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说明：这篇回忆录摘选的内容(包括此后将陆续发表的回忆录摘选)，某些地方可能与以前发表过的回忆录摘选的内容有所重复，但为了保持此回忆录的连贯性，就未将这些有所重复之处加以删除，特此说明。
2022年元月8日一真溅雪

这次我被录取的湖南大学，原系1926年全国创建的第一批国立大学之一(同期创建的还有：国立中山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山东大学……等)，原为按英美办学模式建立的综合大学，设有文、理、工的各个科系。

“解放”后中共当局奉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除政治经济完全模仿苏联，实行无产阶专政和公有制计划经济外；在教育上也照搬苏联那一套，以培养各种中共当局所需要的专门工具和螺丝钉为教育的目的办学模式。

中共当局于1952年暑期在全国废除英美式的综合大学办学模式，各大学纷纷改成一个一个的专门学院。即把几所综合大学相同的科系合并到一起成一个个的、专门的工科学院、医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等等专门学院。

湖南大学的土木建筑系师资设备较强，在合并了其他大学的土建、道(路)建、铁(道)建等科系后，改名成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下设工业与民用建筑系、公路建筑系、铁道建筑系、铁道运输系、桥梁与隧道系。
而湖南大学原有的其他工科系分别合并到新成立的华南工学院和华中工学院去了。湖南大学的文科和理科的科系则分到合并到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去了。国内剩下的为数不多的综合大学就变成了只有文理科的大学(像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即是)。

这个过程被中共当局称之为“院系调整”。此次“院系调整”使湖南大学元气大伤，许多文理工科系的师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都被调整到其他院校去了，而从其他院校调整来的却很少。

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因双方都要争当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老大而发生裂痕，中共当局已开始意识到完全照搬苏联那一套搞法的不妥，所以在1958年初，在高等院校的设置方面又进行了一些调整，中南土建学院又恢复成综合大学，并恢复原来的名称“湖南大学”，恢复后的“湖南大学”，除原来“中南土建学院”的科系外，新增加了物理系、化学系、化工系、数学系、生物系、中文系、地质地理系、机械系、电机系。其中机械系、电机系已于1958年开始招生，其余新增科系干1959年开始招生。

到1960年毛泽东和中共当局因实施“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多、快、好、省建没社会主义总路线”这“三面红”而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和大量饿死人时，中共当局又对教育部门进行了调整，一批“大跃进”时在没有任何师资设备的情况之下盲目新成立的一批高等院校被迫“下马”或并入其他院校。“湖南大学”的化学系与化工系合并为“化学化工系”；生物系、中文系合并到湖南师范学院的生物系、中文系；地质地理系合并到湖南地质学院(后又降格为湖南地质学校)；铁道建筑系、铁道运输系和桥梁隧道系则搬到长沙河东南门外新成立的“长沙铁道学院”。重新恢复的“湖南大学”的学制是工科本科四年；理科本科五年。

接到“湖南大学”化学系的录取通知书，虽然心里感到很失望，但因是我所喜欢的理科又是本科，也就只好接受现实，在9月1号开学那天，背上行李、拿着录取通知书，从五一路轮渡码头乘轮渡过湘江，到潆湾镇乘四分钱公交车到位于嶽麓山下的“湖南大学”报到。

我们化学系的宿舍分在学生七舍。这是一座“解放”前老湖南大学时代修建的三层楼的学生宿舍，除化学系之外，中文系、生物系、数学系和物理系的男生都住在这里，我们化学系住在一楼的西端，生物系住在一楼的东端。我被分到化学系59-1班，住在104室，每间寝室住八位学生，寝室里有四张上下床、八張书卓、八张方凳。

我在“湖南大学”就读的五年，校长一直是朱凡，江苏涟水人，七级干部，“解放”初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一副典型的高级知识份子模样。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作为怀抱救国救民理想的热血青年在上海唸大学时，就参加了中共的地下党。从事地下工作时，曾被国民政府特工部门逮捕入獄。后因其父与国民政府军界要员顾祝同家系世交，。朱父曾当过顾祝同的老师，朱家与顾家均系江苏涟水的名门望族，经其父向顾祝同求情，朱凡被保释出獄，“文革”期间，朱凡因此事遭红卫兵和造反派批斗，迫其承认是叛徒、出獄时写了悔过书。其实朱凡被捕、出獄的过程早已向组织上交待清楚，并取得组织上的认可。
朱凡学识渊博、擅长演讲、为人正派，这在中共党内当属另类。这大概是他从刚“解放”时的省委宣传部长职位起，以后一直未获提升，且于1958年调任“湖南大学”校长这一闲职，最后终老在这一职位上的原因。
每当由朱校长做报告，不论多么枯燥乏味的题目一经从他的嘴里讲出来，便变得津津有味、引人入胜。所以朱校长做报告时，礼堂里鸦雀无声，师生们都聚精汇神地专心听报告，没有一个人交头接耳、没有一个人看书、没有一位女士织毛线衣。

我们刚进“湖大”时，学校的党委书记书记叫徐千里，做报告虽没有朱校长那样才华横溢、文彩飞揚，但也简明扼要、主题突出，没有一局废话，标谁的北京话，讲起来字正腔圆，听起来是另外一番風味。徐书记来“湖大”之前曾任湖南省粮食厅长，1960年后调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由戴彦继任“湖大”党委书记。此人才学平平，做报告啰啰唆唆，吐词含混不清，而且每到前言不接后语的时候，嘴里便会不由自主地一连吐出许多个“这个，这个，这个……”来，所以他做报告几乎没有什么人会去专心听，师生们交谈的交谈、看书的看书、打毛衣的打毛衣、借方便为名跑出礼堂散步的散步。

继戴彦后来“湖大”当党委书记的是唐麟，此人解放前与周惠(1959年前一直担任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后因受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事件牵连，于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撤职)等一起在湖南领导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来“湖大”前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此人做报告虽比不上朱凡和徐千里，但比起戴彦来就要强多了。后来魏东明也到了湖大当过党委副书记和书记，此人解放前也是搞12.9学生运动出身的中共地下党员，投奔延安后曾给周恩来当过一个时期的秘书，听说此人思想一贯右倾，因此一直没有得到提拔重用，几经辗转才调到湖大当党委书记。他的夫人梁再也是搞学运出身，与他一起投奔延安，也调到湖南师范学院任党委宣传部长，魏东明做报告水平与唐麟不相上下，而他的夫人梁再大概是搞学生运动时训练有素，极善演讲，做起报告来极富宣传鼓动性，讲得头头是道，她曾被请到湖大来向我们做人生与理想的报告。与朱凡和徐千里相比朱凡的报告更富于理性和知识性，徐千里的报告除了理性之外.就是简明扼要从不拖泥带水，而梁再的报告却极富蛊惑、煽情的魅力，有这种人帮中共当局进行宣传鼓动，难怪那么多青年学生和知识份子在他们的蛊惑、煽动之下都投奔了延安。

“湖南大学”成立后,重新设置的各科系的骨干师资就是原来成立“中南土建学院”成立时留下来教基础课的教师(大学的基础课系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课程)。我们化学系后来与化工系合并后仅有一位教工业化学的教授钟铃、一位教无机化学的副教授方龙翔。此外还有两位讲师，一位讲师是系主任张志华，另一位讲师是分析化学教研组的组长林延平。还有两位比较有名的助教是留苏回国从事分析化学研究和教学的，一位是姚守拙，一位是俞汝勤(此人后来曾一度担任过湖南大学的校长)。其余都是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字、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分配到湖大的1958、1959届应届毕业生担任助教，这些老师虽都刚毕业不久，教学经验尚不足之外，其中不乏有才华有学识者，因为他们考大学的1953年、1954年大学升学考试时尚未实行阶级路线，基本上还是按成绩录取的，他们那时能考进这些名校大都凭的是真才实学。所以当时湖大化学化工系师资虽以青年教师为主，但他们的业务素质和人品大都还是不错的。

湖大的物理系、数学系因与“中南土建学院”的科系关系较紧密，所以1952年院系调整时留下来的师资力量较强，各有好几位教授，此外副教授、讲师也不少。而化学系与“中南土建学院”的科系关联较少，所以仅留下少量教师从事基础课化学课程的教学，因而只留下了一位副教授、两位讲师和几位助教，后来才从华南工学院调来一位教授(钟铃)。

湖南大学是属一机部和高教部共同管理的院校，招生范围理工科主要招生范围在中南五省(两湖、两广和河南)，而原来中南土建学院的科系则在全国范围内招生。

我进入湖大化学系后又有湖南医学院1958年代招的两个化学师资培训班并入湖大化学系，成了湖大化学系的58级，这个班的丁湘俊又成了我大学同系不同年级的同学，丁同学还是我在楚怡小学和长郡中学初中的同班同学、高中是在长郡中学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我和丁同学可以说是从小学一直同到大学，也算是比较罕见的同学关系。

由于以前一直是周小舟(他在延安时期曾一度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周惠等中共党内少见的人性、良知尚未完全泯灭的官员主政湖南，所以湖南的城市和农村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状况比全国其他省要好，但到59年也已渐趋紧张，不仅粮油、棉布等都要按人定量供应，大中院校的师生也要按每月定量供应粮食，那时湖南高校和中学生的定量为每月每人30斤大米(1960年降为27斤，又曾一度降至24斤)，不过当时到饭店吃饭、购买餻点、饅头包子等还是不要粮票。

1959年9月我们进湖大时，湖南省的其他高等院校和中学生都已开始按每天一斤大米的标准定量向学生供应粮食。不过湖大学生食堂仍然不定量，每餐敞开向学生供应米饭，只是米饭没有煮得以前那么硬了。这使得距我们湖大学生七、八舍共同的食堂不远的湖南师范学院的许多因按定量吃不飽饭的学生，每到我们食堂开饭的时间便拿着飯碗到我们的食堂打飯吃(那时我们吃饭只有在打菜时要向负责打菜的厨师交一张餐票，至于米飯，则任由学生到放在食堂大餐厅里的许多盛满米饭的大木桶里自己去舀，你想吃多少就舀多少。这就给湖南师院那些吃不飽的学生提供了可趁之机)。至于湖大为何学生大米饭可以尽飽吃，没有受定量的限制，后来听知情人透露，是因为当时湖大党委书记徐千里来湖大当党委书记之前，曾担任过湖南省粮食厅长，而后来继任粮食厅长的人又是湖大校长朱凡在部队时的老部下(解放战爭期间朱凡曾在部队担任过师政委)。他们二人以保障学生健康的名义找到省粮食厅的继任厅长和以前的老部下，以打米厂生产大米时筛下的碎米的名义向湖大师生供应大米。因按当时粮食部门的规定一斤大米指标可购买一斤半碎米。这样湖大师生每月三十斤大米的定量就变成了四十五斤“碎米”，师生们当然吃飯无需定量，不仅可以敞开肚皮吃飯，而且对湖南师大来我们食堂蹭饭吃的学生也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并不严加禁止。实际上这些所谓的“碎米”大都是正规的合格大米，只不过是借“碎米”的名义向湖大师生多供应一些大米让他们都能吃飽饭而己。
然而好景不常，到这年7月，中共庐山会议后，周小舟被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而被撤销其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周惠也被牵连而于次年被撤职。

