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脸书上看到一位台湾历史老师感叹说：“每次学生学到民国历史的部分都会鬼打牆似的陷入跟民初政治一样的混乱状态，猜想许多老师教到这裡即使有心，也因为历史的複杂性导致自己也变得脑袋複杂起来了，最后师生皆败在此段历史情境裡，一届过一届，记忆力佳者硬背死背，管他死活，生吞活剥，求个保险。然而，这几年大考的趋势又不大考这个区块的政治纷扰，考试引导教学加上人人都无法放心的结果，使得学生练题目求心安时写到僵化死记的题目一旦写错了，就感到心底难踏实，积极点的甚至反过来以为是哪裡没背到？又去背一些琐碎肢离的知识，形成知识吓人，人又被知识吓到的折磨循环，于是乎中华民国建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一段历史，永远都是师生的煎熬以及灰暗的教学区块。”学生时代，我在彼岸的中国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这个困局是否无解？我的建议是，抛开历史教科书，读一读刘仲敬。
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其存在意义在哪裡？历史学家陈寅恪有一句诗：“读史早知今日事。”这是历史学家特有的睿智，圣经早就说过：“日光之下无新事。”多年前，我写关于陈寅恪的一篇文章就用这句诗为题目，无独有偶，刘仲敬也用这句诗表达其历史观。“让历史告诉未来”是历史学家的本分，做不到的人不配称为历史学家。在此维度上，王国维、陈寅恪、钱穆、余英时显然比顾颉刚、吴晗、翦伯赞、范文澜聪明得多。历史观念必将影响政治立场，而政治立场必然决定人身安危。
在尚未受到中共当局严重的政治迫害之时，刘仲敬主动选择自我流放、移居美国，也是出于此种史家的智慧。他对中国的未来持悲观看法，他在一篇访问中说：“在可以预计的未来，将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留在国内发展，对个人而言不是最佳选择。同样的资源和时间，足以使他在海外取得更大的成绩。如果有人一定要这样做，就必须有利害关系以外的其他动机。对于根本没有资源可以利用的人，其实本来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必须自己发展这些资源，自己保护自己，面对其间无法预计的风险。”如果不愿当殉道者或陪葬者，就要主动和提前规避中国崩坏之后加诸于个体生命的巨大风险。在过去一百多年的近代史上，类似的危机多次出现，彙集成了一条“近代史的堕落”的下垂曲线。
我在《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中，刘仲敬在《近代史的堕落》中，不约而同选择“史传”传统呈现更为真实的历史。我们对人物选择和评价，迥异于国共两党的历史教科书。比如，我们都向被国共两党史家贬斥爲“保皇派”的国学大师王国维高度致敬。在北伐军节节胜利之际，王国维为何会投湖自杀？他的自杀，不单单是受好友叶德辉被湖南暴民杀害（毛泽东在湖南掀起的“痞子运动”的后果之一）的刺激，更是因为他发现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可怕轨迹“以共和始者，必以共产终”，用刘仲敬的话来说就是：“党军是否打算害谁并不重要，因为党军出现的事实本身就如同老鼠跳上甲板、不再怕人的征兆。”王国维是那个大时代最清醒的观察家，他誓不受辱，质本洁来还洁去。果然，他弃世之后，国民党征服半个中国，共产党又席卷几乎整个中国，并迎来“人相食”的“美丽新世界”。
若放宽历史的视界就会发现，二零一七跟一九二七有什么差别呢？那么，此时此刻，知识分子该如何自处？以六四大屠杀倖存者自居的刘晓波，决心与天安门母亲站在一起，不畏将牢底坐穿的使命。如果没有刘晓波“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牺牲精神和道德勇气，能不能像刘仲敬那样，忠实地记录并传递真相：“如果你首先看到老鼠跳上餐桌，然后看到智者教育儿童不用害怕，最后看到救生艇莫名其妙地少了许多；你会不会急于研究老鼠的生物学特征，或是急于联络爱猫人士捉老鼠？实际上，你最应该做一件事：将最宝贵的信息装进漂流瓶，投入大海。接下来的事情，不再与你有关。‘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藏。’‘种子也许落入石田，也许落入沃土。’如是而已。”这样做的人，仍然“多乎哉，不多也”。悲观而不绝望、低调而不自卑，背后乃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
