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鸣:想起了直不起腰的崔老师

 
近日看了齐家贞老师的文章和视频,感触很多,我对齐家贞老师更加敬重了。齐老师是重庆人,我自然想起了另一个重庆人——我原来的邻居崔志珍老师。
 
我和崔志珍老师住在同一栋楼的同一个单元,我住一楼,她住二楼,我家正好在她楼下。由于是老房子,隔音不好,崔老师在楼上轻轻的走路,我们在楼下也能听到。那是1985年,她六十四、五岁,已经退休多年,在家里带孙女,退休前是学院基础课部副教授。
 
有时我去上班,刚走出单元口,崔老师正好在二楼的阳台上晒太阳,她会叫住我,同我闲聊两句,末了不忘叮嘱我,要我留意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我在学院财务科工作,科里订了三、四份报纸,有一份金融证券报,每天都登载外汇牌价。当时要了解外汇牌价,要么看相关报纸,要么到银行去问。
 
崔老师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她的头发已经白了一半,腰是弯的,直不起来,上半身与下半身构成了一个一百三十度的夹角,以至她在抱孙女时,孩子总在她的身侧,而不是在胸前,她走进屋子时,头已进屋,而身子和腿还在门外。她说一口上海普通话,我曾问她是不是上海人,她说她也不知算哪里人:
 
“我出生在山东,在江苏、上海、重庆、石棉都生活过,来绵阳也快十年了,但在重庆生活的时间最长,中学、大学、参加工作、结婚、生子都在重庆,算是重庆人吧。”她说。
 
我想,可能还因为她老伴是重庆的,所以她说自己也是重庆人。
 
崔老师的老伴姓朱,已经过世,邻居讲,崔老师的老伴也曾是我们学院的老师。
 
崔老师有两个儿子,兄弟俩文化程度都不高,两人都在学生食堂当厨师,老大的媳妇在劳动服务公司副食品商店当售货员,老二的媳妇没工作,有时在学生食堂当临时工,有时在食堂外面的路边支一个小摊,卖卤菜,有时在学院环卫班扫地。老大写得一手好字,一次他领工资签名,我夸他字写得好,他一笑,说他其实没读几天书。
 
我一直怀疑崔老师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她和她的老伴在反右或文革中,一定经历过什么。崔老师的腰一定是后天弯曲的。她的老伴朱老师一定是被整死的。就像基础课部外语教研室那些老教授们,个个都有一部辛酸的历史,个个都曾被诬为特务——教英语的是美国、英国特务、教俄语的是苏修特务、教日语的是日本特务、教德语的是德国特务,外语教研室也被戏称为特务教研室了。
 
崔老师关注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说明她手头有美元,对此我很不解,我们学院好歹也是一所大学,也没有美元,崔老师哪来的美元呢?我问我们科长,科长说是她爸爸给的,他爸爸在美国,很有钱。
 
我问她爸爸是干什么的。科长说,她爸爸是一个大名人,叫崔万秋,崔老师是崔万秋的大女儿。我听后有些吃惊 ,我知道崔万秋这个人,且对他的印象是负面的。
 
我是从沈醉的回忆录和鲁迅的杂文中知道崔万秋这个人的。鲁迅的《伪自由书》中有一篇杂文叫《曲的解放》,这篇杂文的注释中介绍过崔万秋。
 
研究江青和张春桥的人都绕不开崔万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崔万秋是上海《大晚报》《火炬》副刊的主编,江青(当时叫蓝苹)就是他捧红的,当年张春桥在上海滩崭露头角,也靠的是他。他们是山东老乡。
崔万秋又是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坛上颇具争议的人物,争议的焦点是:他是不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沈醉在他的回忆录《我这三十年》中讲到他们怎么接头、崔万秋每个月领取多少特务酬金、在崔万秋家里经常见到江青等等,言之凿凿,而2011年第七期的《炎黄春秋》发表了毛德传的文章《崔万秋不是文化特务》。
 
知道崔老师是崔万秋的大女儿后,我明白崔老师的腰为什么总是弯的了——既然共产党认定崔万秋是一个大特务,他的女儿和女婿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怎能幸免?共产党喜欢株连九族,崔老师的腰不弯行吗?
 
我爱人和崔老师关系不错,经常在楼道口说说笑笑,有时还一起去菜市场买菜。晚上,我对我爱人说,楼上的崔老师是崔万秋的女儿,我爱人开始不相信,后来她相信了,相信后流了泪——她在为崔老师可以想象到的非人的遭遇流泪。她之所以相信,肯定是想到了崔老师那个弯曲成一百三十度的腰。
 
 “唉!崔老师活得真不容易。”我爱人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崔老师挨整时,为什么不去找江青和张春桥?”
 
