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落地為種
120年前，1898，清朝光緒皇帝毅然下達《明定國是詔》曰：“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學堂，皆經再三審定，籌之至熟，甫議施行。……”
於此，中國開啟了撼動中外的政治改革——戊戌變法。舉其犖犖大者，計有：
• 准許地方官與士民上書
• 更改上海《時務報》為官報，創設京師報館
• 解除報禁（允許民間創立報館）
• 舉辦京師大學堂
• 所有書院、祠廟、義學及社學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的學堂
• 各省設高等學堂，府城設中學，州縣設小學
• 鼓勵私人開辦學堂
• 設立翻譯、醫學、農、商、鐵路、礦、茶務及蠶桑速成學堂
• 派遣皇族宗室出國遊歷，挑選學生到日本遊學
• 廢八股文、
• 在各省設商務局、商會，保護商務，推廣口岸商埠
• 開放八旗經商的禁令，命其學習士農工商自謀生計
• 倡辦實業，促進生產。
• 允許私人開設軍事工廠
• ………………
戊戌變法，旨在變中國為君主立憲國家，匯入世界文明主流。惜乎國運不濟，功敗垂成。103天維新之舟，驟然翻轉，憲政遽行夭折，百日維新，永留歷史之憾。
然而，也正是自該年起，戊戌之火種，植入了中國的精神中樞。
120年來的戊戌主題及其變奏
今年，2018，又是戊戌年了。
兩個甲子已经過去。中國的近代舞台上經歷了多少輪迴！以戊戌變法的視角透視120年來的中國政治史，人們發現其中充斥著戊戌事件的種種變奏。120年間的不少政治博弈，都可以找到與當年似曾相識的政治力量和政治邏輯。而在每一輪迴中，都依稀可見自己的慈禧，自己的光緒，自己的康梁。
可以說，有一個基本的戊戌主題貫穿着現代中國的政治變遷。這一主題幻化成各個變形的“戊戌事變”。
這點特別明顯地呈現在1949年之後的中國政治格局中。不幸的是，在多次博弈回合，常常是“慈禧”戰勝“光緒”、“康梁”， 即“后黨”戰勝“帝黨”。
人們可能還記得文革中那篇毛的御用文人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清宮秘史〉》文章。那是毛澤東射向劉少奇的致命砲彈，是文革主題的宣示。文中毛澤東對光緒及其帝黨的深惡痛絕跃然纸上，反襯出了他濃重的慈禧后黨心結。在他的詞典中，帝黨親西方開啟國門而后黨反西方封鎖國門，是故帝黨“賣國”而后黨“愛國”（後來還加上了義和團）也。由是觀之，除慈禧外，毛是近代中國最主要的反戊戌維新的象征符號。他在文革前整肅彭德懷及文革中整肅劉鄧、林彪、折磨晚年周恩來以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若隱若現，我们不難瞥见慈禧與光緒的身影，作為一代代“戊戌後人”，他們联袂演出了一幕幕“戊戌”活劇。
我們記憶猶新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鄧、胡、趙针对太上皇毛的暴政而启动的的洋務運動以及半吊子戊戌變法。雖是半吊子——“曲折往復，進二退一”——然而，畢竟非止於百日，而是十年之癢，撓得神州風生水起。
之後，八十年代晚期邓小平与胡耀邦的关系，特别是鄧小平在1989年與趙紫陽的政治决斗，更是一典型的活生生的戊戌政變重演。只是鄧取代了當年的毛而摇身变为“慈禧”，於是輪到由趙紫陽來充當“光绪”了。垂簾聽政的鄧小平與名義上最高職位的“君”—趙紫陽，存在结构性困局，蓋源於权力的名与实不符，以及权力和责任的不对称。 所谓名实不符，系指最高权力的名义与实际是分裂的。它们不是统一于一人身上，而是分处于两个不同人身上。名义上的最高权力者是趙，实际上最高权力者为邓。 但是，权力的运转自有它趋向名实相符的逻辑。光绪当年的“百日维新”，除了是其思想倾向的结果外，从权力运作的逻辑看，也是虚君(仅有名位者)寻求名实相符的实权的自然趋归。當年的赵自然也不例外。