刘仲敬的一系列历史学著作，就是他奋力扔出的“漂流瓶”。他放入“漂流瓶”的那张纸条上，写著哪些秘密呢？我从他的书中读出了“三重解构”：解构中华民国、解构中国、解构中华民族。即便在国内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海外所谓的“反共阵营”当中，这样的解构也是不被待见的——谁愿意倾听耶利米的哀歌呢？
解构中华民国
共产党儘失民心之际，一群策士打起了“中华民国牌”。“民国热”热到高烧地步，孙文和蒋介石重新炙手可热。在台湾已成为街老鼠的国民党，在中国却是人见人爱的“香饽饽”。这是摩尼教的思维方式：不要共产党，就要国民党。人们偏偏忘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不都是苏共培育出来的孪生怪胎吗？没有斯大林和孙文，哪有毛泽东和蒋介石？中华民国（尤其是一九二七年后的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享同样的革命传统和独裁模式。
我在《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中指出，正宗的中华民国亡于一九二七年的党军北伐，形式上的北京政府在一九二八年灰飞烟灭。而在实质性的意义上，此前孙文和段祺瑞就已联手终结了中华民国的法统。孙文不是中华民国的国父，乃是中华民国的催命鬼。刘仲敬《近代史的堕落》中关于孙文的一节论述不甚出彩，他在另一次访谈中却有一番石破天惊的论述：“广州商团若能尽歼党军及苏俄顾问，送孙、蒋二公回上海租界，则江东本部绝不至糜烂。”换言之，孙文屠杀商团，乃是南方“赤化”之开端，并敲响了中华民国之丧钟。
孙文向商团开战，使用的是对待敌国的屠城术。党军高层唆使理髮工人使用三百箱煤油引发大火，焚毁西关商铺及烧死商团支持者。目击者报告称，军队佔据屋顶，向逃往街道上的商团和难民射击，大群难民逃往太平马路，被军队迫退回火区，直至焚毙，平民死伤约两千人，是为“西关屠城血案”。武师黄飞鸿的「宝芝林」就在此次事件中焚毁，黄飞鸿绝不会向香港电影中那样担任孙文的卫士。此后，孙文在家乡父老心目中声名狼藉。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文离粤前夕，由广东各界人民组织的「各界救粤联合会」在香港发出通电，指控其「祸国祸粤」十一大罪状：摇动国体，妄行共产主义，纵兵殃民，摧残民治，破坏金融，抽剥民产，大开烟赌，摧残教育，蹂躏实业，破坏司法，铲灭商民团。
站在孙文对立面的，是在国共两党官方历史叙事中被妖魔化的广州商团。刘仲敬爲商团平反说：“广州商团本来是最接近欧洲式自治的，跟伦敦商会很像，只是不如它强大。”孙文镇压商团，扼杀了地方自治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孙文以广东为根据地，国民党才能够占据江南，在东南五省建立自己的权力机构；然后蒋介石又把上海当成奶牛来挤，依靠上海来武装自己，实现全国的中央集权；再然后蒋撕毁条约，结果就是爆发中日战争，中日战争就是以上海和东南部为主要战场，战争的结果是把共产党送上中国政治的中心舞台。这一系列结果草蛇灰线，苏联始终是幕后的操盘手，而国民党、共产党始终是在起破坏性的作用。”商团被消灭，英美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治也被消灭，中国随后走向苏俄式的共产极权。神州何其不幸，真的中华民国如同短命的魏玛共和，假的中华民国则爲孙文修筑超过帝王陵墓的中山陵。中国不是没有走向自由的机会，刘仲敬有一番浮想联翩：“孙文在广州搞的军政府，力量是很薄弱的，商团凭那点雇佣兵本可以平起平坐打一下，当时英国如果给力一点，或者商团的领导更强势一点，说不定就把孙灭掉了，灭掉之后中国就会长期处在各路军阀的统治之下，只要条约体系不破坏，那种前途肯定比国民党和共产党统治中国要好得多，后来一系列最坏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民国并非国民党独霸的民国，还有其他被遮蔽的面向：广州商团的民国，北洋的民国，章太炎的民国，黄兴的民国，宋教仁的民国，个个都比国民党的民国好。刘仲敬指出：“什么是民国？她不是一些事件，甚至不是一条道路，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上，也许有许多条路，也许一条路也没有，也许有高速列车接送，也许必须自己开路。地图是重要的，但不会比方向更为重要。道路决定命运，但方向决定了道路的命运。方向是价值决断的产物，超乎实证知识的层面。价值源于产生你的传统和你选择的传统，是一切论证的起点而非结论。如果你决定去更加温暖的地方，你就要选择去广州的马车、拒绝去北京的飞机。”然而，人们没有拒绝而是拥抱“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民国成了没有公民“的动物农庄”。