这年8月原武汉市委书记张平化调任湖南省委书记，张因一贯唯毛泽东之马首是瞻，“大跃进”时又紧跟毛瘋狂的“伟大战略佈署”而得到毛的赏识。张到湖南后一反周小舟稳健务实的工作作风，为讨好毛，他上任后在湖南大力开展“反瞞产”运动，在农村向己处于飢餓状态下的农民搜刮“余粮”和农副产品，以供毛和中共当局提前偿还所欠前苏联的债务、无偿支援亚非拉的共产革命运动，和出口换汇以进口发展军工企业、导弹、核武器所需之物资。致使湖南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状况急转直下，也和其他省一样陷入极度的匮乏状态。

这年的10月16日起湖南全省开使对飯店吃飯、购买餻点和所有的粮食制品收取粮票。接着除原有的粮票、油票、布票之外香烟、火柴(当时主要的点火工具)、肥皂、煤油(当时乡村、小城镇最主要的照明燃料)、煤炭(当时城镇居民最主要的燃料)、肉、豆制品、蔬菜……等人们生活、生存所必需的一切基本物资几乎都要按计划凭票购买，张平化因此被湖南人戏称为“张凭票”。

至于自行车、手錶、缝纫机、收音机之类的“奢侈品”更是一票难求，只有大的机关单位和工厂才有少量这类票证供应，普通居民是没有供应的，而广大农村中，作为“工农联盟”中人数最多的领导阶级之一的农民，除了有一点少得可怜的火柴、煤油票之外，是没有任何票证发给他们的。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所吹嘘的，“解放”前在“三座大山”[註：1]的欺压之下，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仅指贫下中农)，“解放”后已成为中国社会两大领导阶级之一的农民，实际上不过徒具“领导阶级”的虚名而已，他们“解放”后所享有的权益，不仅连“解放”前都不如，而且连当时城镇的普通居民都不如。

然而，一向标榜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中共官僚阶层，在全国物资供应极端困难，农村已开始大量餓死人的情况之下，不仅没有与民众同甘共苦(更不用说吃苦在前了)，反而在这个期间制定了等级森严的特供制度。中共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各级官员，按照级别的大小依次享受各种特别供应的紧缺物资：肉、鱼、禽、蛋、奶、进口高级面粉、白糖、糖菓、高级点心、香烟、黄豆及豆制品和蔬菜……等市面上根本连看都看不到的稀缺物资(这些物资都是按成本价，甚至是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官员们供应的)，官员们享受特供的品种和数量依官员级别的大小而都有严格规定。这些情况从不向民众公佈，所以民众大都不知道，还听信中共当局的欺骗宣传，还以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大小官员们都和他们一样在“过苦日子”(这是中共当局对大量餓死人的59、60、61年这三年的称谓，又被称之为“三年困难时期”)。

尽管张平化调到湖南任省委第一书记之后，湖南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状况迅速恶化，但湖大学生的饭不定量尽管吃，还是一直延续到59年底，只是饭越来越稀。直到60年初，湖大的师生才开始严格按定量吃钵子飯，从一开始的每人每月三十斤大米(每天一斤:早餐每钵三两、中餐每钵四两、晚餐每钵三两)，减到每月二十七斤(每餐三两)，后来减到每月二十四斤大米(早餐二两、中晚餐各三两)。

由于都是青年学生身体热量消耗大，每餐这么一点粮食实在吃不飽(主要是除了冬天的萝卜、白菜和夏天的冬瓜、南瓜之外，就很少有其他蔬菜，肉类开始每人每月还有半斤，后来每人每月就只有二、三两，油也很少每人每月也只有二、三两，豆类和豆制品也难见踪影，雞鸭鱼蛋更是完全没有供应)，食堂工友只好往蒸饭的瓦钵里多加水，以使同学们在吃饭的时候能找到一点吃饱的感觉，但这种“飽”的感觉虽然美妙，却是那么短暂，撒了两泡尿之后便荡然无存了，接着而来的却是长时间的难以忍受的饥饿感，和对下一餐饭不可遏制的企盼。这种长时间的、不堪承受的饥餓常使人眼睛发花、头脑发晕、手足发抖和混身冒虚汗以及肚子内的心肝五藏好像全被掏空了一样，那种空空的感觉(实际上这都是因飢饿导致的低血糖的症状)。

许多以前身强体壮又爱好运动因而新陈代谢功能比较旺盛的师生都得了浮肿病(又叫水肿病)，反倒是平日里那些比较文静不好运动体质看起来比较瘦弱的师生，因新陈代谢比较缓慢，消耗的热量较少，因而较少得浮肿病。所以学校里女性师生得浮肿病的较少。我因一直比较喜爱运动，进入湖大后每天早上起床后和下午第四节课(这是下午最后一节课，通常都是自由活动时间)都要去长跑、游泳、爬山、打篮球、打乒乓球、举重……等，所以体能消耗比较大，当时因缺乏这方面的常识，在那种营养不良的状态之下，没有对每天的运动量加以节制，以致身体的营养入不敷出，我在60年冬季也得了浮肿病，经学校卫生科医生诊断认为是得了浮肿病，于是给我开了一张患浮肿病的证明，凭这个证明到学生食堂，除平时的一日三餐之外，每天还可享受一顿“营养餐”就是一瓢加了米糠和麦麸的稀饭(大约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飯碗一满碗的样子)外加一个二两大小的饅头，凭这张浮肿病证明可享受一个月的“营养餐”。医生嘱咐我要少活动多睡觉，少吃盐。为了保命，我只好把每天的体育活动停了下来。

父母亲知道我得了浮肿病，把家里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就是父亲的一件由银狐皮袍改成的银狐皮大衣(因“解放”后不作兴穿长袍，所以母亲找裁缝把它改成一件银狐皮大衣给父亲穿)到寄卖行去卖了600块钱，到黑市上花高价买了一只母雞，把这只雞红烧后，叫弟弟用玻璃瓶子装了满满一瓶送到学校给我吃。

以前在家里也不知道吃过多少次红烧雞，但从来没有一次感觉到有这一次的红烧雞这么好吃。我把雞肉含在嘴里，慢慢地咀嚼、慢慢地品味，不想把它吞下去，生怕这一吞下肚后再也体会不到这鲜美的味道了。
弟弟一直坐在旁边，看着我把那一小瓶红烧雞慢慢地吃完才回去。因为父母亲交待他，一定要当面看着老四把那一小瓶红烧雞吃完。父母亲知道我每次从家里带了吃的东西到学校，都会和同学们分享，所以这一次父母亲对弟弟说：“这一小瓶红烧雞是专门给给老四治浮肿病的，一定要他当着你的面把它吃完，平时有什么东西他与同学分享也就由他祘了，但这次不行，这种浮肿病弄不好是会死人的”。

经过一个月的“营养餐”又加上那一小瓶红烧雞，我的浮肿病居然好了。此后，我开始尽量减少体能的消耗，少吃盐，直到62年物资供应情况开始好转，都再也没有得过浮肿病了。

当时学校师生因饥饿和营养不良对疾病的抵抗能力下降，除了许多师生得浮肿病之外，得乙型肝炎、肺结核、胃病的也不少，许多师生因此而休病假、休学回家养病。

进入湖大后，由于年龄的增长我意识到知识对人生的重要意义，我再也不能按以前那样以应付考试的方式来读书。“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57年的“反右”运动和58年的“大跃进”运动已促使我从过去对毛泽东和中共当局的盲目崇拜、盲目迷信之中逐渐觉醒过来，面对“大跃进”运动给中国大陆民众，特别是农民所带来的深重苦难，我的常识和良知使我意识到，这一切决不是某个地区、某个人所造成的，而是这个体制本身所造成的恶果，否则后果不会如此严重，涉及的面不会如此之广泛，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如此之长久。

当时作为一个热血青年的我，一种救国救民的使命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感到自己责无旁贷要为中国大陆寻找一条我国现在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之外的、使中国大陆走向繁荣昌盛和民主自由的道路。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在中国大陆十来年的实践是彻底失败了的，它不仅未能使中国大陆在经济上走向繁荣富强，反而使中国大陆在经济上面临全面崩溃的状态，民众陷入极度的贫困和大量饿死人的状态；政治上不仅没有实现民众企盼的民主、自由，反而陷入一党、一人独裁专制的泥坑而不能自拔。我知道要担当这一历史使命，必须要拥有丰富的知识以开阔自己的视野。于是我开始刻苦地学习，那时同学们由于贫困和饥饿许多人已失去了努力学习的兴趣，而沉缅于对过去丰衣足食时，吃饱飯、吃美食的回忆和言谈之中。

由于煤炭供应的不足而导致供电的困难，湖大在用电的高峰期(晚上七点至十二点)也时常停电，因而导致有时晚自习也无法进行。每当此时，绝大部份同学便会放下书本和作业，三五成群地到宿舍外面的马路上、操场上或是岳麓山下去游荡、闲聊。而我一到停电，马上上床睡觉，到半夜后，用电低峰时，一开始来电，我便会立即从床上爬起来，拿起书本、作业本和我自备的灯泡，一个人跑到宿舍答疑室去进行学习、撰写实验报告和做作业。直到精神不支，才取下灯泡回床上睡觉，早上六点又和同学们一起起床。之所以到答疑室去学习，是因为宿舍每晚9点40分下晚自习，10点统一熄灯，而答疑室与宿舍走道上的路灯是一条线路，一通晚都是不熄灯的。

我那时给自己订了一份严格的作习制度，每天早上6点与同学们一起起床，先到马路上或操场上进行晨跑，约20分钟，回宿舍盥洗室洗漱之后，便开始早自习(通常是读外语或预习上午的课程)，至7点30去食堂早餐，然后于上午8点前趕到教室上课。

这时我上课也十分认真，边听讲、边记笔记、边思考。往往一堂课下来，这堂课的内容我就基本上都弄懂了，如果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疑问，便会趁下课老师还没有离开时，当面向老师请教，或提出自己的疑问，通常都能得到老师满意的回答，如果我提出的问题比较复杂，一时难以说清楚，老师便会与我约定晚自习时，再到答疑室向我详细解答，而老师们也十分乐意回答我向他们提出的问题。

