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肖同学走后我们开始准备升学考试，我报考的仍然是长郡中学高中部，父母和姐姐们都没有怎么过问我考高中的事，倒是我自己抓紧考前的几天临时抱佛脚突击把各门功课复习了一下。考试的时后并不觉得很难，都是早早做完就提前交卷了。

大概过了十多天吧，就到了发榜的那天，我早餐后便到长郡中学(那时已由长沙市立一中改名为长沙市立第二中学，原来的省立一中改名为长沙市立第一中学)去看榜，张榜的位置与考初中时发榜的位置一样，榜贴在进大门后空坪右侧的那面墙上。这一届录取的新生六个班是从高48班到高53班。很快我就在高50班录取的新生名单中看到了我的名字，心里略微感到一丝欣喜，初中C-121班考到高50班的只有我和鹿X正二人。平日成绩比我好的王X钧，因考语文时时间没有掌握好，作文没有写完而未被录取(他于次年考上长沙六中高中)。

此时我家已搬到黄兴南路的王家巷里面居住，因为家里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家里能卖的东西也卖得差不多了，大姐念大学，我和二姐念高中，弟弟也进了长郡读初中，一年四人学费开支不少。

此时由于这几年长沙城市人口的剧增，而又少有新的住房建成，使得长沙城内住房日趋紧张，房价又开始大幅上涨，母亲到房地交易所打听行情后，决定将自己的半栋住房出售(大姐去武汉念大学，我和二姐寄宿后，母亲已将我家二楼出租给别人)。

后来房子被一位老中医看中，双方商定后以2400元成交。 这样从1952年春到1955年春我家在聚福园12号白住了三年，而且还倒赚了一倍的钱1200元钱，这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少的钱。

王家巷的进口在黄兴南路商务印书馆对面，该巷正在长郡中学操场的北围墙之外，爬在围墙上就能看到外面的王家巷和座北朝南我们新租住的王家大院的大门。这条巷之所以叫王家巷，大概是因为这条巷原住的几户人家都姓王。我们的房主也姓王，但王先生已在刚“解放”不久就被当局以“恶霸”的罪名处决了，剩下三位太太，大太太五十多岁说话、举止都显得很有教养，她生有一个儿子叫王柏龄，也在长郡读高中，毕业时因其父是被镇压了的“阶级敌人”而被取消了考大学的资格；二太太年纪比大太太略小，当时因丈夫被当局处决，精神上受到剌激己患间歇性精神病，未育有子女。据说二太太年轻时非常漂亮，我们搬进去看到她时，尽管已年过五十且患精神病，但透过其粗服乱发仍依稀可看出她年轻时秀美的姿容；三太太是因为王先生前两房太太只养有一个儿子，对于迷信多子多福的王先生而言，见自己家里香火不旺，于是在快“解放”前，又娶了个比他小近三十岁的三太太，娶过来不久，就在王先生被当局处决前，她就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三太太长得并不很漂亮，矮矮胖胖的，王先生之所以看中她，是因为听会看像的人说，三太太是那种能像母猪下崽一样不停地为他生儿育女的女人。我们在王家租了两间住房一间共用的厨房(二姐、我和弟弟都在长郡寄宿，只有礼拜天才回家)。

搬到王家巷之后，我虽在学校寄宿，除星期天回家之外，平时每隔两三天就会在下午课馀活动时间，抽时间赶回家里用水桶到王家大院后门外的一个自来水站去提自来水供家里作饮用水(每次都会把水缸装满)。我每次回家帮家里提自来水母亲都会煮两个鸡蛋给我吃，有时也会准备一瓶按四川人的办法制作的水豆豉放上剁辣椒、香麻油让我带到学校去下饭。直到许多年母亲去世之后，我才深深地感受到那碗中盛的不只是鸡蛋；那瓶中装的不只是水豆豉、剁辣椒和香麻油而是满满的母爱啊！然而那时居然没有感觉到母亲对儿女们如此深沉的爱。

因为自一九五二年长沙建设了自来水厂之后，随着自来水管网的铺设不断延伸，各街道先后建立了自来水站，向居民们供应自来水，每担自来水两分钱，不仅比买人挑的河水、沙水便宜，而且水质也比河水好。从一九五二年长沙建成自来水厂后，靠沿街叫卖河水、沙水的水贩也就随着自来水站越来越多而逐渐消失了。这个在长沙延续了近千年的以卖水为生的行当，从此也就在三百六十行之中消失了。那个时候除了机关单位安装了自来水之外，私人家里当时是没有人安装自来水的，有的家境较好、距自来水站又较远、自家又没有劳力的家庭还是请原先出卖劳力的“水贩”帮他们挑自来水，或按担计费或包月计费。长沙“水贩”们的彻底消失是在自来水管进入各家各户之后。

至于洗衣、洗澡、拖地板之类的清洁用水，那时的长沙人尽管有了自来水站供应的两分钱一担(约一百市斤左右)的自来水，还是舍不得花那宝贵的两分钱，而仍然是使用那遍布大街小巷，和许多人家里的水井里用吊桶吊上来的只花力气不花钱的井水。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自来水龙头逐渐进入各家各户，人们的收入有所提高，两分钱在人们的心目中已不再“宝贵”之后，长沙市那数以千百计的大小水井才终结了它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使命，它们或因城市建设的需要而被填埋，或因独具特色而被当作历史遗迹而被保存下来，以供后人观瞻。

9月1号高中开学的第一天一位身材高挑、面容清秀、举止端庄的三十来岁的女教师走进教室，她首先自我介绍了她的名字，并用粉笔把她的名字李X青三个字写在黑板上。他说她就是我们这个班的班主任，并兼任我们的俄语教师。

我在长郡中学唸初中时对李老师并不熟悉，但对她的先生张X知老师却很熟，因为张老师是教职工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时常在篮球赛场上看到他的英姿。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长相英俊，酷爱篮球运动的张老师在1952年当局为选拔几位优秀英语教师去朝鲜战场当翻译，而对他进行的体检中发现了癌症，据传医生对张老师的家属说他顶多只能活五年。李老师在担任我们班主任的前两年多就是笼罩在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生离别的阴影之中度过的。

1957年冬张老师终于离开李老师和他们的三个年幼的女儿驾鹤西去。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尽管李老师既要照顾病中的张老师，又要照顾三个年幼的女儿，又没有耽误过一节课，还尽到了一个班主任应尽的一切职责。不难想象她承受了多么巨大的困苦。

李老师出身大户人家，有一次我因事到李老师家去，那时张老师已过世，李老师又要教书又要当班主任，还要带三个年幼的女儿，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就把她的母亲接过来一起住，给她帮忙。我进去后，李老师指着我对她母亲说：“他就住在聚福园五号”，此时她母亲对我笑了一笑(祘是打招呼吧！)，然后神态有点悲慽地坐在一旁默不作声，当时我很奇怪，礼拜天回家后我和母亲谈及此事，母亲对我说这栋房子(聚福园五号)原来的房主姓何是个大地主，“解放”后搞“土改”，从乡下来了几个拿梭标的农会会员，要把何老先生抓到乡下去斗争，又爱面子、又胆小的何老先生趁农会会员在他家吃飯时不注意，一个人提了一桶水跑到阁楼上，将头插在水桶中自溺身亡。听到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后，我立刻连想到李老师的母亲不是何老先生的女儿便是曾在聚福园五号住过的何老先生的至亲。不然李老师怎么会指着我对她母亲说，我就住在聚福园五号，她母亲听后又显出那样悲慽的神情。

也许是由于连生三个都是女儿，出于中国人之常情，她大概很想有一个儿子。我记得有好几次晚自习时，我不经意之间一回头，就看到李老师默默地站在我坐位后面看着我做作业(那时的班主任时常晚自习时，都要到教室里来巡视学生们做作业的情况)。

1958年我高中毕业离开长郡中学之后，就与李老师天各一方，在各自经历了自己漫长而深重的苦难之后，再次相逢已是三十八年之后的1996年。那年夏天我的内弟因患脑积水在湘雅附二院脑外科住院动手术，偶然遇到了已三十八年未见面的、在脑外科当主任的高中五十班的同学胡X兴教授，他邀我去他家小酌，谈及往事时，他向我介绍了这三十八年来李老师所经历的苦难和蒙受的屈辱，令我百感交集，唏嘘不已。