解构中国
在近代人物当中，我关注没有掌权的梁啓超和章太炎的超过在政治前台的袁世凯和孙文。所谓“观念改变世界”，没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没有原子弹；没有尼采的“上帝死了”，就没有希特勒修建焚尸炉；同样的道理，清末民初没有梁啓超和章太炎的论战，也不会有以后“华夏”转型爲“中国”，用刘仲敬的话来说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种种灾难的根源在于，‘中国’这个概念的建构。”
孙文不是中华民国的国父，章太炎才是，中华民国这个名字是章太炎起的。当孙文的徒子徒孙在苏俄的金钱和武力的支持下颠覆中华民国法统之后，章太炎终身以“中华民国遗民”自居。幸亏他死于共产党中国建立之前，否则“双重遗民”的悲哀如何能承受。
章太炎的中华民国与梁啓超的中国是一对对立衝突的概念，章太炎秉持笔政的《民报》与梁啓超秉持笔政的《新民丛报》在满清颠覆之前论战了十年。从表面上看，章太炎打赢了这场笔战，因为此后近代史的车轮沿著革命的轨道而非改良的轨道前行；但从实质上而言，真正的胜利者是梁啓超。章太炎心目中的中华民国，是以“皇帝子孙”，也就是汉族为主体建构的近代欧洲式的民族国家，既然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章太炎和革命派最初设想的中华民国当中，当然没有满族等鞑虏的位置，起版图也不再包括边疆的“藩属国”。而对于梁啓超来说，刘仲敬认为：“梁啓超没有多少理由热爱大清，但不能忘情于大清的版图，看清了章太炎的‘黄帝子孙’的理论早晚会导致帝国的解体，决定发明‘中华帝国’、‘中华民族’的同生态位概念，与‘中华民国’、‘黄帝子孙’展开竞争。”最后，梁啓超像孙悟空一样钻进了章太炎的肚子裡，革命派的口号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变成了“五族共和”。也就是说要全面继承清朝的帝国疆域与人口。
正如刘仲敬所说“梁啓超和‘中国’几乎就是一回事，因为中国这个概念就是他创造的，创造者和创造物的命运始终难捨难分”，“中国”这个超级帝国主义的概念的发明，使得满清虽然覆亡了，却并未像奥斯曼土耳其和奥匈帝国那样解体。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失去了外蒙等原有的疆域，但大清的遗产基本得以保留。而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大清的帝国遗产又成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使得中国至今无法完成现代民族国家之建构，在宽敞的龙袍与紧缩的西装革履之间无所适从。
中国虽然暂时逃避了奥斯曼土耳其、奥匈帝国和苏俄那样的崩溃，但比那更严重的崩溃迟早会来。崩溃或许是新生的契机，刘仲敬作出的最好的设想是：“由于中国并不存在哪怕是广州商团这样脆弱的自治组织。博弈的结果很可能不是规则的建立，而是社会秩序的崩溃。在这场假设的崩溃以后，沿海地区将会面临一个可以重新选择命运的窗口期。如果这些地区能够放弃太大的野心，满足于切实可行的小目标，就能为自己争取比民国时代更好的前途。……假定从上海到重庆、从大连到北海，存在一系列汉萨同盟式的自治市镇，能够争取海上强国的政治保护，拥有五六十年的和平发展时间，政治自由是可能的。”但是，他其实深深地知道，这种美好的未来只是水月镜花，现实中“只存在完全相反的格局”。
解构中华民族
梁啓超不仅创造了“中国”这个概念，还创造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自古以来，儒家传统中就有“华夷”之辩，清末革命派继承了这个传统，用“华夷之辩”来否定满清统治的合法性。章太炎直接辱骂大清的皇帝是“贱种”，这种粗暴的语言在任何现代文明国家都会被判为种族歧视。而“苏报案”反倒让入狱的章太炎获得了全国性的名声。
