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灯自信光千古五福终将遍九州
百年来自由民主百求不成，从失败走向失败，根本原因在于，追求自由者，不是自由人。所谓的自由派，往往有名无实，名不副实。名为自由派，实为民粹主义、神本主义、三民主义乃至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者，而且普遍反传统非儒家。这些人追求自由民主，无异于南辕北辙。
《中庸》说，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系辞说：“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东海曰，苟非君子人，不成王道；苟非自由人，不成自由。自由人，特指正宗正派的自由主义者，能够坚持人本主义五常道、即自由人权平等民主法治者。
仁本主义者，仁者也，君子也；人本主义者，正人正常人也。非君子不足以追求和建设王道政治，非正人不足以追求和建设自由政治。百年来自由追求越追越远，根本原因就是缺乏人本主义思想和人物。
不能不承认人类的德智差别。善恶智愚之别，圣贤盗贼、君子小人、豪杰奸佞之别，是客观存在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苟非其人，最正义的事业，也会被搞成一地鸡毛，甚至一团漆黑。正义事业的坚持、追求和建设都有赖于正人君子，而不能依靠那些一有权就变坏的人，更不能靠那些满怀邪知邪见的邪恶分子。
五四反孔反儒的一大恶果是，导致大多数国人分不清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正邪之别，认不清蚂主义的极权本质，追求民主，却误入民粹主义歧途；向往自由，却拥护、赞美、投奔极权主义，为之奉献牺牲，这是延续百年的巨大悲剧。反孔反儒必然导致眼瞎心盲而乾坤颠倒，是非正邪善恶义利华夷人禽一切颠倒。
这是十几年前的一条东海律：辱孔是最严重的辱华，反儒是最彻底的反华。依据此律，反儒派就是百年来境内反华势力。境外有没有反华势力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境内反华势力百年猖獗，至今尚未消停。
敌视自由和正义，是古今中西所有极权主义的共性。中国极权主义还有一个特色：敌视儒家。以暴秦为代表的君本极权，以长毛为代表的神本极权，以红毛为代表的党本极权，无不热衷于以焚书坑儒的方式，表达对儒家的敌意、仇恨和恐惧。
毛氏和洪氏大异大同。洪氏是神本主义极权，毛氏是物本主义极权。洪氏意识形态是神本主义加民族主义及民粹主义，制度形态是教主制；毛氏意识形态是物本主义加社会主义及民粹主义，制度形态是党主制。洪氏的民粹主义重在平等主义，毛氏的民粹主义集民主主义平等主义斗争主义国际主义之大成。
但毛氏和洪氏有两个不约而同的共性：一、同为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结合；二、极端反孔反儒。毛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儒家文化称为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反动文化，视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敌人。它说：
“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个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966年版）
反孔反儒，无论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都与自由背道而驰，成为自由的障碍，都是为极权主义作嫁或作伥。
对于国人来说，反儒就是文化弑父；对于蛮夷来说，反儒就是道德逆天。没文化可以通过学习而拥有，无父母可以随顺天性而成长，虽然可悲，但不可耻。反文化弑父母则可耻可恶之极，自绝于天道和天下。再怎么努力和正派，无改根本之邪矣，难赎滔天大恶矣。蛮夷而尊儒，有望文明化，上升为华夏；蛮夷而反儒，更加野蛮化，只能堕落为邪魔，天诛地灭。
古来有五不祥：一杀降不祥，二蔽贤不祥，三信邪不祥，四乱伦不祥，五反儒不祥。反儒又是不祥之最，最大的不祥，往往集其它不祥之大成。古来反儒之大物、势力和社会，都特别反常和悲剧。其中正派人物而反儒，又特别可悲，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种人属于重度自暴自弃患者，不可与有言也，不足与有为也。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启蒙派所反对的儒家和孔子，却为西方启蒙派所敬仰。文艺复兴以来启蒙哲学家们心醉神驰的美好东方，建立在三个基本观念之上：一是民本论，二是性善论，三是道德理想通过政治实践达成社会公正与幸福。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形象的核心意义，也是他们心目中新型政治伦理社会理想的最高尺度。
有人认为，西方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歧出。这个论断或许有所高估，但可以说，儒家文化和中华文明对现代文明产生过深度滋润和重要启发。这一历史事实，对反儒派和反自由派都具有严厉响亮的掌嘴作用。
2021-12-28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