因理科的课程比较多，所以通常上午四节课都排得满满的，下午有时也排有四节课，但大多数时间都是排两节课，此外星期三下午有两节课和星期六有一整个下午是那种向同学们进行洗脑和灌输共产极权教条的政治学习。上午第四节课后立即到食堂吃午飯，12点半至两点.是午睡时间，同学们都在寢室午睡。而我那時求知的欲望十分强烈，精力也很旺盛，中午无需午睡，就一个人在寝室里自己的书桌上看书或做作业，下午不上课的时间和晚自习的时间我通常都是在阅览室度过的。我除了在那里复习、预习功课、做作业、撰写实验报告(化学系的实验课比其他系都要多)之外，就是尽可能多地阅读那里陈列的许多不公开对外发行或发行量很少的报刊、杂志和书籍。每天下午的第四节课，那是我雷打不动的体育锻炼时间：游泳、打篮球、打乒乓球、爬山是我的最爱，有时也举重、做体操、跑步、偶尔也打打排球和羽毛球(只有在我得浮腫病及刚病癒的那段时间不得不尊医嘱停止了一段时间的体育活动。后来家里得到大哥寄来的食品支援后，又逐渐恢复了每天的体育锻炼)。体育锻炼之后，便去晚餐(冬天下午5点半；夏天下午6点开始晚餐)晚餐后立即拿着书本、作业本赶到阅览室占位子(因全校有六、七千学生只有一间大阅览室，去晚了就没有座位了)进行晚自习，或阅读报刊、杂志、书籍。下晚自习后回到宿舍，趁熄灯之前进行洗漱，然后同寢室的同学们纷纷上床就寝，此时我就拿出自备的灯泡、书和作业一个人跑到答疑室去看书、做作业直到半夜12点才回到寢室睡觉。由于生活有规律，每天又有充足的体育运动，我一上床不到十分钟便酣然入睡，直到早上6点起床铃响起，整个晚上连梦都不做一个，一直睡到起床，与同学们相比我每天虽只睡六个小时的觉，但我睡眠的质量好、效率高，许多同学虽然看起来每天睡的时间比我要多两三个小时，但他们由于生活没有规律又不喜运动，在那个生活困难时期，都感到前途渺茫，又没有远大的理想抱负作为他们精神上的支撑，许多同学都得了神经官能症而失眠、记忆力下降、精神难以集中，上床后久久不能入睡，勉强入睡后，不是做梦就是讲梦话，实际上他们每天睡八、九个小时还抵不上我睡六个小时。

同学们看见我在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之下，还如此不知疲倦地进行学习、运动和做其他事，都觉得不可思议，有好事者便给我起了一个绰号，称我为：“陈干劲”，意思是学习、搞体育活动和做任何事情都干劲十足不知疲倦。此后同学们当面和背后都叫我“陈干劲”，反而很少有人叫我的本名了，我见同学们这样叫我，并没有恶意，也就只好默认了。

因为那时我做任何事情都竭尽自己的全力，总希望自己比别人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我这样的努力当然也得到了回报，那就是在湖大化学系的五年之中我所有的功课的每一次考试的成绩几乎都在95分以上，每个学期结束我的总成绩都名列全年级第一名。

只是有一次分析化学考试我居然只得了90分，成绩公佈后，我觉得十分奇怪，因为试卷上的题目对我未说并不难，我觉得都做对了，怎么被扣掉十分呢？我找到分析化学课代表，要求查看试卷，以便我知道究竟错在哪里？我一看试卷，我被冯老师打X的那道题，我的答案与标准答案完全一样，而且我解题的方法比冯老师的方法更简便，可冯老师硬是坚持说我解题的方法不对，这道题应判为错。我知道这位不学无术的冯老师不会认错，于是我找到分析化学教研室的主任林延平讲师，把我解题的方法告诉他，他看后说，你这个解题的方法很简便答案也正确，不应判作错，只是冯老师坚持要判你错，我也不便出面予以纠正，让冯老师下不了台(冯老师是厦门大学毕业，仗着自己是贫下中农出身，又是系里有名的积极份子，化学系的老师们都不敢得罪他)，反正你的成绩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你就不要再与他计较这十分了。听林老师这么说，我也只好不与他计较了，也祘打一次90分开开洋荤吧。

原来冯老师执意要扣我十分，纯粹是为了报复，因为这次分析化学考试是重考，第一次考式时因冯老师出错了一道题。而且这道题在10道题中排在第三比较靠前，我做到这道题时感到没有办法做，我连忙丢下这道题把后面的题目做完后，再来看这道题，终于发现这道题出错了没有办法做，于是我马上举手告诉冯老师，这道题出错了无法做，冯老师坚持说没有错，我就把这道题错在什么地方，要怎样出才是对的向冯老师指出，冯老师听后满臉通红才知道自己出错了题，连忙对同学们说第三道题有点问题，大家可以不做这道题，可是此时已离考试结束的时间不远了，引起同学们一片哗然。考后同学们要求重考，因为那道错题排在第三，耽误了许多同学的不少时间，使得许多同学后面的题目没有时间做完，这次考式未能反咉出同学们的真实成绩，后经系里面决定，这次分析化学考试要重考。

重考的那天试卷一发下来，我鉴于上一次的经验，我在做题前先把试卷上的题都先看了一遍，结果发现又有一道题出错了，这是一道利用溶度积计祘一个化学反应产生多少沉淀的题目，这是一道从《分析化学习题集》上抄来的题目，只是冯老师可能是为避免抄袭之嫌，把题目中的一个化学元素换为了另一个化学元素，而这个化学元素在这个化学反应中生成的化合物是一种溶解度很大的化合物，根本就没有沉淀物产生，怎么计算沉淀的数量？我立即举手跟冯老师说：“冯老师，请到教室外面我有话和您讲”。我怕在考场里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指出他又出错了题目，让他下不了台，有失他的面子。我在考场外面对冯老师说：“这个题目出错了，在这个化学反应中没有沉淀物生成，怎么计算沉淀的数量呢？”他坚持说这道题没有错，于是我告诉他：“您这道题是《分析化学习题集》第几章的第几道题，这道题是哪种元素的化合物，那种元素在这个化学反应中的生成物的溶解度很小，是有沉淀生成的，您把它換成了另外一种元素，而这种元素在该化学反应中的生成物溶解度很大，所以在该化学反应中根本就没有沉淀物生成，怎么计算沉淀物的数量？”直到此时，冯老师见我指出了这道题的出处，而他正是把这道题更换了一种元素才造成这种错误。此时他才连忙跑进教室宣布第几道题有点问题大家不要做那道题，幸亏我发现得早及时向他指出，那时考试刚过了不到10分钟，那道题又不在前面，所以对同学们的考试尚未造成什么影响，否则又要重考。
心胸狭隘的冯老师不但事后没有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认为我让他在同学们面前丢了面子，因此对我怀恨在心，于是才有了前面所说，利用我一道10分的题釆用了一种比他更简便的方法计祘，与他的方法不一致，坚持判我这道题为错误，扣掉我10分的事发生；不仅如此，到后来分析化学课程全部学完，笔试过后(最后的笔试我没有让冯老师找到任何借口扣掉我一分的机会)，还要进行实验考试，那就是进行未知物分析。每个同学都从冯老师那里领取一份由冯老师配制的样品，每份样品含有10种各不相同的元素，同学们利用自己所学化学分析方法，分析出自己所领这份样品所含化学元素的种类，分析出的结果与冯老师手中这份样品所包含的元素全部对上就算过关。

平时我非常喜欢做实验，每次实验课我都十分专注，任何课程的实验我都尽力要求自己做得又快、又精准。然而我接连分析了三份未知物样品，每次的分析结果拿到冯老师那里去对，总是有几种元素对不上，有的实验明明证实试样中含有某种元素，但拿到冯老师那里一对，却说没有这种元素(我们所领未知物样品都编有号码，冯老师手中有一张表，表上写有几号样品含有哪十种元素，实验的结果与冯老师手里表上的结果对上了就祘过关)，通常这种实验我只须做一次便可过关，然而我做了三个试样都没有过关，不由得我不疑心冯老师是在故意在为难我。于是我领到第四份未知物试样后，便找一位同学互换了一下试样，我做他那个号码的试样，他做我这个号码的试样，很快我的分析结果就做出来了，我要这位同学拿着这个结果到冯老师那里去对，结果全对上了，此时我到冯老师那里对他说这个试样是我做的，刚才我们做实验时不小心互相拿错了试样，冯老师流露出无奈的神情说：“怎么这么粗心大意，试样都拿错了，下次要注意啊！”我这才通过了未知物分析这一关。不采取这个办法，恐怕我会被冯老师搞成全班最一个过关的人(我过关时班上剩下没过关的人已经不多了)。

像冯老师这种人品、这种学识的人居然被安排到大学当教师，这都是中共当局在全国大力贯彻阶级路线的结果。尽管在60年冬季全国各行各业下马的下马、压缩的压缩。高校也进行压缩，一些成绩太差和家庭出身太差的学生被劝退；许多有真才实学的青年教师因家庭出身不好，或对政治运动不感兴趣(被称之为走“白专道路”)而被下放到偏远地区去教中学，然而像冯老师这种人却依然留在高校，继续误人子弟。这些事情之后，冯老师便成了同学们背后嘲讽的对象。

湖南大学的招生地区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所以我们班上的学生也多属这四个省，学生中大约有一半来自这四省的农村，我从这些农村同学那里了解了更多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公社大食堂、农村干部刮“五风”……等等中共政策，给农民所带来的史无前例的深重苦难和对农村造成的巨大破环，这些都进一步激发了我的社会责任感和史命感，我下决心要为解脱中华民族所蒙受的深重苦难、为中华民族寻求一条通向繁荣富强和民主自由的道路奉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以致每当学生七舍传达室的老张到宿舍门口叫：“某某同学！到传达室来取信”时，这位同学的臉上立即露出惊恐的神色，因为来信必定是家里又有噩耗传来，一定是家里餓死了人、房子被强拆、外出逃荒……之类的大事发生。接到信的同学通常都只能一个人找个没人的地方默默地流下伤心的泪水，顶多也只能和要好可靠的同学私下诉说一下自己家庭所蒙受的苦难，而从来没有那位同学敢当着许多同学的面嚎啕大哭，公开发泄自己心中的悲愤，因为这样做在当时会被认为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而将召致无情的批判、斗爭。

面对如此困难如此严重们形势，我们在星期三下午两节课和星期六一整个下午的政治学习时，所学习的文件和报纸却仍再吹嘘(国内外)形势是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而不是西风压倒东风；敌人正一天天烂下去，我们正一天天好起来；还有就是继续宣扬毛泽东和中共当局的伟大、光荣、正确；宣扬“大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以及大力宣扬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公社”、“公社食堂”的无比优越性。