我问清了李老师的住址(教师进修学院宿舍)便专程去拜访她，她住在一套宿舍房里，那年她已七十五岁，她的女儿们专门请了一个褓姆照顾她，她的二女儿、三女儿已经出国到了加拿大定居，只有大女儿仍在长沙工作，每个礼拜都会过来看望她，尽管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但眼睛依然如当年一样明亮、神态举止依然显得那么高雅、端庄，她见到我非常高兴，坚持要留我在她家吃午饭，她对我所经历的苦难只是略有所闻，因我离开大学之后的处境使我与中学、大学的同学都断绝了往来，我大略向她讲了一下高中以后的经历之后，他突然问我：你为什么还不出国？我告知她两个女儿都只有十来岁，又不懂英语，出去难以谋生，只好留在这里。我怕引起她的伤心，始终没有问及她的往事，她告诉我她正在办理移民加拿大的手续，等簽证下来她就会去加拿大两个女儿那里，再也不想回来了。

那次见面之后，再次相见不想又经过了卄一年才得以如愿，那是2017年夏，我应在加拿大的以前一起养蜂的朋友和在美国的外甥的邀请，赴加拿大和美国旅游，这年7月我专门选择了一个要在蒙特利尔住一晚的旅游团，7月17日我随团抵达蒙特利尔，在参观完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览市容之后。下午旅游团去参观老码头和大市场之前，我便向导游请假自由活动，我在蒙特利尔市政厅旁边的纳尔逊纪念碑旁的贾卡提耶广场等候李老师的女婿黄先生，他开车前来接我前去拜望重病之中的李老师。下午5点40分，黄先生如约开车来到马路对面纳尔遜纪念碑旁，停车向我招手示意(大既那个时候，在贾卡提耶广场附近，正好只有我这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亚裔，所以他马上就断定我就是他要接的人)，我连忙跑过马路与他握手致意。上车后他说，因李老师正处于重病之中，他们一家人都为照顾李老师而忙得不亦乐乎，家里已很久没有做饭了，他先带我去他家附近的一家中餐馆吃完晚餐，然后再带我去他家看望李老师，我说一切都由你安排吧！我看了一下车内的情况，车里放有一些装修用的工具，以我从事将近二十年装修工作的经验判断，黄先生大概是从事装修工程或是与装修有关的维修工程工作的。

大约三、四十分钟后，车停到了一家中餐館门前，下车后我和黄先生一起走进这家中餐馆，大概因为黄先生和他的家人经常光顾这家餐館，所以餐館老板立刻迎上前来与黄先生和我打招呼，老板知道我是从大陆来的，特意把我们安排到一个比较清静的位置用餐，以便我们交谈。黄先生问我喜欢吃什么菜，我说随意，只要清淡一点就可以，海鲜就不必点了，黄先生说这怎么可以，你这么远来到这里，现在又是吃海鲜的季节，硬是坚持点了一份龙虾，他还点了好几样荤菜，他又坚持要我也点一样，我见菜单上有油淋辣椒，就点了一份，心想终于能吃到一份合湖南人口味的菜了，我说你点这么多菜怎么吃得完？黄先生说吃不完打包，正好带给他夫人她们三姊妹吃。黄先生点的几道菜味道都不错，特别是那道芥兰芯炒龙虾味道鲜美，只是我点的那道油淋辣椒令我大失所望，端上来的油淋辣椒里面没有放浏阳豆豉，也没有放盐，而是放的糖，也祘是开洋荤吧！我终于吃到了放糖的油淋辣椒。

吃完晚餐，将剩下的菜餚打包后，我与黄先生一起登车前往距这家餐厅不远的他所居住的公寓，乘电梯登楼后就到达了黄先生一家所居住的房间，一进门就看见李老师斜躺在一张家庭病床上，面色蒼白，病床边放着输液的挂架、氧气瓶和一些急救的器械和药品。李老师留在大陆的大女儿(已退休)也从成都赶过来照应，二女儿(就是黄先生的夫人)和三女儿都在蒙特利尔，我和她们打过招呼之后，我连忙走到李老师的病榻前叫了一声：“李老师！我是长郡高五十班的陳XX，我代表五十班还健在的同学和欧X武同学(欧同学比我们低几届)看您来了，您还记得我吗？”她的二女儿连忙说她记得，早几天得知您要来看她，我们问她记不记得这个名字，她还说：“记得！记得！好学生啊。”李老师见到我，她很高兴，但身体久病衰弱，语言含混，吐词不清(她的声带动了手术尚未恢复)，需借助她女儿的“翻译”才能交流。

1996年她在75岁的高龄时，毅然离开她生活了75年的故土，离开她倾注了毕生心血的学生们，不远万里来到陌生的异国他乡，从此再没有回去过。要知道75岁都是人们希望叶落归根的年纪，而她却选择了一去不复还，只有痛彻心扉、不堪承受的苦难和屈辱才能导致一位本应落叶归根的老人，作出远离故土出走异国他乡，而且一去不复还的痛苦抉择。

当忆及往事时，李老师不时发出一声声痛苦而深沉的长叹，一滴混濁的老泪，从她那曾经明亮照人，而今已失去光泽的眼睛里从眼角沿着瘦削的臉颊流向耳际。为了避免引起李老师过度的伤感和影响她的休息，我只好在再三祝福她健康长寿之后起身告辞。临走前我把欧X武同学托我带给李老师的中药制剂交给她的女儿们，她的女儿们也把早已准备好的礼品：未经加工的美国核桃仁、深海魚油、每样分作三份，每份上都贴上了名字分别送给我、谭X华、欧X武三位同学，另备有几件儿童衣服、玩具是送给欧同学的小孫子的，我说谭、欧二位同学的东西我帮你们带去，我那一份我心领了，我就不带了，我实在拿不动(三人的东西一共重达十斤左右)他们坚持要我全部带走，他们早已用一个十分结实的袋子把这些礼品都包装好了，我实在推脱不过，只好连声道谢后与他们告别。看到李老师的身体状况，我已明白这次也许是我与李老师见的最后一面了(李老师此时已96岁了，早两个月因喉部手术后，无法吞咽食物，医院为她作插管喂食时，护士不慎在通过咽喉向胃部插进食管时，将李老师的胃部刺穿，致使食物进入腹腔到起炎症，又开腹清洗腹腔、缝合胃部穿孔，对李老师们健康造成极大的损害。我去探望她时，正好是她第二次手术后，刚出院不久，正是身体最虚弱的时候)，想到这里心里有些伤感，但愿她能在女儿、女婿们的精心照料和加拿大完美的医疗条件之下度过眼下的难关，恢复往日的健康。

由于我们初中C─121班是通学班，同学都是长沙市的学生，而进入高中50班后，班上来了许多外县市的学生，他们都是各县市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他们勤奋好学、循规蹈矩，从不调皮捣蛋，他们的表现令我们这些以调皮捣蛋著称的长沙伢子也收敛了不少，再也不敢上课时下棋、说悄悄话，更不敢翻窗户到大食堂去拿锅粑吃了。外县市学生的到来不仅带来了风气上的变化，他们还带来了千奇百怪的乡音，因为湖南是一个号称“十里不同音”的地方，没有到湖南各地旅行过的人是很难体会到湖南话这一特点的。湖南各地的方言多达数千种，有许多县每隔不到十里地，其方言的发声、腔调都有不同的变化，其中有的方言即使是湖南人自己听起来其难懂的程度都不亚于北方人听广东话和福建话。对于我这种生性乐观又爱开玩笑的长沙伢子，当然少不了拿同学们的方言来开玩笑。

进入高中后，长郡的高中部又回到了三府坪的老校区，此时的长郡中学除了合并了实践(即以前的孔道)中学之外，又合并了位于肇嘉坪的含光女中(“解放”后已收归公有，改名为长沙市第十六中学)，该校成了长郡的初中部，由著名的数学教师郭崇望老师任该分部的校长。所幸的是学校的图书馆和阅览室仍然设在老校区。图书馆和阅览室仍然是我去得最多以地方。当时中共当局尚未彻底撕下其用来蛊惑民众和知识份子的和平民主的假面具，故还没有来得急对大专院校和中学的图书馆进行彻底的清理，所以学校图书馆中仍有不少西方文学名著、历史、西方政治家、军事家和科学家的传记……等等。在这些书刊的影响之下我逐渐经历了普世价值观念的启蒙，这些书籍和阅览室的各种报刊杂志不仅使我接受了普世价值观念的启蒙，还大大拓展了我的知识面，激发了我广泛的兴趣爱好，这使我获益终生。

