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 : 追求自由者,不是自由人----百年自由事业失败溯因

一灯自信光千古
五福终将遍九州


 

百年来自由民主百求不成,从失败走向失败,根本原因在于,追求自由者,不是自由人。所谓的自由派,往往有名无实,名不副实。名为自由派,实为民粹主义、神本主义、三民主义乃至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者,而且普遍反传统非儒家。这些人追求自由民主,无异于南辕北辙。

《中庸》说,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系辞说:“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东海曰,苟非君子人,不成王道;苟非自由人,不成自由。自由人,特指正宗正派的自由主义者,能够坚持人本主义五常道、即自由人权平等民主法治者。

仁本主义者,仁者也,君子也;人本主义者,正人正常人也。非君子不足以追求和建设王道政治,非正人不足以追求和建设自由政治。百年来自由追求越追越远,根本原因就是缺乏人本主义思想和人物。

不能不承认人类的德智差别。善恶智愚之别,圣贤盗贼、君子小人、豪杰奸佞之别,是客观存在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苟非其人,最正义的事业,也会被搞成一地鸡毛,甚至一团漆黑。正义事业的坚持、追求和建设都有赖于正人君子,而不能依靠那些一有权就变坏的人,更不能靠那些满怀邪知邪见的邪恶分子。

五四反孔反儒的一大恶果是,导致大多数国人分不清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正邪之别,认不清蚂主义的极权本质,追求民主,却误入民粹主义歧途;向往自由,却拥护、赞美、投奔极权主义,为之奉献牺牲,这是延续百年的巨大悲剧。反孔反儒必然导致眼瞎心盲而乾坤颠倒,是非正邪善恶义利华夷人禽一切颠倒。

这是十几年前的一条东海律:辱孔是最严重的辱华,反儒是最彻底的反华。依据此律,反儒派就是百年来境内反华势力。境外有没有反华势力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境内反华势力百年猖獗,至今尚未消停。

敌视自由和正义,是古今中西所有极权主义的共性。中国极权主义还有一个特色:敌视儒家。以暴秦为代表的君本极权,以长毛为代表的神本极权,以红毛为代表的党本极权,无不热衷于以焚书坑儒的方式,表达对儒家的敌意、仇恨和恐惧。

毛氏和洪氏大异大同。洪氏是神本主义极权,毛氏是物本主义极权。洪氏意识形态是神本主义加民族主义及民粹主义,制度形态是教主制;毛氏意识形态是物本主义加社会主义及民粹主义,制度形态是党主制。洪氏的民粹主义重在平等主义,毛氏的民粹主义集民主主义平等主义斗争主义国际主义之大成。

但毛氏和洪氏有两个不约而同的共性:一、同为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结合;二、极端反孔反儒。毛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儒家文化称为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反动文化,视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敌人。它说:

“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个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966年版)

反孔反儒,无论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都与自由背道而驰,成为自由的障碍,都是为极权主义作嫁或作伥。

对于国人来说,反儒就是文化弑父;对于蛮夷来说,反儒就是道德逆天。没文化可以通过学习而拥有,无父母可以随顺天性而成长,虽然可悲,但不可耻。反文化弑父母则可耻可恶之极,自绝于天道和天下。再怎么努力和正派,无改根本之邪矣,难赎滔天大恶矣。蛮夷而尊儒,有望文明化,上升为华夏;蛮夷而反儒,更加野蛮化,只能堕落为邪魔,天诛地灭。

古来有五不祥:一杀降不祥,二蔽贤不祥,三信邪不祥,四乱伦不祥,五反儒不祥。反儒又是不祥之最,最大的不祥,往往集其它不祥之大成。古来反儒之大物、势力和社会,都特别反常和悲剧。其中正派人物而反儒,又特别可悲,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种人属于重度自暴自弃患者,不可与有言也,不足与有为也。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启蒙派所反对的儒家和孔子,却为西方启蒙派所敬仰。文艺复兴以来启蒙哲学家们心醉神驰的美好东方,建立在三个基本观念之上:一是民本论,二是性善论,三是道德理想通过政治实践达成社会公正与幸福。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形象的核心意义,也是他们心目中新型政治伦理社会理想的最高尺度。

有人认为,西方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歧出。这个论断或许有所高估,但可以说,儒家文化和中华文明对现代文明产生过深度滋润和重要启发。这一历史事实,对反儒派和反自由派都具有严厉响亮的掌嘴作用。