到后来中苏为争夺国际共产革命的领导权而爆发中苏理论论战后，政治学习又增添了中共当局发表的批判苏共修正主义路线的文章诸如：“论无产阶级专政”、“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等充满共产革命教条和陈词滥调的空洞无物的文章。

由于我朗读文件、报纸时吐词比较清楚，很少唸错别写，也比较连贯，所以班上常将朗读这些报章杂志和中央文件的“重任”交给我；又由于我生性乐观、幽默，时常在朗读时中途停顿下来，以开玩笑的方式加上自己嘲讽所朗读内容的旁白，引发同学们会心的哄堂大笑(因为我说的都是大多数同学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为白白浪费时间又枯燥无味的政治学习增添了不少乐趣。

例如：当我唸到“国内外形势是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时我便会停下来，以开玩笑的方式，笑着对班上的同学说：“形势好倒是好，就是肚子吃不饱，如果形势再好一点，我恐怕连唸报纸的力气都没有啦！”此时绝大部份同学都会爆发出一阵会心的哄堂大笑。而班上个别党员积极份子马上便会板起臉对我说：“陈XX！严肃点，这是政治学习不准开玩笑！”此时我便会收起笑容“一本正经”地继续朗读那些充满假大空话的政治长文。然而只要遇到可以加以讽刺、嘲笑的地方，我仍然会停下来以开玩笑的方式插话加以嘲讽，说出同学们心理想说又不敢说出的话。

班上的党员积极份子们也曾试图由他们自己来朗读这些又长又臭的政治文章，他们不是读得结结巴巴，便是错别字百出(积极份子们大多成绩不好、不学无术)，此时同学们就会起哄说“唸都唸不通，还唸什么？还是让陈干劲来唸吧！”此时党员积极份子们只好红着臉把文件或报纸拿给我说：还是你来吧！就这样，我把政治学习课当成了自己向同学们揭露中共当局欺骗宣传、启迪同学们的人性和良知的战场。

为了充实自己的知识，凡是下午不上课的时间和晚自习的时间，我都是在阅览室度过的，我在阅览室除了温习功课、做作业和撰写实验报告之外，就是尽可能多地阅读那里的许多内部发行，或发行量很少的书籍、报刊杂志诸如：《参攷消息》(那时只有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和单位才可订阅)、《大公报》(由中共控制在香港发行的统战报纸)、《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北京晚报》……等都是发行量很少，一般人订不到的报纸，以及一些内部发行的书籍诸如：美国左倾作家兼记者约翰.根室写的《美国内幕》、《欧洲内幕》、《非洲内幕》、《苏联内幕》、《拉美内幕》、《澳新内幕》(这一套书是美国左倾记者兼作家约翰.根室撰写的介绍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发展状况的一系列丛书，但我十分想了解的《亚洲内幕》这一本却始终没有找到，我还曾到湖南省图书馆去查找都没有找到，我估计这一本书的内容可能涉及许多中共当局鲜为人知的内幕有损中共当局的“光辉形象”而未能出版发行，或是只出版了极少儿本供中共高级领导参阅。

中共当局之所以在高校以上的单位内部发行这一套书，是因为具有左倾思想倾向的约翰.根室在描写世界各国现状和各国领导人时，有许多观点与当时世界共产主义阵营所持观点接近) 。这位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兼作家，遍访五大洲世界各国和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并查阅了大量各国及其领导人的浩繁资料，前后花费二十余年时间撰写出的这一套丛书，由于其资料的全面、翔实，是研究世界各国现代史的专家学者和政界人物必读的书之一。

这一套丛书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世界各国自然资源、风土人情、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政治和经济现状，以及各国领导人的政治倾向、领导风格、人品素养方面的知识，这些对于我要在中国大陆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目标的形成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本书是十八世纪英国著名文学家享利.菲尔丁写的《大伟人魏尔德.江奈生传》，这是菲尔丁以当时发生在伦敦的一起震惊英国的黑帮大案为背景撰写的、描写这位黑帮头子的传奇人生的一本中篇小说。这位表面上道貌岸然，而实际上无恶不作、阴险、狡诈、凶残的大黑帮头子，凭借他手下黑帮成员通过抢劫、偷盗、诈骗来的财富混迹于伦敦的上流社会。在案发之前，从来没有人想到过他是一个大黑帮的帮主。

江奈生在他的黑帮社会内部通过暴力、金钱拉拢、收买、挑动帮内成员彼此不和互相争斗、谎言欺骗、轻诺寡信、向警方告发，出卖帮伙内不听话的成员……等卑劣方式，在以他为首的伦敦黑社会中，实行他个人的集权独裁暴力统治。菲尔丁对江奈生个人言行和他在黑帮内的统治方式的描绘，初看就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仔细一思考就发现菲尔丁对江奈生本人言行以及对他的黑帮社会的描述，居然就是毛泽东、中共当局和“解放”后中国大陆社会的真实写照：大伟人魏尔德.江奈生就是当今的大伟人毛泽东；江奈生的黑帮就是当今的中共当局；江奈生的黑社会就是“解放”后的中国大陆社会。

看了这本书后，我惊异于亨利.菲尔丁观察社会目光之犀利、深远。他在两百余年前对伟人们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丑恶本质的揭露，和对江奈生在他的黑帮社会所作所为及其本质的深刻揭露和分析批判，居然成了两百余年后“大伟人毛泽东”、中共黑帮及中国大陆社会的真实写照。毛泽东操控、统治中共黑帮和大陆民众的手腕以及中国大陆社会运行机制、造成的社会现状几乎都是江奈生两百余年前所统治的伦敦黑社会的翻版。例如江奈生操控统治他的帮伙的一种主要方法就是挑动他的帮伙战员彼此不和、互相争斗，诱使他们互相向他告密，使他们在他面前争风吃醋，争当他的忠实奴仆；他善于欺骗、说谎、崇尚暴力，对于他的黑社会内部对他的所作所为稍有不满者立即采取暴力镇压，甚至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对黑社会内部进行恐怖统治；鼓动、利诱一些帮伙成员对自己加以吹捧，使自己成为这个黑帮社会最“英明伟大”的统治者……等等，都是毛泽东统治、操控中共黑帮、大陆社会和民众惯用的手腕。

享利.菲尔丁的《大伟人魏尔德.江奈生传》大大加深了我对毛泽东、中共当局和中国大陆社会的真实面貌和丑恶本质的认识。对于促进我的觉醒起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中共当局之所以内部发行这本书，原是想利用这本书起到揭露英国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的作用，却不料适得其反，这本书起到的作用却是使读者从中认清了伟人、毛泽东、中共和中国大陆社会的丑恶本质的作用，这大概是中共当局始料所不及的。

在阅览室每天都可以看到《参考消息》，这是一份当时只有县团级干部和单位以上的干部、工作人员才有资格看的内部发行报纸(后来扩大到科级、公社一级，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又扩展到大队一级)，《参考消息》上所登载的主要是经过中共当局筛选的世界各国发生的大事和新闻，这些事件大多是真实的，只是加上了中共当局带偏见的评论而已，不过对于我这种有心观察国内外所发生的大事的人而言，早已具备透过中共当局带偏见的评论洞悉到事实真像的能力，《参考消息》使我随时能了解到国际大事的真像和发展趋势，使我从中获益匪浅。此外《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和《北京晚报》都是知识性较强，政治色彩远没有《人民日报》和各省的省报那么浓的报纸，这三种报纸有时也敢发表一些文人学者隐晦地、含沙射影地嘲讽“大跃进”、“浮夸风”、公社化和吃大锅饭……的文章。比如“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遭到批判的“三家村夜话”、“燕山夜话”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北京晚报》上连载发表的内容。这些内容使我认识到这个社会并非铁板一块，还是有人能看清这个社会的真像，对这个社会产生的许多不正常现象是存有异议的。

我利用午睡前、晚餐后晚自习前、或不开夜车的晚上入睡前的时间以聊天的方式，向同寝室的同学们宣讲我在阅览室从那些书、报上得来的知识和新闻，发表我对当前政策和社会现实的看法，介绍西方民主国家科技的先进、民生的富裕，介绍西方三权分立、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方面的知识，引起同学们的热烈反响，都对这些问题进行积极的讨论，其气氛的热烈常引来其他寝室的同学前来参与讨论，致使我们寝室被同学们戏称为“裴多菲俱乐部”。我还把在阅览室里看到的一些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美国左翼记者、文学家用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的报导和著作的内容讲给寝室里的同学们听。例如有美国左翼记者报导美国有一位航空工程师一家四口人，月工资“只”有五千多美元，一家人的生活几乎无法过下去，该记者罗列了这一家人每月的开支：税金多少、各种保险费多少、房租多少、医疗费多少、电费多少、两个小孩教育费多少、一家人外出旅游和娱乐消费多少、煤气费多少、汽油费多少、一家人伙食费多少、去餐厅消费多少、采购衣物用具和玩具费用多少……等等，照这位记者所列，这一家四口人每月的开支大大超出了他每月五千多美元的收入，所以说这一家人生活困难到难以为继的地步；还有一本书是描写美国左翼记者采访美国监狱里的囚犯受“虐待”的情况，说犯人们向采访他们的记者投诉，他们在监狱里每周只能喝到两顿牛肉汤，这实在太少，囚犯们要求提高到每周至少能喝到四次牛肉汤。

我以开玩笑的方式对寝室里的同学说：那位美国航空工程师一家四口人每月收入折合人民币一万三、四千元(按当时中共官方自定的的汇率一美元约折合人民币二点五元)，都困难得无法过下去，他们确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等着我们每家每月平均四、五十元人民币的(还不包括几乎赤贫的农民在内)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去拯救他们；那些被美国腐朽的生活方式所腐蚀了的美国囚犯，每周有两顿牛肉汤喝还在抱怨，思想觉悟实在太低，看看我们这些在这里当家做主人，而且肩负世界共产革命重任的国际无产阶级战士，一年到头连一顿牛肉汤都喝不到，都毫无怨言，这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觉悟。

寝室里的同学听到后都议论纷纷，有的说一个月有一万三、四千元，如果是我，我都不知道怎么把这么多的钱在一个月之内花完；有的说哪怕是一周只有一顿牛肉汤喝，我也想到美国去当当囚犯，也好尝一下早已忘觉了的牛肉汤的味道。

当然我们寝室里的这类谈话如果发现有党员积极份子到来，或是从门口经过，便都会不约而同地马上停止下来，或转入其他非政治话题，这些话题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大多与吃有关，不是对过去吃过的美食、硬饭、饱饭的美好回忆，就是对一顿美食、一顿硬饭和一顿饱饭的殷切向往。