高中的学习仍然不怎么用功，平时上课也不怎么专心，除非那堂课的内容我非常感兴趣，我就会十分用心地去听讲，而且课后不用复习也会记得很牢。

记得高一的时候有天下午上物理课，老师叫周树秋，他讲课比较啰唆，一个内容喜欢反复讲多次，语言也不大简洁、连贯，时常在讲完上句一接不上下句时，便会不由自主地说出一串“这个、这个、这个……”，我不大喜欢上他的课，这节课讲的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我很感兴趣，听得也十分专注，当我听懂了之后，周老师还在那里反复讲解，我心里感到厌烦，思想就开了小差，这时正好看到天井对面教室的屋顶上有几只麻雀在打架，我正看得入神，突然听到周老师在台上叫到：“陈XX！你在看什么？站起来！说：我刚才讲的什么内容？”。我站起来马上把周老师所讲有关万有引力的全部内容重述了一遍。周老师大为惊讶，自言自语地说到：我明明看见你眼睛一直望着窗外，想不到你都听进去了，今后即使听懂了思想也不能开小差，要进一步巩固所学内容。我只好连声说是。

还有一次是高中二年一级，此时高中部又搬到了黎家坡新校区(老校区后门与新校区前门相距不足百米)，新学期开学的第二天上生物课，内容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老师是刚刚暑假前从湖南师范学院生物系毕业分配到长郡中学教高中生物的纵坪老师，这是她执教生涯的第一堂课(实习时她也上过课堂)，尽管是纵老师执教的第一堂课，纵老师准备得十分充分，课也讲得非常好，她那略带山东口音的普通话也非常悦耳(她是山东青岛人)。这堂课的内容又非常吸引人，讲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概论。我非常感兴趣，听得很入神。纵老师讲完后，照惯例叫同学站起来回答她所讲内容的问题，以检验自己的教学效果，我当时坐在前排，大概纵老师又见我听得十分专注，所以就叫我站起来回答她所讲述的内容。我站起来后，立即把早期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提出生物的获得性可以遗传的生物进化观点，到英国的达尔文跟随英国皇家海军“贝格尔号”巡洋舰环游世界，在沿途各地采集动植物标本、化石从中发现生物循序进化的迹象，回国后达尔文如何依据环球航行收集的大量标本、资料总结研究发现生物进化的规律：生存竞争、自然淘汰、适者生存、优胜劣败、自然条件的改变导致生物技能、器官的变化可以遗传给后代(即拉马克的获得性可以遗传的观点)、生物的进化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最终达尔文不顾宗教界的激烈反对提出了他关于生物的“进化论”学说。如此完美的回答令纵坪老师赞叹不已，她当众把我大大地表扬了一番(她这种赞叹，也许也包含着对自己执教的第一堂课就取得如此良好的效果的喜悦和兴奋)，对于我这个读书不甚用功，又长于调皮捣蛋，不大受老师们待见的学生来说，这是我到那时为止唯一一次当众受到老师如此的表扬，实际上直到高中毕业为止，我认真听课的时间实在不多。高中时代除了上课、晚自习、早自习之外其他时间大多是去图书馆、阅览室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很少用来复习功课，仍然是去烈士公园、岳麓山、郊外游玩、采集动植物标本、钓鱼，有时也到烈士公园采集椿树胶，回来加水熬溶再加点花露水(掩盖椿树胶的异味)浓缩后制成胶水，用来封信封、贴邮票；有时又从烈士公园采集酸枣，熬化后去核，再加点糖浓缩至半干，然后摊在布上压成两毫米左右厚的薄片，晒干做成酸枣片(长沙人叫酸枣粑粑)；有时秋天到郊外采集金樱子(长沙人叫“糖罐子”)去籽后切碎放水在锅内熬出糖汁去渣后浓缩，最后后制成酱黑色粘稠状的金樱子糖；有时月明风清的夜晚带上唐诗三百首与三、两同学到烈士公园的长廊上呤诗赏月。

记得一九五八年4月6日是星期六，那天下午是阴天，我与沈X强、吴X林、易X庄、周X瑜四位同学一起到烈士公园的人工湖去划船，交了5角钱划两小时(每小时2角5分钱)，另交了一块钱的押金，当船划到一座小桥下，我突然便急要小便，附近的岸上又没有厕所，那时公园内游人稀少，那四位同学说，你就站在小船上往水里尿吧！反正在小桥下又没有人看见，我不知是计，听他们说得有理，而我又实在坚持不住了，他们把小船停在桥下，我刚开始往水中尿尿，不料他们四人立即用力把小船往桥洞外划，我眼看就要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中了，一慌神连忙伸手去抓头顶上的桥洞顶部，不料手抓住桥洞顶部上身倒是停往了，而船却带着我的下半身往前走，我一下失去重心，人往后一倒压在小船边上把小船压了个底朝天翻了过来，我们五人同时翻落水中，幸好我们五人都会游泳，当我们五人几乎是同时从水中伸出头来呼气时，不由得都相视大笑，此时已近傍晚，我们赶紧游上岸，见船也翻、浆也丢了，一块钱的押金也不敢去退了。四人一身湿淋淋就从烈士公园一路往学校跑，想跑到学校去洗澡换衣吃晚饭，那时虽已过了晚餐时间，食堂里菜虽然没有了，但剩饭总是有的，所以我们在路上还没有忘记花了一角多钱在一家酱园买了五块臭腐乳和三两剁辣椒用干荷叶(干荷叶是醤园常用的包装醤菜的用品，虽看起来算不上十分卫生，但现在看起来却十分环保)包好带回学校作晚饭菜。

长沙4月初的阴天气温还只有十多度，又加上一身湿透，我们都冻得全身发抖牙齿咯咯的响，只好拼命加快奔跑速度，以使身体发热来减轻寒冷的感觉。当跑到学校时就先到食堂找剩饭，正好食堂的尹师傅还在食堂打扫卫生，他见我们五个冻得发抖的落汤鸡，问明缘由后，连忙说你们快去洗澡换衣服不要冻出病来了，我帮你们把饭炒热。我们跑到寝室取出干衣服到洗澡堂洗了一个热水澡，换上干衣服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舒服，然后到食堂吃饭。

尹师傅已把剩饭炒得香喷喷的，还为我们用香葱头、浏阳豆鼓、生姜熬了五碗姜汤，要我们趁热喝下，可驱寒防止感冒，我们喝完热辣辣的姜汤，接着又就着臭腐乳和剁辣椒每人吃了三、四碗香喷喷的炒饭，顿时精神为之一振，一扫刚回来时的猥琐形象。我们连忙向尹师傅道谢，尹师傅说以后外出玩耍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次你们五人幸亏都会游泳，不然命都会送掉；与同学一起到湘江、浏阳河游泳；有时与几位要好同学一起到省历史博物馆、省地质博物馆去参观(那时去这两个博物馆参观的人寥寥无几)，省历史博物馆中那时最重要的展品就是1954年在长沙东郊左家山出土的一座战国时代楚国一员武将陵墓，其规模、随葬物品的丰富和保存完好的程度，都堪比后来上世纪七十年代长沙发掘出的震惊世界的马王堆西汉女尸墓。只是当时对文物保护重视的程度，和文物保护技术都远不及后来的西汉女尸墓。

记得当时发掘长沙战国武将墓时，只有几位考古工作者和一些民工在场，也没有布置警力保护，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去发掘现场观看，棺椁打开后两三天我也到现场去看了，那时棺椁内的文物尸体都已搬走，但棺椁还在发掘坑里，因棺椁的木材太大、太厚、太重，“解放”初期又缺乏起重设备，只能靠手动葫芦，人手又不够，所以我去看时棺椁还未搬走，墓穴旁堆满了防腐的木炭和掺了糯米的白膏泥，这与马王堆汉墓的防腐方式几乎一模一样，这表明至迟在战国时代，中国人就知道用木炭来吸附棺椁中的氧气，并用密不透气的糯米加白膏泥来密封棺椁，使棺椁与空气隔绝来防止棺椁中尸体和随葬物品腐败变质的方法。

据开棺时在场的人讲，棺材刚一打开时，所有的人都发出一片惊呼，原来他们发现棺材内的遗体和所有陪葬物品都和刚下葬时一样鲜艳夺目，但随着与空气接触这些物品和尸体都逐渐发黑腐败。这座战国墓除了大量绘制精美的漆器、青铜器(青铜礼器、剑、戈、矛、箭簇、炊具、酒具、餐具……)、皮革铠甲、陶器……之外，最重要的是还有一幅中国最早的丝绸画和几支制作精良的中国最早的毛笔。