我对我爱人说,在那个荒诞的年代,找谁都没有用。
 
后来我听到老师们议论,说崔老师能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活下来,真是一个奇迹。
 
一次和崔老师聊天,我问她小时候见过江青没有,她说:“岂止见过,都是山东老乡,熟得很,第一次见她时,我10岁,她不到20岁。她在上海生活了四年,这四年当中,她是我们家常客,想来就来。”
 
我的邻居告诉我,崔志珍老师很有钱,他的父亲给了她很多钱,她和她父亲每年都要到香港见一次面——他们只能在香港见面——她父亲是特务,不敢回大陆,回来怕抓。崔老师却对我说,中国政府多次邀请她父亲,请他回来讲学、进行文化交流,他没答应,他不想回大陆。谈到她父亲是不是特务,崔老师对此嗤之以鼻:
 
 “我父亲连国民党都不是的,怎么可能是国民党特务?”她说她父亲只是一个文化人,一个小说家,一个文艺评论家,一个翻译家。
 
我当时不相信崔老师的话,现在有些相信。我看到过一些文章,说在文化名人中,崔万秋是被污名化最厉害的一位。
 
大陆了解崔万秋的人并不多,百度百科讲他是1982年过世的,这是不准确的,崔志珍老师在1986年 还去了一趟香港,她说她去见她父亲,当时我问崔志珍老师:你父亲多大年纪了,她讲有102岁,我感到很惊讶:这老头怎么这么长寿,难道是美帝那边的生活和医疗条件好?(崔万秋(1904~1990)来源:《炎黄春秋》) 
 
我最后一次见到崔志珍老师应该是在1992年,她的腰还是直不起来。后来就再没有见到过她了,听邻居讲,崔老师当上了市政协委员,还找了一个老伴,搬了家。老伴是一个离了休的老红军,听说还担任过绵阳军分区司令员或是副司令员。邻居们说,崔老师的腰弯得更厉害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崔老师在香港同他父亲见面时,父亲看到女儿直不起的、弯曲的腰时,他作何感想?他流泪了吗?他还愿意踏上他的“祖国”的土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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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鸣:想起了直不起腰的崔老师

 
近日看了齐家贞老师的文章和视频,感触很多,我对齐家贞老师更加敬重了。齐老师是重庆人,我自然想起了另一个重庆人——我原来的邻居崔志珍老师。
 
我和崔志珍老师住在同一栋楼的同一个单元,我住一楼,她住二楼,我家正好在她楼下。由于是老房子,隔音不好,崔老师在楼上轻轻的走路,我们在楼下也能听到。那是1985年,她六十四、五岁,已经退休多年,在家里带孙女,退休前是学院基础课部副教授。
 
有时我去上班,刚走出单元口,崔老师正好在二楼的阳台上晒太阳,她会叫住我,同我闲聊两句,末了不忘叮嘱我,要我留意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我在学院财务科工作,科里订了三、四份报纸,有一份金融证券报,每天都登载外汇牌价。当时要了解外汇牌价,要么看相关报纸,要么到银行去问。
 
崔老师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她的头发已经白了一半,腰是弯的,直不起来,上半身与下半身构成了一个一百三十度的夹角,以至她在抱孙女时,孩子总在她的身侧,而不是在胸前,她走进屋子时,头已进屋,而身子和腿还在门外。她说一口上海普通话,我曾问她是不是上海人,她说她也不知算哪里人:
 
“我出生在山东,在江苏、上海、重庆、石棉都生活过,来绵阳也快十年了,但在重庆生活的时间最长,中学、大学、参加工作、结婚、生子都在重庆,算是重庆人吧。”她说。
 
我想,可能还因为她老伴是重庆的,所以她说自己也是重庆人。
 
崔老师的老伴姓朱,已经过世,邻居讲,崔老师的老伴也曾是我们学院的老师。
 
崔老师有两个儿子,兄弟俩文化程度都不高,两人都在学生食堂当厨师,老大的媳妇在劳动服务公司副食品商店当售货员,老二的媳妇没工作,有时在学生食堂当临时工,有时在食堂外面的路边支一个小摊,卖卤菜,有时在学院环卫班扫地。老大写得一手好字,一次他领工资签名,我夸他字写得好,他一笑,说他其实没读几天书。
 