[註：1]：“三座大山”是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这是中共当局编造出来的、用以鼓惑民众起来追隨它闹革命的谎言。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说明：这篇回忆录摘选的内容(包括此后将陆续发表的回忆录摘选)，某些地方可能与以前发表过的回忆录摘选的内容有所重复，但为了保持此回忆录的连贯性，就未将这些有所重复之处加以删除，特此说明。
2022年元月8日一真溅雪

这次我被录取的湖南大学，原系1926年全国创建的第一批国立大学之一(同期创建的还有：国立中山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山东大学……等)，原为按英美办学模式建立的综合大学，设有文、理、工的各个科系。

“解放”后中共当局奉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除政治经济完全模仿苏联，实行无产阶专政和公有制计划经济外；在教育上也照搬苏联那一套，以培养各种中共当局所需要的专门工具和螺丝钉为教育的目的办学模式。

中共当局于1952年暑期在全国废除英美式的综合大学办学模式，各大学纷纷改成一个一个的专门学院。即把几所综合大学相同的科系合并到一起成一个个的、专门的工科学院、医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等等专门学院。

湖南大学的土木建筑系师资设备较强，在合并了其他大学的土建、道(路)建、铁(道)建等科系后，改名成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下设工业与民用建筑系、公路建筑系、铁道建筑系、铁道运输系、桥梁与隧道系。
而湖南大学原有的其他工科系分别合并到新成立的华南工学院和华中工学院去了。湖南大学的文科和理科的科系则分到合并到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去了。国内剩下的为数不多的综合大学就变成了只有文理科的大学(像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即是)。

这个过程被中共当局称之为“院系调整”。此次“院系调整”使湖南大学元气大伤，许多文理工科系的师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都被调整到其他院校去了，而从其他院校调整来的却很少。

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因双方都要争当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老大而发生裂痕，中共当局已开始意识到完全照搬苏联那一套搞法的不妥，所以在1958年初，在高等院校的设置方面又进行了一些调整，中南土建学院又恢复成综合大学，并恢复原来的名称“湖南大学”，恢复后的“湖南大学”，除原来“中南土建学院”的科系外，新增加了物理系、化学系、化工系、数学系、生物系、中文系、地质地理系、机械系、电机系。其中机械系、电机系已于1958年开始招生，其余新增科系干1959年开始招生。

到1960年毛泽东和中共当局因实施“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多、快、好、省建没社会主义总路线”这“三面红”而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和大量饿死人时，中共当局又对教育部门进行了调整，一批“大跃进”时在没有任何师资设备的情况之下盲目新成立的一批高等院校被迫“下马”或并入其他院校。“湖南大学”的化学系与化工系合并为“化学化工系”；生物系、中文系合并到湖南师范学院的生物系、中文系；地质地理系合并到湖南地质学院(后又降格为湖南地质学校)；铁道建筑系、铁道运输系和桥梁隧道系则搬到长沙河东南门外新成立的“长沙铁道学院”。重新恢复的“湖南大学”的学制是工科本科四年；理科本科五年。

接到“湖南大学”化学系的录取通知书，虽然心里感到很失望，但因是我所喜欢的理科又是本科，也就只好接受现实，在9月1号开学那天，背上行李、拿着录取通知书，从五一路轮渡码头乘轮渡过湘江，到潆湾镇乘四分钱公交车到位于嶽麓山下的“湖南大学”报到。

我们化学系的宿舍分在学生七舍。这是一座“解放”前老湖南大学时代修建的三层楼的学生宿舍，除化学系之外，中文系、生物系、数学系和物理系的男生都住在这里，我们化学系住在一楼的西端，生物系住在一楼的东端。我被分到化学系59-1班，住在104室，每间寝室住八位学生，寝室里有四张上下床、八張书卓、八张方凳。

我在“湖南大学”就读的五年，校长一直是朱凡，江苏涟水人，七级干部，“解放”初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一副典型的高级知识份子模样。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作为怀抱救国救民理想的热血青年在上海唸大学时，就参加了中共的地下党。从事地下工作时，曾被国民政府特工部门逮捕入獄。后因其父与国民政府军界要员顾祝同家系世交，。朱父曾当过顾祝同的老师，朱家与顾家均系江苏涟水的名门望族，经其父向顾祝同求情，朱凡被保释出獄，“文革”期间，朱凡因此事遭红卫兵和造反派批斗，迫其承认是叛徒、出獄时写了悔过书。其实朱凡被捕、出獄的过程早已向组织上交待清楚，并取得组织上的认可。
朱凡学识渊博、擅长演讲、为人正派，这在中共党内当属另类。这大概是他从刚“解放”时的省委宣传部长职位起，以后一直未获提升，且于1958年调任“湖南大学”校长这一闲职，最后终老在这一职位上的原因。
每当由朱校长做报告，不论多么枯燥乏味的题目一经从他的嘴里讲出来，便变得津津有味、引人入胜。所以朱校长做报告时，礼堂里鸦雀无声，师生们都聚精汇神地专心听报告，没有一个人交头接耳、没有一个人看书、没有一位女士织毛线衣。

我们刚进“湖大”时，学校的党委书记书记叫徐千里，做报告虽没有朱校长那样才华横溢、文彩飞揚，但也简明扼要、主题突出，没有一局废话，标谁的北京话，讲起来字正腔圆，听起来是另外一番風味。徐书记来“湖大”之前曾任湖南省粮食厅长，1960年后调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由戴彦继任“湖大”党委书记。此人才学平平，做报告啰啰唆唆，吐词含混不清，而且每到前言不接后语的时候，嘴里便会不由自主地一连吐出许多个“这个，这个，这个……”来，所以他做报告几乎没有什么人会去专心听，师生们交谈的交谈、看书的看书、打毛衣的打毛衣、借方便为名跑出礼堂散步的散步。

继戴彦后来“湖大”当党委书记的是唐麟，此人解放前与周惠(1959年前一直担任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后因受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事件牵连，于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撤职)等一起在湖南领导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来“湖大”前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此人做报告虽比不上朱凡和徐千里，但比起戴彦来就要强多了。后来魏东明也到了湖大当过党委副书记和书记，此人解放前也是搞12.9学生运动出身的中共地下党员，投奔延安后曾给周恩来当过一个时期的秘书，听说此人思想一贯右倾，因此一直没有得到提拔重用，几经辗转才调到湖大当党委书记。他的夫人梁再也是搞学运出身，与他一起投奔延安，也调到湖南师范学院任党委宣传部长，魏东明做报告水平与唐麟不相上下，而他的夫人梁再大概是搞学生运动时训练有素，极善演讲，做起报告来极富宣传鼓动性，讲得头头是道，她曾被请到湖大来向我们做人生与理想的报告。与朱凡和徐千里相比朱凡的报告更富于理性和知识性，徐千里的报告除了理性之外.就是简明扼要从不拖泥带水，而梁再的报告却极富蛊惑、煽情的魅力，有这种人帮中共当局进行宣传鼓动，难怪那么多青年学生和知识份子在他们的蛊惑、煽动之下都投奔了延安。

“湖南大学”成立后,重新设置的各科系的骨干师资就是原来成立“中南土建学院”成立时留下来教基础课的教师(大学的基础课系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课程)。我们化学系后来与化工系合并后仅有一位教工业化学的教授钟铃、一位教无机化学的副教授方龙翔。此外还有两位讲师，一位讲师是系主任张志华，另一位讲师是分析化学教研组的组长林延平。还有两位比较有名的助教是留苏回国从事分析化学研究和教学的，一位是姚守拙，一位是俞汝勤(此人后来曾一度担任过湖南大学的校长)。其余都是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字、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分配到湖大的1958、1959届应届毕业生担任助教，这些老师虽都刚毕业不久，教学经验尚不足之外，其中不乏有才华有学识者，因为他们考大学的1953年、1954年大学升学考试时尚未实行阶级路线，基本上还是按成绩录取的，他们那时能考进这些名校大都凭的是真才实学。所以当时湖大化学化工系师资虽以青年教师为主，但他们的业务素质和人品大都还是不错的。

湖大的物理系、数学系因与“中南土建学院”的科系关系较紧密，所以1952年院系调整时留下来的师资力量较强，各有好几位教授，此外副教授、讲师也不少。而化学系与“中南土建学院”的科系关联较少，所以仅留下少量教师从事基础课化学课程的教学，因而只留下了一位副教授、两位讲师和几位助教，后来才从华南工学院调来一位教授(钟铃)。

湖南大学是属一机部和高教部共同管理的院校，招生范围理工科主要招生范围在中南五省(两湖、两广和河南)，而原来中南土建学院的科系则在全国范围内招生。

我进入湖大化学系后又有湖南医学院1958年代招的两个化学师资培训班并入湖大化学系，成了湖大化学系的58级，这个班的丁湘俊又成了我大学同系不同年级的同学，丁同学还是我在楚怡小学和长郡中学初中的同班同学、高中是在长郡中学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我和丁同学可以说是从小学一直同到大学，也算是比较罕见的同学关系。

由于以前一直是周小舟(他在延安时期曾一度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周惠等中共党内少见的人性、良知尚未完全泯灭的官员主政湖南，所以湖南的城市和农村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状况比全国其他省要好，但到59年也已渐趋紧张，不仅粮油、棉布等都要按人定量供应，大中院校的师生也要按每月定量供应粮食，那时湖南高校和中学生的定量为每月每人30斤大米(1960年降为27斤，又曾一度降至24斤)，不过当时到饭店吃饭、购买餻点、饅头包子等还是不要粮票。

1959年9月我们进湖大时，湖南省的其他高等院校和中学生都已开始按每天一斤大米的标准定量向学生供应粮食。不过湖大学生食堂仍然不定量，每餐敞开向学生供应米饭，只是米饭没有煮得以前那么硬了。这使得距我们湖大学生七、八舍共同的食堂不远的湖南师范学院的许多因按定量吃不飽饭的学生，每到我们食堂开饭的时间便拿着飯碗到我们的食堂打飯吃(那时我们吃饭只有在打菜时要向负责打菜的厨师交一张餐票，至于米飯，则任由学生到放在食堂大餐厅里的许多盛满米饭的大木桶里自己去舀，你想吃多少就舀多少。这就给湖南师院那些吃不飽的学生提供了可趁之机)。至于湖大为何学生大米饭可以尽飽吃，没有受定量的限制，后来听知情人透露，是因为当时湖大党委书记徐千里来湖大当党委书记之前，曾担任过湖南省粮食厅长，而后来继任粮食厅长的人又是湖大校长朱凡在部队时的老部下(解放战爭期间朱凡曾在部队担任过师政委)。他们二人以保障学生健康的名义找到省粮食厅的继任厅长和以前的老部下，以打米厂生产大米时筛下的碎米的名义向湖大师生供应大米。因按当时粮食部门的规定一斤大米指标可购买一斤半碎米。这样湖大师生每月三十斤大米的定量就变成了四十五斤“碎米”，师生们当然吃飯无需定量，不仅可以敞开肚皮吃飯，而且对湖南师大来我们食堂蹭饭吃的学生也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并不严加禁止。实际上这些所谓的“碎米”大都是正规的合格大米，只不过是借“碎米”的名义向湖大师生多供应一些大米让他们都能吃飽饭而己。
然而好景不常，到这年7月，中共庐山会议后，周小舟被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而被撤销其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周惠也被牵连而于次年被撤职。