那幅丝绸画上面，画的是一只凤凰正在与一个三只脚的夔搏斗，旁边有一位贵妇双手合十，在祈祷代表善良正义的凤凰战胜代表邪恶凶残的夔，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发现的一幅最早的丝绸画，画面绘制精美寓意深刻，这表明无论是丝绸制作技术；还是绘画的艺术水平在战国时代中国就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那几支制作精良的毛笔出现在这座战国墓中也是意义重大，它把中国人发明使用毛笔的历史推前了好几百年。以前的历史公认是秦朝的戍边大将蒙恬发明了毛笔。据说蒙恬戍边时，有次外出狩猎，突然接到秦始皇的诏书，来使立等蒙恬回复，蒙恬当时没有带篆刻的工具，正在为难之际，蒙恬突然看到自己刚才射杀的一只野兔伤口还在流血，蒙恬灵机一动，连忙拔下一簇兔毛醮着兔血在竹板上写下了自己的回复。蒙恬由此得到启示，发明了毛笔。这个不知是谁杜撰出来的故事，把中国人足足骗了两千多年，直到1954年长沙左家山战国武将墓的发掘才把这个骗人的故事戳穿。这几支制作精良的毛笔表明：在此之前很久，就有人发明了毛笔，到战国时代这位楚国将领去世时，毛笔的制作技术已经进步到和以后中国大量使用毛笔时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的地步了。

省地质搏物馆原来在下黎家坡孔道中学内的一栋两层楼青砖房子里面，我们进初中不久，学校曾组织我们去参观过，那时省地质搏物馆刚组建不久，还没有搜集多少藏品，只有一些远古时代的石燕化石(远古时代湖南一带是一片海洋)和其他动物的化石，矿产的样品也不多。后来孔道中学与长郡中学合并之后，省地质博物馆就搬到了小林之冲去了。此后几年由于湖南是有色金属大省，不仅有色金属矿物品种齐全而且贮藏量丰富，像钨、锑、铅、锌、锰和许多稀有元素矿物贮藏量都居全国之冠，所以湖南成了全国地质勘探的重点省，在湖南开展的大规模地质勘探工作，极大地丰富了省地质博物馆的馆藏。

到我读高中去参现时，几乎每次去参观都有一些新的展品展出，除了五光十色、千姿百态的各种有色金属矿石晶体、钻石、各种色彩艳丽的宝石、各个地质年代动植物的化石标本……之外，甚至还有一具十分完整的小形恐龙的化石，要知道恐龙活跃的年代湖南还是一片汪洋，不属恐龙的栖息地，所以湖南发现的恐龙化石很少，这具完整的小恐龙化石的发现在湖南尤显珍贵。

我还喜欢到藩城堤(长沙一条专门收购、贩卖废旧物品的街道，长沙人那时把废旧物品称之为“荒货”意为被荒废了的货物)去买旧耳机、漆包线……，到中药铺买自然铜，自己制作矿石收音机，可以收听到湖南和长沙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如果天线伸很高、方向对得好，有时还可调听到中央广播电台和邻省广播电台的节目，我还用一块马蹄磁铁绕上线圈、用硬纸壳和自制的胶水制成一个纸喇叭，在纸喇叭顶端用胶水固定一根钢针制成可以扩音的广播喇叭(这一技术使我在以后下放农村时，成为大队的广播安装维修员，使我有时能摆脱沉重的农业劳动)。我还曾式图用那块马蹄磁铁和漆包线制作一台手摇发电机，但因缺乏必要的零件而未能成功。

高中时代我仍旧如初中时代一样爱玩爱笑，不时还搞一点恶作剧。记得高中寄宿时，我有一位同班好友叫胡X康，因都喜欢下象棋和钻研数学难题兴趣相投而成为好友，我们住在同一寢室，而且睡在并排相邻的两个高铺上(那时学校里学生睡的都是上、下两层的高低铺)。。他是从长沙周围县城的农村考到长郡中学来的，平日学习十分用功，也很守规矩，是个典型的好学生。从未受到过老师的批评申斥。有次我和他打賭，我说我有办法让他挨老师的一顿批评，他不相信。有一天午睡，生活辅导组的老师按惯例都要到每个寝室来巡视。督促学生们睡好午睡，以便下午有充足的精力来上课。正当生活辅导组的曹非老师走进我们寢室门口时，我突然在床上叫道：“胡伯康！你莫搞啰”，胡伯康一听莫明其妙，明明他碰都没碰我一下，就没有理我，接着我又提高声调大喊道：“要作莫搞你还要搞，害得我午觉也睡不成器！”此时已进寝室的生活辅导组的曹非老师听见了，真以为胡伯康在撩拨我，使我睡不成午觉，便厉声喝斥道：“胡伯康！你自己不睡午觉还要骚扰旁边的同学，太不像话了！赶紧睡觉”。胡伯康连忙争辩道：“我俟都冒俟他，是他发神经乱叫”。曹老师一听就火了吼道：“胡伯康你还狡辩，不老实。我明明听见他两次叫你不要妨碍他午睡，你还说没有？再狡辩、再妨碍别人睡觉，就给我站到寝室外面去”。胡伯康也就不敢再申辩只好忍气吞声不再做声。直到曹老师走后他才气得从床上踢了我两脚，以发泄心头的冤气，我在床上乐得啥哈大笑说道：“我不是故意害你，是和你打赌，现在是我赌赢啦！你终于也被老师骂了一顿啦！”搞得他哭笑不得，只得笑骂道：“你这个傢伙比狐狸还狡猾”。

此外从小学到中学同学之间常为一些事或游戏以用手划铜坨(有的地方叫锤子)、剪刀、布来决定胜负或次序时，却很少有人划得赢我，因为我每次出手时都是伸出一个手，手背向上，手指向下略略弯曲、中指与食指稍稍向前伸出一点的手势，当别人出的是布时，我只需将略略向前伸的中指和食指再向前伸直一点便成了剪力的手势；如果人家出的是剪刀，我只需把略微向前伸出的中指和食指向后缩一点就变成了铜坨的手势；如果人家出的是铜坨，我只需把手掌向上一翻，五指略微伸直一点便变成了布的手势，这种含混不清的手势，通过在观察清楚对方所出手势之后的一瞬间，迅速采取的令对方不知不觉的细微变化，几乎都能使我在与他人划铜坨、剪刀、布时立于不败之地。

到1955年春中共当向提出了“农业发展纲要六十条”，为了配合中共当局的政策，这年秋天学校组织学生下乡向农民宣传“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发展发展纲要六十条”。我们高五十班和其他班的同学被派到长沙市郊的莲花乡，我们班就到了同班同学张X彬家所在的合作社，张同学家直到我们下乡前不久才违心地“自愿”加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们通过向农民们进行文艺表演，以唱歌、舞蹈和花鼓戏的形式向农民们宣传“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和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美好前景。同学们在乡下自己做饭、炒菜，尽管厨艺不佳，但都是自己做的，所以吃起来仍然津津有味。到第三天午饭后同学们打整好自己的行李就列队返回学校，那时的农民都把高中生当成很有学问的人，对我们非常尊敬，都纷纷自动前来欢送我们。那天中午天气突然转阴，我们从莲花乡返回学校(约有二十多里路)，不料刚走到半路就下起大雨来，同学们都没有带雨具，都只好冒雨行进，我们在雨中大约走了一个多钟头后终于到了东塘，接着沿新修的劳动路走，刚走到仰天湖就见到李校长带领学校老师拿着许多雨伞前来迎接早已全身湿透的同学们，老师们和我们一起好几个人共一把伞，往学校走，男同学都把雨伞让给女同学们打，自己冒雨往学校跑。刚一进学校大们，立即有老师和工友前来招呼我们到大食堂去烤火、喝姜汤、去澡堂洗澡。原来老师们一见下大雨，又知道下午是同学们下乡返校的时候，知道同学们一定会淋雨，李士谋总务主任立即安排食堂员工烧的烧洗澡水；熬的熬姜汤；并找来二十多个炭火盆在大食堂生了廿多盆木炭火，用盛饭的木桶盛了十几桶热气腾腾的姜汤。我们一进大食堂便有工友盛上一碗碗姜汤递给我们，叫我们快喝，以驱散寒气，我们端着姜汤站到木炭火盆边一边烤火一边喝姜汤。然后跑到寝室取出干衣服到洗澡堂洗热水澡。由于学校教师、员工对学生们如此周到细致入微的关爱，我们这次下乡的几百位淋成落汤鸡的男女学生几乎没有一个因此而生病的。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肖同学走后我们开始准备升学考试，我报考的仍然是长郡中学高中部，父母和姐姐们都没有怎么过问我考高中的事，倒是我自己抓紧考前的几天临时抱佛脚突击把各门功课复习了一下。考试的时后并不觉得很难，都是早早做完就提前交卷了。