中国近代这一系列“戊戌事件”的变奏，其幽暗的結局在心理上給了多數中國政客一個強烈暗示，即主張开国门睜眼看世界的“光緒”們多是悲剧性落幕；而閉關鎖國的“慈禧”們卻常常得手。对於後世政客而言，何去何從？結論不言而喻。
不難想像，習近平獲得的正是此類“歷史教訓”。在這類成王敗寇的心理暗示下習氏走向“慈禧”，亦步亦趨效法毛澤東的手段與路線。不過，他顯然是忘了其老祖宗的提示：
卡爾．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裡曾說過，歷史事變和人物，如果重複出場，那麼，“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鬧劇出現。”
毛對中國造成了曠古悲劇，如今習邯鄲學步趨毛，致使一場曠古鬧劇正在故國煞有其事地發瘋出演。
當代的反戊戌運動
這正是現在進行時的帶有習近平特色的“反戊戌運動”。
他的出演，镶嵌在一个大混乱的背景中，這是一個全球失去方向感的时代， 也被称之为“地缘政治大衰退的时代”。不確定性空前高漲，已臨絕境的意識形態死灰復燃，宗教極端主義再度肆虐。人类如此迷茫失路，是二战结束后七十多年来所少見的。
舉目四顧，天下滔滔：恐怖主義籠罩全球，大英帝國走出歐洲，美國大選激活了兩極化政治和民粹主義，俄國奪得克里米亞後，食髓知味，正在敘利亞上下其手，在烏克蘭東進蠶食，汲汲於重溫沙俄大帝國之夢。在北韓，饑民遍國，卻連連轟然核爆，月月導彈上天，在中國，正在加強言禁報禁，封鎖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逮捕維權律師，整肅知識精英，加強黨管企業，阻遏資本外流，回收企業家的財產，拆毁教堂，壓制基督教；驅趕飢寒交迫的“低端”人口，對外則趁美國收縮之際加速擴張反自由的“中國模式”，以大撒幣大外宣收買人心，以“一帶一路”擴張 勢力範圍，以利誘和威懾雙管齊下直指民主台灣，吞併之心路人皆知，以中央政府之威箝制香港，自由與法治在“溫水煮蛙‘中被逐步侵蝕甚至剝奪，以窮兵黷武之姿咄咄於南海，抓牢枪杆，填海造島，劍拔弩張，與鄰為敵，急欲重建歷史幻影中的紅色帝國……。光天化日之下，幽靈復出徘徊，聖戰鬼影憧憧，烽煙四起，價值紊亂，環球失序。
這是一個正在復活冷戰意涵、宗教極端主義以及國家主義重新強勁的歷史階段，亦是大混亂與大重組的過渡時期。過去天經地義的東西普遍受到嘲罵，二戰之後確立的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秩序面臨挑戰，年輕人中年人老年人盡皆徬徨無依，陷入迷魂陣中，不知出路，無所適從。
這種突如其來的態勢，使正在焦慮於共產大勢已去而掙扎求存於冷戰殘局的中共，乘隙而出，欲在全球亂局中渾水摸魚，趁國際警察回家休假之機，穿戴起因失敗而二十多年棄之若敝履的紅色盔甲，浮出水面，以攻為守，填補秩序真空中的大佬位置。高築“防火長城”，截斷中國與世界的信息交流，掀起了一場暌違已久的反戊戌運動。以囚死劉曉波及拆除教堂為象徵，把八十年代的“維新變法”和“洋務運動”的成果一一付諸東流，
由於完全經不起歷史記憶的公開質詢，由於執政“合法性”的心理支柱—經濟發展的前景已日益晦暗，为保住早已不得人心的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目下習氏中共只剩下唯一的絕路——赤裸裸的暴力。此次反戊戌運動，鑑於危機深重，其壟斷性的專橫，甚至連過去二十多年因利誘拉攏而成的統治“鐵三角”——權力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亦厄運連連。從民不聊生，進而到官不聊生、資不聊生和知不聊生。而在前期反腐中積累的底層民意資本，由於權鬥真相的彰顯已流失大半，更因對“低端人口”的野蠻驅逐而喪失殆盡。於此，權力基礎愈加萎縮。僅僅留存的唯一权力後盾，是作為八旗子弟的部分紅二代。然而近年也因受限於皇上的格局與猜忌心，其核心人物從喧囂一時而漸入冷宮。至此，中南海已經瀰漫著煢煢孑立之氛圍了。