这年8月原武汉市委书记张平化调任湖南省委书记，张因一贯唯毛泽东之马首是瞻，“大跃进”时又紧跟毛瘋狂的“伟大战略佈署”而得到毛的赏识。张到湖南后一反周小舟稳健务实的工作作风，为讨好毛，他上任后在湖南大力开展“反瞞产”运动，在农村向己处于飢餓状态下的农民搜刮“余粮”和农副产品，以供毛和中共当局提前偿还所欠前苏联的债务、无偿支援亚非拉的共产革命运动，和出口换汇以进口发展军工企业、导弹、核武器所需之物资。致使湖南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状况急转直下，也和其他省一样陷入极度的匮乏状态。

这年的10月16日起湖南全省开使对飯店吃飯、购买餻点和所有的粮食制品收取粮票。接着除原有的粮票、油票、布票之外香烟、火柴(当时主要的点火工具)、肥皂、煤油(当时乡村、小城镇最主要的照明燃料)、煤炭(当时城镇居民最主要的燃料)、肉、豆制品、蔬菜……等人们生活、生存所必需的一切基本物资几乎都要按计划凭票购买，张平化因此被湖南人戏称为“张凭票”。

至于自行车、手錶、缝纫机、收音机之类的“奢侈品”更是一票难求，只有大的机关单位和工厂才有少量这类票证供应，普通居民是没有供应的，而广大农村中，作为“工农联盟”中人数最多的领导阶级之一的农民，除了有一点少得可怜的火柴、煤油票之外，是没有任何票证发给他们的。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所吹嘘的，“解放”前在“三座大山”[註：1]的欺压之下，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仅指贫下中农)，“解放”后已成为中国社会两大领导阶级之一的农民，实际上不过徒具“领导阶级”的虚名而已，他们“解放”后所享有的权益，不仅连“解放”前都不如，而且连当时城镇的普通居民都不如。

然而，一向标榜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中共官僚阶层，在全国物资供应极端困难，农村已开始大量餓死人的情况之下，不仅没有与民众同甘共苦(更不用说吃苦在前了)，反而在这个期间制定了等级森严的特供制度。中共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各级官员，按照级别的大小依次享受各种特别供应的紧缺物资：肉、鱼、禽、蛋、奶、进口高级面粉、白糖、糖菓、高级点心、香烟、黄豆及豆制品和蔬菜……等市面上根本连看都看不到的稀缺物资(这些物资都是按成本价，甚至是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官员们供应的)，官员们享受特供的品种和数量依官员级别的大小而都有严格规定。这些情况从不向民众公佈，所以民众大都不知道，还听信中共当局的欺骗宣传，还以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大小官员们都和他们一样在“过苦日子”(这是中共当局对大量餓死人的59、60、61年这三年的称谓，又被称之为“三年困难时期”)。

尽管张平化调到湖南任省委第一书记之后，湖南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状况迅速恶化，但湖大学生的饭不定量尽管吃，还是一直延续到59年底，只是饭越来越稀。直到60年初，湖大的师生才开始严格按定量吃钵子飯，从一开始的每人每月三十斤大米(每天一斤:早餐每钵三两、中餐每钵四两、晚餐每钵三两)，减到每月二十七斤(每餐三两)，后来减到每月二十四斤大米(早餐二两、中晚餐各三两)。

由于都是青年学生身体热量消耗大，每餐这么一点粮食实在吃不飽(主要是除了冬天的萝卜、白菜和夏天的冬瓜、南瓜之外，就很少有其他蔬菜，肉类开始每人每月还有半斤，后来每人每月就只有二、三两，油也很少每人每月也只有二、三两，豆类和豆制品也难见踪影，雞鸭鱼蛋更是完全没有供应)，食堂工友只好往蒸饭的瓦钵里多加水，以使同学们在吃饭的时候能找到一点吃饱的感觉，但这种“飽”的感觉虽然美妙，却是那么短暂，撒了两泡尿之后便荡然无存了，接着而来的却是长时间的难以忍受的饥饿感，和对下一餐饭不可遏制的企盼。这种长时间的、不堪承受的饥餓常使人眼睛发花、头脑发晕、手足发抖和混身冒虚汗以及肚子内的心肝五藏好像全被掏空了一样，那种空空的感觉(实际上这都是因飢饿导致的低血糖的症状)。

许多以前身强体壮又爱好运动因而新陈代谢功能比较旺盛的师生都得了浮肿病(又叫水肿病)，反倒是平日里那些比较文静不好运动体质看起来比较瘦弱的师生，因新陈代谢比较缓慢，消耗的热量较少，因而较少得浮肿病。所以学校里女性师生得浮肿病的较少。我因一直比较喜爱运动，进入湖大后每天早上起床后和下午第四节课(这是下午最后一节课，通常都是自由活动时间)都要去长跑、游泳、爬山、打篮球、打乒乓球、举重……等，所以体能消耗比较大，当时因缺乏这方面的常识，在那种营养不良的状态之下，没有对每天的运动量加以节制，以致身体的营养入不敷出，我在60年冬季也得了浮肿病，经学校卫生科医生诊断认为是得了浮肿病，于是给我开了一张患浮肿病的证明，凭这个证明到学生食堂，除平时的一日三餐之外，每天还可享受一顿“营养餐”就是一瓢加了米糠和麦麸的稀饭(大约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飯碗一满碗的样子)外加一个二两大小的饅头，凭这张浮肿病证明可享受一个月的“营养餐”。医生嘱咐我要少活动多睡觉，少吃盐。为了保命，我只好把每天的体育活动停了下来。

父母亲知道我得了浮肿病，把家里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就是父亲的一件由银狐皮袍改成的银狐皮大衣(因“解放”后不作兴穿长袍，所以母亲找裁缝把它改成一件银狐皮大衣给父亲穿)到寄卖行去卖了600块钱，到黑市上花高价买了一只母雞，把这只雞红烧后，叫弟弟用玻璃瓶子装了满满一瓶送到学校给我吃。

以前在家里也不知道吃过多少次红烧雞，但从来没有一次感觉到有这一次的红烧雞这么好吃。我把雞肉含在嘴里，慢慢地咀嚼、慢慢地品味，不想把它吞下去，生怕这一吞下肚后再也体会不到这鲜美的味道了。
弟弟一直坐在旁边，看着我把那一小瓶红烧雞慢慢地吃完才回去。因为父母亲交待他，一定要当面看着老四把那一小瓶红烧雞吃完。父母亲知道我每次从家里带了吃的东西到学校，都会和同学们分享，所以这一次父母亲对弟弟说：“这一小瓶红烧雞是专门给给老四治浮肿病的，一定要他当着你的面把它吃完，平时有什么东西他与同学分享也就由他祘了，但这次不行，这种浮肿病弄不好是会死人的”。

经过一个月的“营养餐”又加上那一小瓶红烧雞，我的浮肿病居然好了。此后，我开始尽量减少体能的消耗，少吃盐，直到62年物资供应情况开始好转，都再也没有得过浮肿病了。

当时学校师生因饥饿和营养不良对疾病的抵抗能力下降，除了许多师生得浮肿病之外，得乙型肝炎、肺结核、胃病的也不少，许多师生因此而休病假、休学回家养病。

进入湖大后，由于年龄的增长我意识到知识对人生的重要意义，我再也不能按以前那样以应付考试的方式来读书。“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57年的“反右”运动和58年的“大跃进”运动已促使我从过去对毛泽东和中共当局的盲目崇拜、盲目迷信之中逐渐觉醒过来，面对“大跃进”运动给中国大陆民众，特别是农民所带来的深重苦难，我的常识和良知使我意识到，这一切决不是某个地区、某个人所造成的，而是这个体制本身所造成的恶果，否则后果不会如此严重，涉及的面不会如此之广泛，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如此之长久。

当时作为一个热血青年的我，一种救国救民的使命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感到自己责无旁贷要为中国大陆寻找一条我国现在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之外的、使中国大陆走向繁荣昌盛和民主自由的道路。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在中国大陆十来年的实践是彻底失败了的，它不仅未能使中国大陆在经济上走向繁荣富强，反而使中国大陆在经济上面临全面崩溃的状态，民众陷入极度的贫困和大量饿死人的状态；政治上不仅没有实现民众企盼的民主、自由，反而陷入一党、一人独裁专制的泥坑而不能自拔。我知道要担当这一历史使命，必须要拥有丰富的知识以开阔自己的视野。于是我开始刻苦地学习，那时同学们由于贫困和饥饿许多人已失去了努力学习的兴趣，而沉缅于对过去丰衣足食时，吃饱飯、吃美食的回忆和言谈之中。

由于煤炭供应的不足而导致供电的困难，湖大在用电的高峰期(晚上七点至十二点)也时常停电，因而导致有时晚自习也无法进行。每当此时，绝大部份同学便会放下书本和作业，三五成群地到宿舍外面的马路上、操场上或是岳麓山下去游荡、闲聊。而我一到停电，马上上床睡觉，到半夜后，用电低峰时，一开始来电，我便会立即从床上爬起来，拿起书本、作业本和我自备的灯泡，一个人跑到宿舍答疑室去进行学习、撰写实验报告和做作业。直到精神不支，才取下灯泡回床上睡觉，早上六点又和同学们一起起床。之所以到答疑室去学习，是因为宿舍每晚9点40分下晚自习，10点统一熄灯，而答疑室与宿舍走道上的路灯是一条线路，一通晚都是不熄灯的。

我那时给自己订了一份严格的作习制度，每天早上6点与同学们一起起床，先到马路上或操场上进行晨跑，约20分钟，回宿舍盥洗室洗漱之后，便开始早自习(通常是读外语或预习上午的课程)，至7点30去食堂早餐，然后于上午8点前趕到教室上课。

这时我上课也十分认真，边听讲、边记笔记、边思考。往往一堂课下来，这堂课的内容我就基本上都弄懂了，如果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疑问，便会趁下课老师还没有离开时，当面向老师请教，或提出自己的疑问，通常都能得到老师满意的回答，如果我提出的问题比较复杂，一时难以说清楚，老师便会与我约定晚自习时，再到答疑室向我详细解答，而老师们也十分乐意回答我向他们提出的问题。