大概过了十多天吧，就到了发榜的那天，我早餐后便到长郡中学(那时已由长沙市立一中改名为长沙市立第二中学，原来的省立一中改名为长沙市立第一中学)去看榜，张榜的位置与考初中时发榜的位置一样，榜贴在进大门后空坪右侧的那面墙上。这一届录取的新生六个班是从高48班到高53班。很快我就在高50班录取的新生名单中看到了我的名字，心里略微感到一丝欣喜，初中C-121班考到高50班的只有我和鹿X正二人。平日成绩比我好的王X钧，因考语文时时间没有掌握好，作文没有写完而未被录取(他于次年考上长沙六中高中)。

此时我家已搬到黄兴南路的王家巷里面居住，因为家里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家里能卖的东西也卖得差不多了，大姐念大学，我和二姐念高中，弟弟也进了长郡读初中，一年四人学费开支不少。

此时由于这几年长沙城市人口的剧增，而又少有新的住房建成，使得长沙城内住房日趋紧张，房价又开始大幅上涨，母亲到房地交易所打听行情后，决定将自己的半栋住房出售(大姐去武汉念大学，我和二姐寄宿后，母亲已将我家二楼出租给别人)。

后来房子被一位老中医看中，双方商定后以2400元成交。 这样从1952年春到1955年春我家在聚福园12号白住了三年，而且还倒赚了一倍的钱1200元钱，这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少的钱。

王家巷的进口在黄兴南路商务印书馆对面，该巷正在长郡中学操场的北围墙之外，爬在围墙上就能看到外面的王家巷和座北朝南我们新租住的王家大院的大门。这条巷之所以叫王家巷，大概是因为这条巷原住的几户人家都姓王。我们的房主也姓王，但王先生已在刚“解放”不久就被当局以“恶霸”的罪名处决了，剩下三位太太，大太太五十多岁说话、举止都显得很有教养，她生有一个儿子叫王柏龄，也在长郡读高中，毕业时因其父是被镇压了的“阶级敌人”而被取消了考大学的资格；二太太年纪比大太太略小，当时因丈夫被当局处决，精神上受到剌激己患间歇性精神病，未育有子女。据说二太太年轻时非常漂亮，我们搬进去看到她时，尽管已年过五十且患精神病，但透过其粗服乱发仍依稀可看出她年轻时秀美的姿容；三太太是因为王先生前两房太太只养有一个儿子，对于迷信多子多福的王先生而言，见自己家里香火不旺，于是在快“解放”前，又娶了个比他小近三十岁的三太太，娶过来不久，就在王先生被当局处决前，她就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三太太长得并不很漂亮，矮矮胖胖的，王先生之所以看中她，是因为听会看像的人说，三太太是那种能像母猪下崽一样不停地为他生儿育女的女人。我们在王家租了两间住房一间共用的厨房(二姐、我和弟弟都在长郡寄宿，只有礼拜天才回家)。

搬到王家巷之后，我虽在学校寄宿，除星期天回家之外，平时每隔两三天就会在下午课馀活动时间，抽时间赶回家里用水桶到王家大院后门外的一个自来水站去提自来水供家里作饮用水(每次都会把水缸装满)。我每次回家帮家里提自来水母亲都会煮两个鸡蛋给我吃，有时也会准备一瓶按四川人的办法制作的水豆豉放上剁辣椒、香麻油让我带到学校去下饭。直到许多年母亲去世之后，我才深深地感受到那碗中盛的不只是鸡蛋；那瓶中装的不只是水豆豉、剁辣椒和香麻油而是满满的母爱啊！然而那时居然没有感觉到母亲对儿女们如此深沉的爱。

因为自一九五二年长沙建设了自来水厂之后，随着自来水管网的铺设不断延伸，各街道先后建立了自来水站，向居民们供应自来水，每担自来水两分钱，不仅比买人挑的河水、沙水便宜，而且水质也比河水好。从一九五二年长沙建成自来水厂后，靠沿街叫卖河水、沙水的水贩也就随着自来水站越来越多而逐渐消失了。这个在长沙延续了近千年的以卖水为生的行当，从此也就在三百六十行之中消失了。那个时候除了机关单位安装了自来水之外，私人家里当时是没有人安装自来水的，有的家境较好、距自来水站又较远、自家又没有劳力的家庭还是请原先出卖劳力的“水贩”帮他们挑自来水，或按担计费或包月计费。长沙“水贩”们的彻底消失是在自来水管进入各家各户之后。

至于洗衣、洗澡、拖地板之类的清洁用水，那时的长沙人尽管有了自来水站供应的两分钱一担(约一百市斤左右)的自来水，还是舍不得花那宝贵的两分钱，而仍然是使用那遍布大街小巷，和许多人家里的水井里用吊桶吊上来的只花力气不花钱的井水。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自来水龙头逐渐进入各家各户，人们的收入有所提高，两分钱在人们的心目中已不再“宝贵”之后，长沙市那数以千百计的大小水井才终结了它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使命，它们或因城市建设的需要而被填埋，或因独具特色而被当作历史遗迹而被保存下来，以供后人观瞻。

9月1号高中开学的第一天一位身材高挑、面容清秀、举止端庄的三十来岁的女教师走进教室，她首先自我介绍了她的名字，并用粉笔把她的名字李X青三个字写在黑板上。他说她就是我们这个班的班主任，并兼任我们的俄语教师。

我在长郡中学唸初中时对李老师并不熟悉，但对她的先生张X知老师却很熟，因为张老师是教职工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时常在篮球赛场上看到他的英姿。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长相英俊，酷爱篮球运动的张老师在1952年当局为选拔几位优秀英语教师去朝鲜战场当翻译，而对他进行的体检中发现了癌症，据传医生对张老师的家属说他顶多只能活五年。李老师在担任我们班主任的前两年多就是笼罩在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生离别的阴影之中度过的。

1957年冬张老师终于离开李老师和他们的三个年幼的女儿驾鹤西去。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尽管李老师既要照顾病中的张老师，又要照顾三个年幼的女儿，又没有耽误过一节课，还尽到了一个班主任应尽的一切职责。不难想象她承受了多么巨大的困苦。

李老师出身大户人家，有一次我因事到李老师家去，那时张老师已过世，李老师又要教书又要当班主任，还要带三个年幼的女儿，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就把她的母亲接过来一起住，给她帮忙。我进去后，李老师指着我对她母亲说：“他就住在聚福园五号”，此时她母亲对我笑了一笑(祘是打招呼吧！)，然后神态有点悲慽地坐在一旁默不作声，当时我很奇怪，礼拜天回家后我和母亲谈及此事，母亲对我说这栋房子(聚福园五号)原来的房主姓何是个大地主，“解放”后搞“土改”，从乡下来了几个拿梭标的农会会员，要把何老先生抓到乡下去斗争，又爱面子、又胆小的何老先生趁农会会员在他家吃飯时不注意，一个人提了一桶水跑到阁楼上，将头插在水桶中自溺身亡。听到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后，我立刻连想到李老师的母亲不是何老先生的女儿便是曾在聚福园五号住过的何老先生的至亲。不然李老师怎么会指着我对她母亲说，我就住在聚福园五号，她母亲听后又显出那样悲慽的神情。

也许是由于连生三个都是女儿，出于中国人之常情，她大概很想有一个儿子。我记得有好几次晚自习时，我不经意之间一回头，就看到李老师默默地站在我坐位后面看着我做作业(那时的班主任时常晚自习时，都要到教室里来巡视学生们做作业的情况)。

1958年我高中毕业离开长郡中学之后，就与李老师天各一方，在各自经历了自己漫长而深重的苦难之后，再次相逢已是三十八年之后的1996年。那年夏天我的内弟因患脑积水在湘雅附二院脑外科住院动手术，偶然遇到了已三十八年未见面的、在脑外科当主任的高中五十班的同学胡X兴教授，他邀我去他家小酌，谈及往事时，他向我介绍了这三十八年来李老师所经历的苦难和蒙受的屈辱，令我百感交集，唏嘘不已。