在這種危疑恐懼氛圍的籠罩下，在權力邏輯的驅迫下，習对内實施比慈禧更恐怖的高压统治，封鎖國門，封锁言论，四出亮劍，八方樹敵。對外，亦效法當年慈禧，先是大反洋教；遇挫後又大撒錢幣，“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以緩解其政權面臨孤立境遇。習近平三個半小時的十九大報告，堅持業已敗落的共產黨意識形態及其一黨專政，祭出所謂“兩個一百年計劃”，號稱共產黨在中國要執政一百年，堅決拒絕二戰以後以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為軸心的普世文明。使今日中國，憲政不僅未見踪影，竟然成為禁詞。而早成歷史笑柄的皇權崇拜，居然粉墨登場，再上廟堂。國事之荒誕，莫甚於此！而荒誕之日，必是末路之時。北京城內這類“四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指向的結論只有一個：中共已經罹患晚期癌症，無可救藥。
目前世局的混沌紛亂對於樂觀天真的歷史進步主義者，猶如醍醐灌頂。實際上，以長程的眼光回溯過往，倒退、循環也是常見的歷史狀態，價值與時間並不總是相伴前行，有時歷史並不總是選邊站隊與仁愛道德結盟。猶如此時此刻，正是一片迷茫，乃至黑云压顶。
然而，在紛紛擾擾的亂象下面，人的天性就已經麻木淡漠，一片死寂？當下的紛亂是否就是命定的終局呢？
就在換歲之際，就在全球自由民主衰退的喧囂聲中，從伊朗，這個身披黑袍面紗的反西方的政教合一堡壘，傳來自由撼天動地的嘯聲。民間反抗從抗議雞蛋的價格迅速升級為基本權利的呼籲和制度現的吶喊。千百萬平日馴服的隱身的人們，如同魔術一樣，倏忽之間冒出地面，洪流滾滾於全國。雖然暫時被鎮壓，然而，它揭櫫的是一個最簡單的事實：無論什麼文化，什麼宗教，什麼地域，什麼國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死，人性依然。它仍在地下沉潛滾動，一逢機會，就將破土而出，沖天而起。從東倒西，從南至北，無遠弗屆。
世事如麻，但天道仍在。值此禮崩樂壞、是非感、價值觀與方向感晦暗不明的歷史時刻，在中國，必須重溯戊戌精神的歷代谱系：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以降，至胡适、王国维、陈寅恪、蔡元培、储安平、鲁迅、梁漱溟、熊十力、钱穆、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卢作孚、张东逊、史量才、邵飘萍、张季鸾、罗隆基、马寅初、傅雷、殷海光、雷震、林昭、顾准、遇罗克、蔣經國、趙紫陽、李慎之、王元化、何家栋、陳子明、劉曉波.....；從戊戌維新到民國初立；从五四的突破，到西南联大的集结；从《申报》、《大公报》与《观察》周刊的惨淡经营，直至1957年春，1976年“四五”、1979年西单墙、1980年代、1989年天安门以及1998年以来自由主义复兴等各次民间力量的涌动.....。
這是120年來來的戊戌之道，亦即120年前戊戌變法所開啟的的中国自由精神之流。它是萬變不離其宗的“宗”，是千變萬化中的“本體”，是不絕的火鳥之聲中的“恆音”。恰如有智者所言：自由可能遲到，但絕不缺席。
“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 這是120年前的《明定國是詔》黃鐘之聲。
當年的國是，是戊戌變法維新，是加入世界文明主流。如今的國是，則是薪火傳至當下的戊戌精神，是屢僕屢起的康梁、光緒們的真正“中國夢“，是開啟國門，進入主流國際社會的憲政秩序之道。這才是中國文明的偉大復興。因而，拆除所有的柏林牆——網絡柏林牆，言論柏林牆，信仰柏林牆，思想柏林牆，制度柏林牆，這才是中國唯一的最後救贖之道。
習近平先生，值此戊戌變法120週年之際，倘若你還殘存哪怕一絲一毫的自信，請推倒封鎖中國的牆，請摒棄禍國殃民的慈禧絕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