因理科的课程比较多，所以通常上午四节课都排得满满的，下午有时也排有四节课，但大多数时间都是排两节课，此外星期三下午有两节课和星期六有一整个下午是那种向同学们进行洗脑和灌输共产极权教条的政治学习。上午第四节课后立即到食堂吃午飯，12点半至两点.是午睡时间，同学们都在寢室午睡。而我那時求知的欲望十分强烈，精力也很旺盛，中午无需午睡，就一个人在寝室里自己的书桌上看书或做作业，下午不上课的时间和晚自习的时间我通常都是在阅览室度过的。我除了在那里复习、预习功课、做作业、撰写实验报告(化学系的实验课比其他系都要多)之外，就是尽可能多地阅读那里陈列的许多不公开对外发行或发行量很少的报刊、杂志和书籍。每天下午的第四节课，那是我雷打不动的体育锻炼时间：游泳、打篮球、打乒乓球、爬山是我的最爱，有时也举重、做体操、跑步、偶尔也打打排球和羽毛球(只有在我得浮腫病及刚病癒的那段时间不得不尊医嘱停止了一段时间的体育活动。后来家里得到大哥寄来的食品支援后，又逐渐恢复了每天的体育锻炼)。体育锻炼之后，便去晚餐(冬天下午5点半；夏天下午6点开始晚餐)晚餐后立即拿着书本、作业本赶到阅览室占位子(因全校有六、七千学生只有一间大阅览室，去晚了就没有座位了)进行晚自习，或阅读报刊、杂志、书籍。下晚自习后回到宿舍，趁熄灯之前进行洗漱，然后同寢室的同学们纷纷上床就寝，此时我就拿出自备的灯泡、书和作业一个人跑到答疑室去看书、做作业直到半夜12点才回到寢室睡觉。由于生活有规律，每天又有充足的体育运动，我一上床不到十分钟便酣然入睡，直到早上6点起床铃响起，整个晚上连梦都不做一个，一直睡到起床，与同学们相比我每天虽只睡六个小时的觉，但我睡眠的质量好、效率高，许多同学虽然看起来每天睡的时间比我要多两三个小时，但他们由于生活没有规律又不喜运动，在那个生活困难时期，都感到前途渺茫，又没有远大的理想抱负作为他们精神上的支撑，许多同学都得了神经官能症而失眠、记忆力下降、精神难以集中，上床后久久不能入睡，勉强入睡后，不是做梦就是讲梦话，实际上他们每天睡八、九个小时还抵不上我睡六个小时。

同学们看见我在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之下，还如此不知疲倦地进行学习、运动和做其他事，都觉得不可思议，有好事者便给我起了一个绰号，称我为：“陈干劲”，意思是学习、搞体育活动和做任何事情都干劲十足不知疲倦。此后同学们当面和背后都叫我“陈干劲”，反而很少有人叫我的本名了，我见同学们这样叫我，并没有恶意，也就只好默认了。

因为那时我做任何事情都竭尽自己的全力，总希望自己比别人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我这样的努力当然也得到了回报，那就是在湖大化学系的五年之中我所有的功课的每一次考试的成绩几乎都在95分以上，每个学期结束我的总成绩都名列全年级第一名。

只是有一次分析化学考试我居然只得了90分，成绩公佈后，我觉得十分奇怪，因为试卷上的题目对我未说并不难，我觉得都做对了，怎么被扣掉十分呢？我找到分析化学课代表，要求查看试卷，以便我知道究竟错在哪里？我一看试卷，我被冯老师打X的那道题，我的答案与标准答案完全一样，而且我解题的方法比冯老师的方法更简便，可冯老师硬是坚持说我解题的方法不对，这道题应判为错。我知道这位不学无术的冯老师不会认错，于是我找到分析化学教研室的主任林延平讲师，把我解题的方法告诉他，他看后说，你这个解题的方法很简便答案也正确，不应判作错，只是冯老师坚持要判你错，我也不便出面予以纠正，让冯老师下不了台(冯老师是厦门大学毕业，仗着自己是贫下中农出身，又是系里有名的积极份子，化学系的老师们都不敢得罪他)，反正你的成绩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你就不要再与他计较这十分了。听林老师这么说，我也只好不与他计较了，也祘打一次90分开开洋荤吧。

原来冯老师执意要扣我十分，纯粹是为了报复，因为这次分析化学考试是重考，第一次考式时因冯老师出错了一道题。而且这道题在10道题中排在第三比较靠前，我做到这道题时感到没有办法做，我连忙丢下这道题把后面的题目做完后，再来看这道题，终于发现这道题出错了没有办法做，于是我马上举手告诉冯老师，这道题出错了无法做，冯老师坚持说没有错，我就把这道题错在什么地方，要怎样出才是对的向冯老师指出，冯老师听后满臉通红才知道自己出错了题，连忙对同学们说第三道题有点问题，大家可以不做这道题，可是此时已离考试结束的时间不远了，引起同学们一片哗然。考后同学们要求重考，因为那道错题排在第三，耽误了许多同学的不少时间，使得许多同学后面的题目没有时间做完，这次考式未能反咉出同学们的真实成绩，后经系里面决定，这次分析化学考试要重考。

重考的那天试卷一发下来，我鉴于上一次的经验，我在做题前先把试卷上的题都先看了一遍，结果发现又有一道题出错了，这是一道利用溶度积计祘一个化学反应产生多少沉淀的题目，这是一道从《分析化学习题集》上抄来的题目，只是冯老师可能是为避免抄袭之嫌，把题目中的一个化学元素换为了另一个化学元素，而这个化学元素在这个化学反应中生成的化合物是一种溶解度很大的化合物，根本就没有沉淀物产生，怎么计算沉淀的数量？我立即举手跟冯老师说：“冯老师，请到教室外面我有话和您讲”。我怕在考场里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指出他又出错了题目，让他下不了台，有失他的面子。我在考场外面对冯老师说：“这个题目出错了，在这个化学反应中没有沉淀物生成，怎么计算沉淀的数量呢？”他坚持说这道题没有错，于是我告诉他：“您这道题是《分析化学习题集》第几章的第几道题，这道题是哪种元素的化合物，那种元素在这个化学反应中的生成物的溶解度很小，是有沉淀生成的，您把它換成了另外一种元素，而这种元素在该化学反应中的生成物溶解度很大，所以在该化学反应中根本就没有沉淀物生成，怎么计算沉淀物的数量？”直到此时，冯老师见我指出了这道题的出处，而他正是把这道题更换了一种元素才造成这种错误。此时他才连忙跑进教室宣布第几道题有点问题大家不要做那道题，幸亏我发现得早及时向他指出，那时考试刚过了不到10分钟，那道题又不在前面，所以对同学们的考试尚未造成什么影响，否则又要重考。
心胸狭隘的冯老师不但事后没有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认为我让他在同学们面前丢了面子，因此对我怀恨在心，于是才有了前面所说，利用我一道10分的题釆用了一种比他更简便的方法计祘，与他的方法不一致，坚持判我这道题为错误，扣掉我10分的事发生；不仅如此，到后来分析化学课程全部学完，笔试过后(最后的笔试我没有让冯老师找到任何借口扣掉我一分的机会)，还要进行实验考试，那就是进行未知物分析。每个同学都从冯老师那里领取一份由冯老师配制的样品，每份样品含有10种各不相同的元素，同学们利用自己所学化学分析方法，分析出自己所领这份样品所含化学元素的种类，分析出的结果与冯老师手中这份样品所包含的元素全部对上就算过关。

平时我非常喜欢做实验，每次实验课我都十分专注，任何课程的实验我都尽力要求自己做得又快、又精准。然而我接连分析了三份未知物样品，每次的分析结果拿到冯老师那里去对，总是有几种元素对不上，有的实验明明证实试样中含有某种元素，但拿到冯老师那里一对，却说没有这种元素(我们所领未知物样品都编有号码，冯老师手中有一张表，表上写有几号样品含有哪十种元素，实验的结果与冯老师手里表上的结果对上了就祘过关)，通常这种实验我只须做一次便可过关，然而我做了三个试样都没有过关，不由得我不疑心冯老师是在故意在为难我。于是我领到第四份未知物试样后，便找一位同学互换了一下试样，我做他那个号码的试样，他做我这个号码的试样，很快我的分析结果就做出来了，我要这位同学拿着这个结果到冯老师那里去对，结果全对上了，此时我到冯老师那里对他说这个试样是我做的，刚才我们做实验时不小心互相拿错了试样，冯老师流露出无奈的神情说：“怎么这么粗心大意，试样都拿错了，下次要注意啊！”我这才通过了未知物分析这一关。不采取这个办法，恐怕我会被冯老师搞成全班最一个过关的人(我过关时班上剩下没过关的人已经不多了)。

像冯老师这种人品、这种学识的人居然被安排到大学当教师，这都是中共当局在全国大力贯彻阶级路线的结果。尽管在60年冬季全国各行各业下马的下马、压缩的压缩。高校也进行压缩，一些成绩太差和家庭出身太差的学生被劝退；许多有真才实学的青年教师因家庭出身不好，或对政治运动不感兴趣(被称之为走“白专道路”)而被下放到偏远地区去教中学，然而像冯老师这种人却依然留在高校，继续误人子弟。这些事情之后，冯老师便成了同学们背后嘲讽的对象。

湖南大学的招生地区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所以我们班上的学生也多属这四个省，学生中大约有一半来自这四省的农村，我从这些农村同学那里了解了更多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公社大食堂、农村干部刮“五风”……等等中共政策，给农民所带来的史无前例的深重苦难和对农村造成的巨大破环，这些都进一步激发了我的社会责任感和史命感，我下决心要为解脱中华民族所蒙受的深重苦难、为中华民族寻求一条通向繁荣富强和民主自由的道路奉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以致每当学生七舍传达室的老张到宿舍门口叫：“某某同学！到传达室来取信”时，这位同学的臉上立即露出惊恐的神色，因为来信必定是家里又有噩耗传来，一定是家里餓死了人、房子被强拆、外出逃荒……之类的大事发生。接到信的同学通常都只能一个人找个没人的地方默默地流下伤心的泪水，顶多也只能和要好可靠的同学私下诉说一下自己家庭所蒙受的苦难，而从来没有那位同学敢当着许多同学的面嚎啕大哭，公开发泄自己心中的悲愤，因为这样做在当时会被认为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而将召致无情的批判、斗爭。

面对如此困难如此严重们形势，我们在星期三下午两节课和星期六一整个下午的政治学习时，所学习的文件和报纸却仍再吹嘘(国内外)形势是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而不是西风压倒东风；敌人正一天天烂下去，我们正一天天好起来；还有就是继续宣扬毛泽东和中共当局的伟大、光荣、正确；宣扬“大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以及大力宣扬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公社”、“公社食堂”的无比优越性。