我问清了李老师的住址(教师进修学院宿舍)便专程去拜访她，她住在一套宿舍房里，那年她已七十五岁，她的女儿们专门请了一个褓姆照顾她，她的二女儿、三女儿已经出国到了加拿大定居，只有大女儿仍在长沙工作，每个礼拜都会过来看望她，尽管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但眼睛依然如当年一样明亮、神态举止依然显得那么高雅、端庄，她见到我非常高兴，坚持要留我在她家吃午饭，她对我所经历的苦难只是略有所闻，因我离开大学之后的处境使我与中学、大学的同学都断绝了往来，我大略向她讲了一下高中以后的经历之后，他突然问我：你为什么还不出国？我告知她两个女儿都只有十来岁，又不懂英语，出去难以谋生，只好留在这里。我怕引起她的伤心，始终没有问及她的往事，她告诉我她正在办理移民加拿大的手续，等簽证下来她就会去加拿大两个女儿那里，再也不想回来了。

那次见面之后，再次相见不想又经过了卄一年才得以如愿，那是2017年夏，我应在加拿大的以前一起养蜂的朋友和在美国的外甥的邀请，赴加拿大和美国旅游，这年7月我专门选择了一个要在蒙特利尔住一晚的旅游团，7月17日我随团抵达蒙特利尔，在参观完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览市容之后。下午旅游团去参观老码头和大市场之前，我便向导游请假自由活动，我在蒙特利尔市政厅旁边的纳尔逊纪念碑旁的贾卡提耶广场等候李老师的女婿黄先生，他开车前来接我前去拜望重病之中的李老师。下午5点40分，黄先生如约开车来到马路对面纳尔遜纪念碑旁，停车向我招手示意(大既那个时候，在贾卡提耶广场附近，正好只有我这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亚裔，所以他马上就断定我就是他要接的人)，我连忙跑过马路与他握手致意。上车后他说，因李老师正处于重病之中，他们一家人都为照顾李老师而忙得不亦乐乎，家里已很久没有做饭了，他先带我去他家附近的一家中餐馆吃完晚餐，然后再带我去他家看望李老师，我说一切都由你安排吧！我看了一下车内的情况，车里放有一些装修用的工具，以我从事将近二十年装修工作的经验判断，黄先生大概是从事装修工程或是与装修有关的维修工程工作的。

大约三、四十分钟后，车停到了一家中餐館门前，下车后我和黄先生一起走进这家中餐馆，大概因为黄先生和他的家人经常光顾这家餐館，所以餐館老板立刻迎上前来与黄先生和我打招呼，老板知道我是从大陆来的，特意把我们安排到一个比较清静的位置用餐，以便我们交谈。黄先生问我喜欢吃什么菜，我说随意，只要清淡一点就可以，海鲜就不必点了，黄先生说这怎么可以，你这么远来到这里，现在又是吃海鲜的季节，硬是坚持点了一份龙虾，他还点了好几样荤菜，他又坚持要我也点一样，我见菜单上有油淋辣椒，就点了一份，心想终于能吃到一份合湖南人口味的菜了，我说你点这么多菜怎么吃得完？黄先生说吃不完打包，正好带给他夫人她们三姊妹吃。黄先生点的几道菜味道都不错，特别是那道芥兰芯炒龙虾味道鲜美，只是我点的那道油淋辣椒令我大失所望，端上来的油淋辣椒里面没有放浏阳豆豉，也没有放盐，而是放的糖，也祘是开洋荤吧！我终于吃到了放糖的油淋辣椒。

吃完晚餐，将剩下的菜餚打包后，我与黄先生一起登车前往距这家餐厅不远的他所居住的公寓，乘电梯登楼后就到达了黄先生一家所居住的房间，一进门就看见李老师斜躺在一张家庭病床上，面色蒼白，病床边放着输液的挂架、氧气瓶和一些急救的器械和药品。李老师留在大陆的大女儿(已退休)也从成都赶过来照应，二女儿(就是黄先生的夫人)和三女儿都在蒙特利尔，我和她们打过招呼之后，我连忙走到李老师的病榻前叫了一声：“李老师！我是长郡高五十班的陳XX，我代表五十班还健在的同学和欧X武同学(欧同学比我们低几届)看您来了，您还记得我吗？”她的二女儿连忙说她记得，早几天得知您要来看她，我们问她记不记得这个名字，她还说：“记得！记得！好学生啊。”李老师见到我，她很高兴，但身体久病衰弱，语言含混，吐词不清(她的声带动了手术尚未恢复)，需借助她女儿的“翻译”才能交流。

1996年她在75岁的高龄时，毅然离开她生活了75年的故土，离开她倾注了毕生心血的学生们，不远万里来到陌生的异国他乡，从此再没有回去过。要知道75岁都是人们希望叶落归根的年纪，而她却选择了一去不复还，只有痛彻心扉、不堪承受的苦难和屈辱才能导致一位本应落叶归根的老人，作出远离故土出走异国他乡，而且一去不复还的痛苦抉择。

当忆及往事时，李老师不时发出一声声痛苦而深沉的长叹，一滴混濁的老泪，从她那曾经明亮照人，而今已失去光泽的眼睛里从眼角沿着瘦削的臉颊流向耳际。为了避免引起李老师过度的伤感和影响她的休息，我只好在再三祝福她健康长寿之后起身告辞。临走前我把欧X武同学托我带给李老师的中药制剂交给她的女儿们，她的女儿们也把早已准备好的礼品：未经加工的美国核桃仁、深海魚油、每样分作三份，每份上都贴上了名字分别送给我、谭X华、欧X武三位同学，另备有几件儿童衣服、玩具是送给欧同学的小孫子的，我说谭、欧二位同学的东西我帮你们带去，我那一份我心领了，我就不带了，我实在拿不动(三人的东西一共重达十斤左右)他们坚持要我全部带走，他们早已用一个十分结实的袋子把这些礼品都包装好了，我实在推脱不过，只好连声道谢后与他们告别。看到李老师的身体状况，我已明白这次也许是我与李老师见的最后一面了(李老师此时已96岁了，早两个月因喉部手术后，无法吞咽食物，医院为她作插管喂食时，护士不慎在通过咽喉向胃部插进食管时，将李老师的胃部刺穿，致使食物进入腹腔到起炎症，又开腹清洗腹腔、缝合胃部穿孔，对李老师们健康造成极大的损害。我去探望她时，正好是她第二次手术后，刚出院不久，正是身体最虚弱的时候)，想到这里心里有些伤感，但愿她能在女儿、女婿们的精心照料和加拿大完美的医疗条件之下度过眼下的难关，恢复往日的健康。

由于我们初中C─121班是通学班，同学都是长沙市的学生，而进入高中50班后，班上来了许多外县市的学生，他们都是各县市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他们勤奋好学、循规蹈矩，从不调皮捣蛋，他们的表现令我们这些以调皮捣蛋著称的长沙伢子也收敛了不少，再也不敢上课时下棋、说悄悄话，更不敢翻窗户到大食堂去拿锅粑吃了。外县市学生的到来不仅带来了风气上的变化，他们还带来了千奇百怪的乡音，因为湖南是一个号称“十里不同音”的地方，没有到湖南各地旅行过的人是很难体会到湖南话这一特点的。湖南各地的方言多达数千种，有许多县每隔不到十里地，其方言的发声、腔调都有不同的变化，其中有的方言即使是湖南人自己听起来其难懂的程度都不亚于北方人听广东话和福建话。对于我这种生性乐观又爱开玩笑的长沙伢子，当然少不了拿同学们的方言来开玩笑。

进入高中后，长郡的高中部又回到了三府坪的老校区，此时的长郡中学除了合并了实践(即以前的孔道)中学之外，又合并了位于肇嘉坪的含光女中(“解放”后已收归公有，改名为长沙市第十六中学)，该校成了长郡的初中部，由著名的数学教师郭崇望老师任该分部的校长。所幸的是学校的图书馆和阅览室仍然设在老校区。图书馆和阅览室仍然是我去得最多以地方。当时中共当局尚未彻底撕下其用来蛊惑民众和知识份子的和平民主的假面具，故还没有来得急对大专院校和中学的图书馆进行彻底的清理，所以学校图书馆中仍有不少西方文学名著、历史、西方政治家、军事家和科学家的传记……等等。在这些书刊的影响之下我逐渐经历了普世价值观念的启蒙，这些书籍和阅览室的各种报刊杂志不仅使我接受了普世价值观念的启蒙，还大大拓展了我的知识面，激发了我广泛的兴趣爱好，这使我获益终生。