2021-12-28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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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 : 追求自由者,不是自由人----百年自由事业失败溯因

一灯自信光千古
五福终将遍九州


 

百年来自由民主百求不成,从失败走向失败,根本原因在于,追求自由者,不是自由人。所谓的自由派,往往有名无实,名不副实。名为自由派,实为民粹主义、神本主义、三民主义乃至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者,而且普遍反传统非儒家。这些人追求自由民主,无异于南辕北辙。

《中庸》说,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系辞说:“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东海曰,苟非君子人,不成王道;苟非自由人,不成自由。自由人,特指正宗正派的自由主义者,能够坚持人本主义五常道、即自由人权平等民主法治者。

仁本主义者,仁者也,君子也;人本主义者,正人正常人也。非君子不足以追求和建设王道政治,非正人不足以追求和建设自由政治。百年来自由追求越追越远,根本原因就是缺乏人本主义思想和人物。

不能不承认人类的德智差别。善恶智愚之别,圣贤盗贼、君子小人、豪杰奸佞之别,是客观存在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苟非其人,最正义的事业,也会被搞成一地鸡毛,甚至一团漆黑。正义事业的坚持、追求和建设都有赖于正人君子,而不能依靠那些一有权就变坏的人,更不能靠那些满怀邪知邪见的邪恶分子。

五四反孔反儒的一大恶果是,导致大多数国人分不清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正邪之别,认不清蚂主义的极权本质,追求民主,却误入民粹主义歧途;向往自由,却拥护、赞美、投奔极权主义,为之奉献牺牲,这是延续百年的巨大悲剧。反孔反儒必然导致眼瞎心盲而乾坤颠倒,是非正邪善恶义利华夷人禽一切颠倒。

这是十几年前的一条东海律:辱孔是最严重的辱华,反儒是最彻底的反华。依据此律,反儒派就是百年来境内反华势力。境外有没有反华势力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境内反华势力百年猖獗,至今尚未消停。

敌视自由和正义,是古今中西所有极权主义的共性。中国极权主义还有一个特色:敌视儒家。以暴秦为代表的君本极权,以长毛为代表的神本极权,以红毛为代表的党本极权,无不热衷于以焚书坑儒的方式,表达对儒家的敌意、仇恨和恐惧。

毛氏和洪氏大异大同。洪氏是神本主义极权,毛氏是物本主义极权。洪氏意识形态是神本主义加民族主义及民粹主义,制度形态是教主制;毛氏意识形态是物本主义加社会主义及民粹主义,制度形态是党主制。洪氏的民粹主义重在平等主义,毛氏的民粹主义集民主主义平等主义斗争主义国际主义之大成。

但毛氏和洪氏有两个不约而同的共性:一、同为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结合;二、极端反孔反儒。毛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儒家文化称为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反动文化,视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敌人。它说:

“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个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966年版)

反孔反儒,无论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都与自由背道而驰,成为自由的障碍,都是为极权主义作嫁或作伥。

对于国人来说,反儒就是文化弑父;对于蛮夷来说,反儒就是道德逆天。没文化可以通过学习而拥有,无父母可以随顺天性而成长,虽然可悲,但不可耻。反文化弑父母则可耻可恶之极,自绝于天道和天下。再怎么努力和正派,无改根本之邪矣,难赎滔天大恶矣。蛮夷而尊儒,有望文明化,上升为华夏;蛮夷而反儒,更加野蛮化,只能堕落为邪魔,天诛地灭。

古来有五不祥:一杀降不祥,二蔽贤不祥,三信邪不祥,四乱伦不祥,五反儒不祥。反儒又是不祥之最,最大的不祥,往往集其它不祥之大成。古来反儒之大物、势力和社会,都特别反常和悲剧。其中正派人物而反儒,又特别可悲,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种人属于重度自暴自弃患者,不可与有言也,不足与有为也。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启蒙派所反对的儒家和孔子,却为西方启蒙派所敬仰。文艺复兴以来启蒙哲学家们心醉神驰的美好东方,建立在三个基本观念之上:一是民本论,二是性善论,三是道德理想通过政治实践达成社会公正与幸福。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形象的核心意义,也是他们心目中新型政治伦理社会理想的最高尺度。

有人认为,西方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歧出。这个论断或许有所高估,但可以说,儒家文化和中华文明对现代文明产生过深度滋润和重要启发。这一历史事实,对反儒派和反自由派都具有严厉响亮的掌嘴作用。

2021-12-28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