到后来中苏为争夺国际共产革命的领导权而爆发中苏理论论战后，政治学习又增添了中共当局发表的批判苏共修正主义路线的文章诸如：“论无产阶级专政”、“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等充满共产革命教条和陈词滥调的空洞无物的文章。

由于我朗读文件、报纸时吐词比较清楚，很少唸错别写，也比较连贯，所以班上常将朗读这些报章杂志和中央文件的“重任”交给我；又由于我生性乐观、幽默，时常在朗读时中途停顿下来，以开玩笑的方式加上自己嘲讽所朗读内容的旁白，引发同学们会心的哄堂大笑(因为我说的都是大多数同学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为白白浪费时间又枯燥无味的政治学习增添了不少乐趣。

例如：当我唸到“国内外形势是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时我便会停下来，以开玩笑的方式，笑着对班上的同学说：“形势好倒是好，就是肚子吃不饱，如果形势再好一点，我恐怕连唸报纸的力气都没有啦！”此时绝大部份同学都会爆发出一阵会心的哄堂大笑。而班上个别党员积极份子马上便会板起臉对我说：“陈XX！严肃点，这是政治学习不准开玩笑！”此时我便会收起笑容“一本正经”地继续朗读那些充满假大空话的政治长文。然而只要遇到可以加以讽刺、嘲笑的地方，我仍然会停下来以开玩笑的方式插话加以嘲讽，说出同学们心理想说又不敢说出的话。

班上的党员积极份子们也曾试图由他们自己来朗读这些又长又臭的政治文章，他们不是读得结结巴巴，便是错别字百出(积极份子们大多成绩不好、不学无术)，此时同学们就会起哄说“唸都唸不通，还唸什么？还是让陈干劲来唸吧！”此时党员积极份子们只好红着臉把文件或报纸拿给我说：还是你来吧！就这样，我把政治学习课当成了自己向同学们揭露中共当局欺骗宣传、启迪同学们的人性和良知的战场。

为了充实自己的知识，凡是下午不上课的时间和晚自习的时间，我都是在阅览室度过的，我在阅览室除了温习功课、做作业和撰写实验报告之外，就是尽可能多地阅读那里的许多内部发行，或发行量很少的书籍、报刊杂志诸如：《参攷消息》(那时只有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和单位才可订阅)、《大公报》(由中共控制在香港发行的统战报纸)、《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北京晚报》……等都是发行量很少，一般人订不到的报纸，以及一些内部发行的书籍诸如：美国左倾作家兼记者约翰.根室写的《美国内幕》、《欧洲内幕》、《非洲内幕》、《苏联内幕》、《拉美内幕》、《澳新内幕》(这一套书是美国左倾记者兼作家约翰.根室撰写的介绍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发展状况的一系列丛书，但我十分想了解的《亚洲内幕》这一本却始终没有找到，我还曾到湖南省图书馆去查找都没有找到，我估计这一本书的内容可能涉及许多中共当局鲜为人知的内幕有损中共当局的“光辉形象”而未能出版发行，或是只出版了极少儿本供中共高级领导参阅。

中共当局之所以在高校以上的单位内部发行这一套书，是因为具有左倾思想倾向的约翰.根室在描写世界各国现状和各国领导人时，有许多观点与当时世界共产主义阵营所持观点接近) 。这位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兼作家，遍访五大洲世界各国和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并查阅了大量各国及其领导人的浩繁资料，前后花费二十余年时间撰写出的这一套丛书，由于其资料的全面、翔实，是研究世界各国现代史的专家学者和政界人物必读的书之一。

这一套丛书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世界各国自然资源、风土人情、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政治和经济现状，以及各国领导人的政治倾向、领导风格、人品素养方面的知识，这些对于我要在中国大陆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目标的形成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本书是十八世纪英国著名文学家享利.菲尔丁写的《大伟人魏尔德.江奈生传》，这是菲尔丁以当时发生在伦敦的一起震惊英国的黑帮大案为背景撰写的、描写这位黑帮头子的传奇人生的一本中篇小说。这位表面上道貌岸然，而实际上无恶不作、阴险、狡诈、凶残的大黑帮头子，凭借他手下黑帮成员通过抢劫、偷盗、诈骗来的财富混迹于伦敦的上流社会。在案发之前，从来没有人想到过他是一个大黑帮的帮主。

江奈生在他的黑帮社会内部通过暴力、金钱拉拢、收买、挑动帮内成员彼此不和互相争斗、谎言欺骗、轻诺寡信、向警方告发，出卖帮伙内不听话的成员……等卑劣方式，在以他为首的伦敦黑社会中，实行他个人的集权独裁暴力统治。菲尔丁对江奈生个人言行和他在黑帮内的统治方式的描绘，初看就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仔细一思考就发现菲尔丁对江奈生本人言行以及对他的黑帮社会的描述，居然就是毛泽东、中共当局和“解放”后中国大陆社会的真实写照：大伟人魏尔德.江奈生就是当今的大伟人毛泽东；江奈生的黑帮就是当今的中共当局；江奈生的黑社会就是“解放”后的中国大陆社会。

看了这本书后，我惊异于亨利.菲尔丁观察社会目光之犀利、深远。他在两百余年前对伟人们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丑恶本质的揭露，和对江奈生在他的黑帮社会所作所为及其本质的深刻揭露和分析批判，居然成了两百余年后“大伟人毛泽东”、中共黑帮及中国大陆社会的真实写照。毛泽东操控、统治中共黑帮和大陆民众的手腕以及中国大陆社会运行机制、造成的社会现状几乎都是江奈生两百余年前所统治的伦敦黑社会的翻版。例如江奈生操控统治他的帮伙的一种主要方法就是挑动他的帮伙战员彼此不和、互相争斗，诱使他们互相向他告密，使他们在他面前争风吃醋，争当他的忠实奴仆；他善于欺骗、说谎、崇尚暴力，对于他的黑社会内部对他的所作所为稍有不满者立即采取暴力镇压，甚至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对黑社会内部进行恐怖统治；鼓动、利诱一些帮伙成员对自己加以吹捧，使自己成为这个黑帮社会最“英明伟大”的统治者……等等，都是毛泽东统治、操控中共黑帮、大陆社会和民众惯用的手腕。

享利.菲尔丁的《大伟人魏尔德.江奈生传》大大加深了我对毛泽东、中共当局和中国大陆社会的真实面貌和丑恶本质的认识。对于促进我的觉醒起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中共当局之所以内部发行这本书，原是想利用这本书起到揭露英国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的作用，却不料适得其反，这本书起到的作用却是使读者从中认清了伟人、毛泽东、中共和中国大陆社会的丑恶本质的作用，这大概是中共当局始料所不及的。

在阅览室每天都可以看到《参考消息》，这是一份当时只有县团级干部和单位以上的干部、工作人员才有资格看的内部发行报纸(后来扩大到科级、公社一级，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又扩展到大队一级)，《参考消息》上所登载的主要是经过中共当局筛选的世界各国发生的大事和新闻，这些事件大多是真实的，只是加上了中共当局带偏见的评论而已，不过对于我这种有心观察国内外所发生的大事的人而言，早已具备透过中共当局带偏见的评论洞悉到事实真像的能力，《参考消息》使我随时能了解到国际大事的真像和发展趋势，使我从中获益匪浅。此外《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和《北京晚报》都是知识性较强，政治色彩远没有《人民日报》和各省的省报那么浓的报纸，这三种报纸有时也敢发表一些文人学者隐晦地、含沙射影地嘲讽“大跃进”、“浮夸风”、公社化和吃大锅饭……的文章。比如“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遭到批判的“三家村夜话”、“燕山夜话”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北京晚报》上连载发表的内容。这些内容使我认识到这个社会并非铁板一块，还是有人能看清这个社会的真像，对这个社会产生的许多不正常现象是存有异议的。

我利用午睡前、晚餐后晚自习前、或不开夜车的晚上入睡前的时间以聊天的方式，向同寝室的同学们宣讲我在阅览室从那些书、报上得来的知识和新闻，发表我对当前政策和社会现实的看法，介绍西方民主国家科技的先进、民生的富裕，介绍西方三权分立、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方面的知识，引起同学们的热烈反响，都对这些问题进行积极的讨论，其气氛的热烈常引来其他寝室的同学前来参与讨论，致使我们寝室被同学们戏称为“裴多菲俱乐部”。我还把在阅览室里看到的一些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美国左翼记者、文学家用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的报导和著作的内容讲给寝室里的同学们听。例如有美国左翼记者报导美国有一位航空工程师一家四口人，月工资“只”有五千多美元，一家人的生活几乎无法过下去，该记者罗列了这一家人每月的开支：税金多少、各种保险费多少、房租多少、医疗费多少、电费多少、两个小孩教育费多少、一家人外出旅游和娱乐消费多少、煤气费多少、汽油费多少、一家人伙食费多少、去餐厅消费多少、采购衣物用具和玩具费用多少……等等，照这位记者所列，这一家四口人每月的开支大大超出了他每月五千多美元的收入，所以说这一家人生活困难到难以为继的地步；还有一本书是描写美国左翼记者采访美国监狱里的囚犯受“虐待”的情况，说犯人们向采访他们的记者投诉，他们在监狱里每周只能喝到两顿牛肉汤，这实在太少，囚犯们要求提高到每周至少能喝到四次牛肉汤。

我以开玩笑的方式对寝室里的同学说：那位美国航空工程师一家四口人每月收入折合人民币一万三、四千元(按当时中共官方自定的的汇率一美元约折合人民币二点五元)，都困难得无法过下去，他们确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等着我们每家每月平均四、五十元人民币的(还不包括几乎赤贫的农民在内)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去拯救他们；那些被美国腐朽的生活方式所腐蚀了的美国囚犯，每周有两顿牛肉汤喝还在抱怨，思想觉悟实在太低，看看我们这些在这里当家做主人，而且肩负世界共产革命重任的国际无产阶级战士，一年到头连一顿牛肉汤都喝不到，都毫无怨言，这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觉悟。

寝室里的同学听到后都议论纷纷，有的说一个月有一万三、四千元，如果是我，我都不知道怎么把这么多的钱在一个月之内花完；有的说哪怕是一周只有一顿牛肉汤喝，我也想到美国去当当囚犯，也好尝一下早已忘觉了的牛肉汤的味道。

当然我们寝室里的这类谈话如果发现有党员积极份子到来，或是从门口经过，便都会不约而同地马上停止下来，或转入其他非政治话题，这些话题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大多与吃有关，不是对过去吃过的美食、硬饭、饱饭的美好回忆，就是对一顿美食、一顿硬饭和一顿饱饭的殷切向往。

[註：1]：“三座大山”是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这是中共当局编造出来的、用以鼓惑民众起来追隨它闹革命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