高中的学习仍然不怎么用功，平时上课也不怎么专心，除非那堂课的内容我非常感兴趣，我就会十分用心地去听讲，而且课后不用复习也会记得很牢。

记得高一的时候有天下午上物理课，老师叫周树秋，他讲课比较啰唆，一个内容喜欢反复讲多次，语言也不大简洁、连贯，时常在讲完上句一接不上下句时，便会不由自主地说出一串“这个、这个、这个……”，我不大喜欢上他的课，这节课讲的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我很感兴趣，听得也十分专注，当我听懂了之后，周老师还在那里反复讲解，我心里感到厌烦，思想就开了小差，这时正好看到天井对面教室的屋顶上有几只麻雀在打架，我正看得入神，突然听到周老师在台上叫到：“陈XX！你在看什么？站起来！说：我刚才讲的什么内容？”。我站起来马上把周老师所讲有关万有引力的全部内容重述了一遍。周老师大为惊讶，自言自语地说到：我明明看见你眼睛一直望着窗外，想不到你都听进去了，今后即使听懂了思想也不能开小差，要进一步巩固所学内容。我只好连声说是。

还有一次是高中二年一级，此时高中部又搬到了黎家坡新校区(老校区后门与新校区前门相距不足百米)，新学期开学的第二天上生物课，内容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老师是刚刚暑假前从湖南师范学院生物系毕业分配到长郡中学教高中生物的纵坪老师，这是她执教生涯的第一堂课(实习时她也上过课堂)，尽管是纵老师执教的第一堂课，纵老师准备得十分充分，课也讲得非常好，她那略带山东口音的普通话也非常悦耳(她是山东青岛人)。这堂课的内容又非常吸引人，讲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概论。我非常感兴趣，听得很入神。纵老师讲完后，照惯例叫同学站起来回答她所讲内容的问题，以检验自己的教学效果，我当时坐在前排，大概纵老师又见我听得十分专注，所以就叫我站起来回答她所讲述的内容。我站起来后，立即把早期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提出生物的获得性可以遗传的生物进化观点，到英国的达尔文跟随英国皇家海军“贝格尔号”巡洋舰环游世界，在沿途各地采集动植物标本、化石从中发现生物循序进化的迹象，回国后达尔文如何依据环球航行收集的大量标本、资料总结研究发现生物进化的规律：生存竞争、自然淘汰、适者生存、优胜劣败、自然条件的改变导致生物技能、器官的变化可以遗传给后代(即拉马克的获得性可以遗传的观点)、生物的进化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最终达尔文不顾宗教界的激烈反对提出了他关于生物的“进化论”学说。如此完美的回答令纵坪老师赞叹不已，她当众把我大大地表扬了一番(她这种赞叹，也许也包含着对自己执教的第一堂课就取得如此良好的效果的喜悦和兴奋)，对于我这个读书不甚用功，又长于调皮捣蛋，不大受老师们待见的学生来说，这是我到那时为止唯一一次当众受到老师如此的表扬，实际上直到高中毕业为止，我认真听课的时间实在不多。高中时代除了上课、晚自习、早自习之外其他时间大多是去图书馆、阅览室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很少用来复习功课，仍然是去烈士公园、岳麓山、郊外游玩、采集动植物标本、钓鱼，有时也到烈士公园采集椿树胶，回来加水熬溶再加点花露水(掩盖椿树胶的异味)浓缩后制成胶水，用来封信封、贴邮票；有时又从烈士公园采集酸枣，熬化后去核，再加点糖浓缩至半干，然后摊在布上压成两毫米左右厚的薄片，晒干做成酸枣片(长沙人叫酸枣粑粑)；有时秋天到郊外采集金樱子(长沙人叫“糖罐子”)去籽后切碎放水在锅内熬出糖汁去渣后浓缩，最后后制成酱黑色粘稠状的金樱子糖；有时月明风清的夜晚带上唐诗三百首与三、两同学到烈士公园的长廊上呤诗赏月。

记得一九五八年4月6日是星期六，那天下午是阴天，我与沈X强、吴X林、易X庄、周X瑜四位同学一起到烈士公园的人工湖去划船，交了5角钱划两小时(每小时2角5分钱)，另交了一块钱的押金，当船划到一座小桥下，我突然便急要小便，附近的岸上又没有厕所，那时公园内游人稀少，那四位同学说，你就站在小船上往水里尿吧！反正在小桥下又没有人看见，我不知是计，听他们说得有理，而我又实在坚持不住了，他们把小船停在桥下，我刚开始往水中尿尿，不料他们四人立即用力把小船往桥洞外划，我眼看就要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中了，一慌神连忙伸手去抓头顶上的桥洞顶部，不料手抓住桥洞顶部上身倒是停往了，而船却带着我的下半身往前走，我一下失去重心，人往后一倒压在小船边上把小船压了个底朝天翻了过来，我们五人同时翻落水中，幸好我们五人都会游泳，当我们五人几乎是同时从水中伸出头来呼气时，不由得都相视大笑，此时已近傍晚，我们赶紧游上岸，见船也翻、浆也丢了，一块钱的押金也不敢去退了。四人一身湿淋淋就从烈士公园一路往学校跑，想跑到学校去洗澡换衣吃晚饭，那时虽已过了晚餐时间，食堂里菜虽然没有了，但剩饭总是有的，所以我们在路上还没有忘记花了一角多钱在一家酱园买了五块臭腐乳和三两剁辣椒用干荷叶(干荷叶是醤园常用的包装醤菜的用品，虽看起来算不上十分卫生，但现在看起来却十分环保)包好带回学校作晚饭菜。

长沙4月初的阴天气温还只有十多度，又加上一身湿透，我们都冻得全身发抖牙齿咯咯的响，只好拼命加快奔跑速度，以使身体发热来减轻寒冷的感觉。当跑到学校时就先到食堂找剩饭，正好食堂的尹师傅还在食堂打扫卫生，他见我们五个冻得发抖的落汤鸡，问明缘由后，连忙说你们快去洗澡换衣服不要冻出病来了，我帮你们把饭炒热。我们跑到寝室取出干衣服到洗澡堂洗了一个热水澡，换上干衣服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舒服，然后到食堂吃饭。

尹师傅已把剩饭炒得香喷喷的，还为我们用香葱头、浏阳豆鼓、生姜熬了五碗姜汤，要我们趁热喝下，可驱寒防止感冒，我们喝完热辣辣的姜汤，接着又就着臭腐乳和剁辣椒每人吃了三、四碗香喷喷的炒饭，顿时精神为之一振，一扫刚回来时的猥琐形象。我们连忙向尹师傅道谢，尹师傅说以后外出玩耍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次你们五人幸亏都会游泳，不然命都会送掉；与同学一起到湘江、浏阳河游泳；有时与几位要好同学一起到省历史博物馆、省地质博物馆去参观(那时去这两个博物馆参观的人寥寥无几)，省历史博物馆中那时最重要的展品就是1954年在长沙东郊左家山出土的一座战国时代楚国一员武将陵墓，其规模、随葬物品的丰富和保存完好的程度，都堪比后来上世纪七十年代长沙发掘出的震惊世界的马王堆西汉女尸墓。只是当时对文物保护重视的程度，和文物保护技术都远不及后来的西汉女尸墓。

记得当时发掘长沙战国武将墓时，只有几位考古工作者和一些民工在场，也没有布置警力保护，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去发掘现场观看，棺椁打开后两三天我也到现场去看了，那时棺椁内的文物尸体都已搬走，但棺椁还在发掘坑里，因棺椁的木材太大、太厚、太重，“解放”初期又缺乏起重设备，只能靠手动葫芦，人手又不够，所以我去看时棺椁还未搬走，墓穴旁堆满了防腐的木炭和掺了糯米的白膏泥，这与马王堆汉墓的防腐方式几乎一模一样，这表明至迟在战国时代，中国人就知道用木炭来吸附棺椁中的氧气，并用密不透气的糯米加白膏泥来密封棺椁，使棺椁与空气隔绝来防止棺椁中尸体和随葬物品腐败变质的方法。

据开棺时在场的人讲，棺材刚一打开时，所有的人都发出一片惊呼，原来他们发现棺材内的遗体和所有陪葬物品都和刚下葬时一样鲜艳夺目，但随着与空气接触这些物品和尸体都逐渐发黑腐败。这座战国墓除了大量绘制精美的漆器、青铜器(青铜礼器、剑、戈、矛、箭簇、炊具、酒具、餐具……)、皮革铠甲、陶器……之外，最重要的是还有一幅中国最早的丝绸画和几支制作精良的中国最早的毛笔。

