的中共集团已把公产大量转为他们自己的私产，大小党官都人模人样地当起地主、房主、经理和董事。经济上和人命上的掠夺更加恶化，他们吞并了公产还不甘罢休，又进一步敲骨吸髓到平民身上。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及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在城镇大搞暴力拆迁，在农村四出抢征土地，每日每时，在全国各地都有维权的草民被打伤打死，被逼迫自杀。弱势群体与利益集团的冲突至今已上升为民间与政府的全面对立。中共集团曾经煽动的仇恨现在完全转移到他们自己身上。

      他们早已丧失群众，因而特别害怕群众运动。八九民运被镇压下去后，他们立即成立庞大的武警队伍，赋予其维稳的职能，以形式装备上与国际接轨的建制升级了镇压群众的暴力。再加上国安、国保、城管等严密监控的执法机构，造成大量的异议人士和维权者“被禁闭”、“被喝茶”、“被失踪”，乃至“被自杀”的事件。比起毛时代放纵暴民大肆害人的情况，今日的害人手段明显地专业化和制度化了。在貌似“进步”的改进中，新一代专政机构的工作人员凶狠得近乎变态，他們害起人来更下流更无赖，弄出了种种软性折磨的残忍手段。我买了一本《酷刑下的维权律师高智晟自述》，每读到那些国保卑劣地折磨高律师的细节，常把人读得脊背发冷，恶心欲呕，一时间反感得无法再读下去。高律师被拘期间，他说他每时每刻面对的都是“人性的荒场，所有的卑鄙、恶劣都成了堂而皇之的工作。人，作为一种存在，在那里是得不到应有的承认，人性、人的感情得不到一丝承认。”他在书中愤然控诉说：“那种凶残恶辣及冷酷正是中共恶势力在中国生命得以残存的理由和最后的保障。”

      然而共恶不管怎样诡变着花样和手段保障其极权的残存，时代的进步和国人的觉醒毕竟是一股阻挠不住的消解力量。受害者群体不再像毛时代那样被分化得陷于每一个人的孤立。“孤立是一种人被驱入的绝境，他们的政治生活、追求共同目的的共同行动都被摧毁。”孤立者的私人生活空间，包括他们的经验能力和思考能力均被摧毁，孤立到最后，连他们的共情能力都被窒息到气息奄奄。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毕竟已造成不少松动，国人早已冲破毛时代所陷入的孤立状况。阶级斗争的魔咒烟消云散，不再有儿女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而与“黑五类”父母划清界限的现象，也很少有妻子受压力抛弃其政治犯丈夫的事情。今日涌现的多是高智晟、王炳章的女儿和郭飞雄、丁家喜的妻子那群对抗当局的政治犯家属。很多维权律师甘冒被吊销执照，乃至被捕判刑的风险仗义执言，为受害者辩护。更不要说互联网上申诉冤案和狠批共恶的言论铺天盖地，多得让网管人员删不胜删，其追讨不休的势头已对加害者形成抵挡不住的舆论压力。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在摆脱孤立的方向上凝聚共识，重建共情。等到有一天绝大多数的受害者都摆脱恐惧，心照不宣地走向街头，一致抵制加害者及其害人的做法时，共恶就趋于瓦解了。

201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