我一直怀疑崔老师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她和她的老伴在反右或文革中,一定经历过什么。崔老师的腰一定是后天弯曲的。她的老伴朱老师一定是被整死的。就像基础课部外语教研室那些老教授们,个个都有一部辛酸的历史,个个都曾被诬为特务——教英语的是美国、英国特务、教俄语的是苏修特务、教日语的是日本特务、教德语的是德国特务,外语教研室也被戏称为特务教研室了。
 
崔老师关注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说明她手头有美元,对此我很不解,我们学院好歹也是一所大学,也没有美元,崔老师哪来的美元呢?我问我们科长,科长说是她爸爸给的,他爸爸在美国,很有钱。
 
我问她爸爸是干什么的。科长说,她爸爸是一个大名人,叫崔万秋,崔老师是崔万秋的大女儿。我听后有些吃惊 ,我知道崔万秋这个人,且对他的印象是负面的。
 
我是从沈醉的回忆录和鲁迅的杂文中知道崔万秋这个人的。鲁迅的《伪自由书》中有一篇杂文叫《曲的解放》,这篇杂文的注释中介绍过崔万秋。
 
研究江青和张春桥的人都绕不开崔万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崔万秋是上海《大晚报》《火炬》副刊的主编,江青(当时叫蓝苹)就是他捧红的,当年张春桥在上海滩崭露头角,也靠的是他。他们是山东老乡。
崔万秋又是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坛上颇具争议的人物,争议的焦点是:他是不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沈醉在他的回忆录《我这三十年》中讲到他们怎么接头、崔万秋每个月领取多少特务酬金、在崔万秋家里经常见到江青等等,言之凿凿,而2011年第七期的《炎黄春秋》发表了毛德传的文章《崔万秋不是文化特务》。
 
知道崔老师是崔万秋的大女儿后,我明白崔老师的腰为什么总是弯的了——既然共产党认定崔万秋是一个大特务,他的女儿和女婿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怎能幸免?共产党喜欢株连九族,崔老师的腰不弯行吗?
 
我爱人和崔老师关系不错,经常在楼道口说说笑笑,有时还一起去菜市场买菜。晚上,我对我爱人说,楼上的崔老师是崔万秋的女儿,我爱人开始不相信,后来她相信了,相信后流了泪——她在为崔老师可以想象到的非人的遭遇流泪。她之所以相信,肯定是想到了崔老师那个弯曲成一百三十度的腰。
 
 “唉!崔老师活得真不容易。”我爱人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崔老师挨整时,为什么不去找江青和张春桥?”
 
我对我爱人说,在那个荒诞的年代,找谁都没有用。
 
后来我听到老师们议论,说崔老师能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活下来,真是一个奇迹。
 
一次和崔老师聊天,我问她小时候见过江青没有,她说:“岂止见过,都是山东老乡,熟得很,第一次见她时,我10岁,她不到20岁。她在上海生活了四年,这四年当中,她是我们家常客,想来就来。”
 
我的邻居告诉我,崔志珍老师很有钱,他的父亲给了她很多钱,她和她父亲每年都要到香港见一次面——他们只能在香港见面——她父亲是特务,不敢回大陆,回来怕抓。崔老师却对我说,中国政府多次邀请她父亲,请他回来讲学、进行文化交流,他没答应,他不想回大陆。谈到她父亲是不是特务,崔老师对此嗤之以鼻:
 
 “我父亲连国民党都不是的,怎么可能是国民党特务?”她说她父亲只是一个文化人,一个小说家,一个文艺评论家,一个翻译家。
 
我当时不相信崔老师的话,现在有些相信。我看到过一些文章,说在文化名人中,崔万秋是被污名化最厉害的一位。
 
大陆了解崔万秋的人并不多,百度百科讲他是1982年过世的,这是不准确的,崔志珍老师在1986年 还去了一趟香港,她说她去见她父亲,当时我问崔志珍老师:你父亲多大年纪了,她讲有102岁,我感到很惊讶:这老头怎么这么长寿,难道是美帝那边的生活和医疗条件好?(崔万秋(1904~1990)来源:《炎黄春秋》) 
 
我最后一次见到崔志珍老师应该是在1992年,她的腰还是直不起来。后来就再没有见到过她了,听邻居讲,崔老师当上了市政协委员,还找了一个老伴,搬了家。老伴是一个离了休的老红军,听说还担任过绵阳军分区司令员或是副司令员。邻居们说,崔老师的腰弯得更厉害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崔老师在香港同他父亲见面时,父亲看到女儿直不起的、弯曲的腰时,他作何感想?他流泪了吗?他还愿意踏上他的“祖国”的土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