那幅丝绸画上面，画的是一只凤凰正在与一个三只脚的夔搏斗，旁边有一位贵妇双手合十，在祈祷代表善良正义的凤凰战胜代表邪恶凶残的夔，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发现的一幅最早的丝绸画，画面绘制精美寓意深刻，这表明无论是丝绸制作技术；还是绘画的艺术水平在战国时代中国就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那几支制作精良的毛笔出现在这座战国墓中也是意义重大，它把中国人发明使用毛笔的历史推前了好几百年。以前的历史公认是秦朝的戍边大将蒙恬发明了毛笔。据说蒙恬戍边时，有次外出狩猎，突然接到秦始皇的诏书，来使立等蒙恬回复，蒙恬当时没有带篆刻的工具，正在为难之际，蒙恬突然看到自己刚才射杀的一只野兔伤口还在流血，蒙恬灵机一动，连忙拔下一簇兔毛醮着兔血在竹板上写下了自己的回复。蒙恬由此得到启示，发明了毛笔。这个不知是谁杜撰出来的故事，把中国人足足骗了两千多年，直到1954年长沙左家山战国武将墓的发掘才把这个骗人的故事戳穿。这几支制作精良的毛笔表明：在此之前很久，就有人发明了毛笔，到战国时代这位楚国将领去世时，毛笔的制作技术已经进步到和以后中国大量使用毛笔时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的地步了。

省地质搏物馆原来在下黎家坡孔道中学内的一栋两层楼青砖房子里面，我们进初中不久，学校曾组织我们去参观过，那时省地质搏物馆刚组建不久，还没有搜集多少藏品，只有一些远古时代的石燕化石(远古时代湖南一带是一片海洋)和其他动物的化石，矿产的样品也不多。后来孔道中学与长郡中学合并之后，省地质博物馆就搬到了小林之冲去了。此后几年由于湖南是有色金属大省，不仅有色金属矿物品种齐全而且贮藏量丰富，像钨、锑、铅、锌、锰和许多稀有元素矿物贮藏量都居全国之冠，所以湖南成了全国地质勘探的重点省，在湖南开展的大规模地质勘探工作，极大地丰富了省地质博物馆的馆藏。

到我读高中去参现时，几乎每次去参观都有一些新的展品展出，除了五光十色、千姿百态的各种有色金属矿石晶体、钻石、各种色彩艳丽的宝石、各个地质年代动植物的化石标本……之外，甚至还有一具十分完整的小形恐龙的化石，要知道恐龙活跃的年代湖南还是一片汪洋，不属恐龙的栖息地，所以湖南发现的恐龙化石很少，这具完整的小恐龙化石的发现在湖南尤显珍贵。

我还喜欢到藩城堤(长沙一条专门收购、贩卖废旧物品的街道，长沙人那时把废旧物品称之为“荒货”意为被荒废了的货物)去买旧耳机、漆包线……，到中药铺买自然铜，自己制作矿石收音机，可以收听到湖南和长沙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如果天线伸很高、方向对得好，有时还可调听到中央广播电台和邻省广播电台的节目，我还用一块马蹄磁铁绕上线圈、用硬纸壳和自制的胶水制成一个纸喇叭，在纸喇叭顶端用胶水固定一根钢针制成可以扩音的广播喇叭(这一技术使我在以后下放农村时，成为大队的广播安装维修员，使我有时能摆脱沉重的农业劳动)。我还曾式图用那块马蹄磁铁和漆包线制作一台手摇发电机，但因缺乏必要的零件而未能成功。

高中时代我仍旧如初中时代一样爱玩爱笑，不时还搞一点恶作剧。记得高中寄宿时，我有一位同班好友叫胡X康，因都喜欢下象棋和钻研数学难题兴趣相投而成为好友，我们住在同一寢室，而且睡在并排相邻的两个高铺上(那时学校里学生睡的都是上、下两层的高低铺)。。他是从长沙周围县城的农村考到长郡中学来的，平日学习十分用功，也很守规矩，是个典型的好学生。从未受到过老师的批评申斥。有次我和他打賭，我说我有办法让他挨老师的一顿批评，他不相信。有一天午睡，生活辅导组的老师按惯例都要到每个寝室来巡视。督促学生们睡好午睡，以便下午有充足的精力来上课。正当生活辅导组的曹非老师走进我们寢室门口时，我突然在床上叫道：“胡伯康！你莫搞啰”，胡伯康一听莫明其妙，明明他碰都没碰我一下，就没有理我，接着我又提高声调大喊道：“要作莫搞你还要搞，害得我午觉也睡不成器！”此时已进寝室的生活辅导组的曹非老师听见了，真以为胡伯康在撩拨我，使我睡不成午觉，便厉声喝斥道：“胡伯康！你自己不睡午觉还要骚扰旁边的同学，太不像话了！赶紧睡觉”。胡伯康连忙争辩道：“我俟都冒俟他，是他发神经乱叫”。曹老师一听就火了吼道：“胡伯康你还狡辩，不老实。我明明听见他两次叫你不要妨碍他午睡，你还说没有？再狡辩、再妨碍别人睡觉，就给我站到寝室外面去”。胡伯康也就不敢再申辩只好忍气吞声不再做声。直到曹老师走后他才气得从床上踢了我两脚，以发泄心头的冤气，我在床上乐得啥哈大笑说道：“我不是故意害你，是和你打赌，现在是我赌赢啦！你终于也被老师骂了一顿啦！”搞得他哭笑不得，只得笑骂道：“你这个傢伙比狐狸还狡猾”。

此外从小学到中学同学之间常为一些事或游戏以用手划铜坨(有的地方叫锤子)、剪刀、布来决定胜负或次序时，却很少有人划得赢我，因为我每次出手时都是伸出一个手，手背向上，手指向下略略弯曲、中指与食指稍稍向前伸出一点的手势，当别人出的是布时，我只需将略略向前伸的中指和食指再向前伸直一点便成了剪力的手势；如果人家出的是剪刀，我只需把略微向前伸出的中指和食指向后缩一点就变成了铜坨的手势；如果人家出的是铜坨，我只需把手掌向上一翻，五指略微伸直一点便变成了布的手势，这种含混不清的手势，通过在观察清楚对方所出手势之后的一瞬间，迅速采取的令对方不知不觉的细微变化，几乎都能使我在与他人划铜坨、剪刀、布时立于不败之地。

到1955年春中共当向提出了“农业发展纲要六十条”，为了配合中共当局的政策，这年秋天学校组织学生下乡向农民宣传“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发展发展纲要六十条”。我们高五十班和其他班的同学被派到长沙市郊的莲花乡，我们班就到了同班同学张X彬家所在的合作社，张同学家直到我们下乡前不久才违心地“自愿”加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们通过向农民们进行文艺表演，以唱歌、舞蹈和花鼓戏的形式向农民们宣传“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和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美好前景。同学们在乡下自己做饭、炒菜，尽管厨艺不佳，但都是自己做的，所以吃起来仍然津津有味。到第三天午饭后同学们打整好自己的行李就列队返回学校，那时的农民都把高中生当成很有学问的人，对我们非常尊敬，都纷纷自动前来欢送我们。那天中午天气突然转阴，我们从莲花乡返回学校(约有二十多里路)，不料刚走到半路就下起大雨来，同学们都没有带雨具，都只好冒雨行进，我们在雨中大约走了一个多钟头后终于到了东塘，接着沿新修的劳动路走，刚走到仰天湖就见到李校长带领学校老师拿着许多雨伞前来迎接早已全身湿透的同学们，老师们和我们一起好几个人共一把伞，往学校走，男同学都把雨伞让给女同学们打，自己冒雨往学校跑。刚一进学校大们，立即有老师和工友前来招呼我们到大食堂去烤火、喝姜汤、去澡堂洗澡。原来老师们一见下大雨，又知道下午是同学们下乡返校的时候，知道同学们一定会淋雨，李士谋总务主任立即安排食堂员工烧的烧洗澡水；熬的熬姜汤；并找来二十多个炭火盆在大食堂生了廿多盆木炭火，用盛饭的木桶盛了十几桶热气腾腾的姜汤。我们一进大食堂便有工友盛上一碗碗姜汤递给我们，叫我们快喝，以驱散寒气，我们端着姜汤站到木炭火盆边一边烤火一边喝姜汤。然后跑到寝室取出干衣服到洗澡堂洗热水澡。由于学校教师、员工对学生们如此周到细致入微的关爱，我们这次下乡的几百位淋成落汤鸡的男女学生几乎没有一个因此而生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