与章太炎相反，梁啓超故意模糊大清和中国的边界，用“中华民族”这一子虚乌有的概念取代本来就已经够模糊的“汉族”，从而达成民族认同和疆域的双重统一。儘管经过“五胡乱华”之类的大动乱以及意外达成的“种族融合”，究竟什么是纯正的“汉族”早已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了，但“汉族”的概念仍然在华夷之间设定了一条清晰的“楚河汉界”——“汉族”这个概念当然是排斥满、蒙、回、藏、壮等“蛮夷”的。梁啓超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坚持使用“汉族”的概念，必然导致清帝国的解题，所以他从日本化的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种拿来一些四不像的素材，塑造成所谓的“中华民族”，以此弥合帝国的裂缝。
可惜，满清皇族不能理解梁啓超的一番苦心，他们对康梁的仇恨定格在戊戌年间，他们将梁啓超这个苦口婆心的救命医生当作比章太炎更危险的颠覆者。他们以为百姓像绵羊一样乖乖听话，殊不知，百姓早已不相信朝廷说的一切，百姓甚至没有耐心听梁啓超讲道理，而直接爲章太炎的谩骂鼓掌。就好像今天无论新华社说什么，人们都认为是谎言；无论郭文贵说什么，人们都认为是真相。清廷搞不清自己的状况，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正如刘仲敬所指出的那样：“朝廷尤其没有意识到，在陌生的新媒体世界上，自己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他们生活在圣旨和邸报的世界裡，总觉得读者都是战战兢兢的奴才。”
大清覆亡了，但中国并未浴火重生。革命派用章太炎的理论成功地妖魔化了大清，点燃了革命的烽火；但革命之后，革命派还是要将梁啓超的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概念拿来爲我所用。梁啓超大概从未料到，特别是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会成为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利器，甚至比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更有吸引力，就如同盗火者没有料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结局。梁啓超晚年劝导被左派迷了心窍的子女居然效果不佳，奋笔与共产思想周旋，却无法阻止历史的巨石轰然堕落。或许，梁啓超并未意识到，他自己才是打开潘多拉的盒子的第一人。
梁啓超的“中华民族”与丘吉尔的“英语民族”这两个概念，表面上看很相似，实际上南辕北辙。丘吉尔的“英语民族”背后是一整套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是大宪章和普通法，是加尔文神学、清教徒精神催生的光荣革命，是今日在英美及说英语的国家内部生生不息的保守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认同。而梁啓超的“中华民族”的背后则空空如也——这怪不得梁啓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梁啓超固然可以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来，却无法在两千年中国皇权专制的传统中剥离出支持自由的部分来，那个部分太过稀薄，根本无法成为建构“中华民族”的基石。
“中华民族”这个无所不包的概念充满自相矛盾之处，宛如金庸武侠小说中的老顽童周伯通一样，左右手互相搏斗。自焚的藏人，反抗的维吾尔人，对“中华民族”毫无认同感，“中华民族”这个伪概念如同吸血鬼一般，吸饱了藏人的血、维吾尔人的血、蒙古人的血，变得面目狰狞、张牙舞爪，弱势的东亚病夫仿佛变成了强势的东方纳粹。然而，习近平绞尽脑汁也赶不上希特勒：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形成了“日耳曼民族在种族上最为优越”之认同论述，并以此征服德语国家的民心；而习近平高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却无法掩饰“一地鸡毛”的无奈现实。
没有解构，就没有建构。对中华民国、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解构，是生成自由人的前提。刘仲敬的漂流瓶已经在沙滩上搁浅，人们有没有勇气打开它，阅读他放入的那张纸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