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厅友颂毛曰： “毛泽东其实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一位通经致用的儒家经济科之战略实践家。他的一生综王船山之心法，力行国家强盛之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王明博古之流，早被淘汰了。虽然毛泽东的很多文章是用马教概念说的，但是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毛泽东真正精通的还是中国之道，他不信仰马教，马教只是他实现富国强兵，为人民谋幸福的工具而已，毛泽东曾把马教类比成狗屎。所以不要再说毛是马教信仰者，他并不信马教”云。 东海曰：如是颂毛，在毛时代，只怕难免被冠以“现行反革命分子”之类罪名，幸福得死去活来，或者活不过来。

经济科即政事科，属于孔门四科之一，虽然很重要，居于第二。孔门四科有两种说法：一、《论语·述而》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里的文指中道文化和礼乐文明，以道统为核心的文明传统；二、谓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四科，其依据在《论语·先进篇》：“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两种说法，范畴不同，宗旨无异，都是道德挂帅。毛氏悖道缺德，大本已谬，还说什么经济科战略实践和王船山心法。

历史上三次焚书坑儒，暴秦第一次，长毛第二次，红毛第三次，最后一次最为全面彻底，最为酷厉残暴。倒是暴秦比较温柔，焚坑之后，秦廷还保留儒生群体，秦始皇还有祭大禹、封泰山之举。毛氏曾自诩：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此言发于1958年马帮八大二次会议。不过，说坑了四万六千个儒，倒是吹牛。秦始皇所坑四百六十人中，多少有些小儒腐儒。毛氏所坑，人数虽然远远不止四万六千，儒者却是没用的，连伪儒都没有。毛时代只有梁漱溟先生，勉强算半个儒家，其它无非马知而已。

贱莫贱兮儒颂毛。拜毛所赐，特权阶级获得了空前巨大的特权利益和享受，贫下中农也曾有过打砸抢的自由和打倒特权阶级的畅快。它们歌颂怀念毛氏，论理固然反常，论情不无可原。儒家拜毛所赐的是什么？是文化被毁灭、圣贤被诬蔑、历史被抹黑，是孔孟和历代圣贤豪杰被挖坟掘墓。

儒而颂毛，非至愚至贱而何。儒而颂毛，绝非真儒可知。

有厅友建议，对于毛氏，应该“实与而文不与”。“实与而名不与”是春春秋经的一种评价标准。实与，是根据实际情况予以承认、肯定；文不予，是根据春秋大义和礼制要求予以拒斥、否定。

“实与而名不与”之例在《公羊传》有六条。其中三条都是讲齐桓公攘夷狄、救诸夏的事迹，事都做得对，所以实与；但根据周礼，齐桓公作为诸侯无权自作主张为其他诸侯筑城（专封），所以文不与。

其中一条出自《春秋》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僖公元年（前659），狄第二次侵邢，齐桓公帅齐、宋、曹三国之兵救之。到了聂北，邢师已溃，逃奔聂北的齐、宋、曹援军。于是，齐桓公迁于陈仪，并率三国之师为邢筑城而去。《公羊传》曰：

“曷为先言次，而后言救？君也。君则其称师何？不与诸侯专封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不义，不得专封也。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

可见，对于霸道，儒家确实可以“实与而文不与”。但对于暴政则大不一样，文实皆不与。对于桀纣幽厉纳粹苏俄，对于古今中西任何形态的极权暴政，都不能乡愿苟同，都应该予以坚决反对和严厉批判。

这也是区别儒不儒家、君不君子的重要标准。君子和盗贼、王者和暴君、仁政和暴政、王道和极权、礼制和人治、仁学和邪说，互为天敌，不共戴天。

德国学者阿多诺说过一句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东海学舌曰：十年浩劫之后，崇魔是可耻的。崇魔的知识分子更可耻，崇魔的儒生特别可耻。崇魔可以视为一种自绝，文化自绝于儒家，道德自绝于性天。崇红魔比颂桀纣可耻十万倍，因为红魔的罪恶超过桀纣十万倍。崇魔可耻，应该成为一个常识。

潇湘厅友言：“桀纣心地不能为尧舜事业。”然也，可称为潇湘律。小人为王，必然拜物拜金，形成恶性利益集团；盗贼为王，必然无法无天，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只有圣贤君子为王，才能建设王道礼制，成就尧舜事业。

拜物颂暴、思想反常者，为政为师，必然沦为恶官恶吏恶知识。那是百姓和学生的大不幸，也是他们自家的大不幸，越成功越不幸，后患恶果越深重。这种人不如啥也不干，做一个饭桶，虽无利于世，亦无害于人，浪费一点衣食而已。那比让它们浪费人民生命财产好得多。

毛粉群体不仅不适合未来王道，不适合西方自由，甚至不适合改革开放的邓时代和兼收并蓄的习时代，毛粉生活在邓习时代，堪称德不配时代。毛粉只适合毛时代。对毛粉最好的尊重就是把它们送回毛时代，或者把马邦拉回毛时代。实在不行，也可以画一个红毛特区，让它们自己玩去。2022-1-4

有厅友颂毛曰： “毛泽东其实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一位通经致用的儒家经济科之战略实践家。他的一生综王船山之心法，力行国家强盛之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王明博古之流，早被淘汰了。虽然毛泽东的很多文章是用马教概念说的，但是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毛泽东真正精通的还是中国之道，他不信仰马教，马教只是他实现富国强兵，为人民谋幸福的工具而已，毛泽东曾把马教类比成狗屎。所以不要再说毛是马教信仰者，他并不信马教”云。 东海曰：如是颂毛，在毛时代，只怕难免被冠以“现行反革命分子”之类罪名，幸福得死去活来，或者活不过来。

经济科即政事科，属于孔门四科之一，虽然很重要，居于第二。孔门四科有两种说法：一、《论语·述而》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里的文指中道文化和礼乐文明，以道统为核心的文明传统；二、谓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四科，其依据在《论语·先进篇》：“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两种说法，范畴不同，宗旨无异，都是道德挂帅。毛氏悖道缺德，大本已谬，还说什么经济科战略实践和王船山心法。

历史上三次焚书坑儒，暴秦第一次，长毛第二次，红毛第三次，最后一次最为全面彻底，最为酷厉残暴。倒是暴秦比较温柔，焚坑之后，秦廷还保留儒生群体，秦始皇还有祭大禹、封泰山之举。毛氏曾自诩：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此言发于1958年马帮八大二次会议。不过，说坑了四万六千个儒，倒是吹牛。秦始皇所坑四百六十人中，多少有些小儒腐儒。毛氏所坑，人数虽然远远不止四万六千，儒者却是没用的，连伪儒都没有。毛时代只有梁漱溟先生，勉强算半个儒家，其它无非马知而已。

贱莫贱兮儒颂毛。拜毛所赐，特权阶级获得了空前巨大的特权利益和享受，贫下中农也曾有过打砸抢的自由和打倒特权阶级的畅快。它们歌颂怀念毛氏，论理固然反常，论情不无可原。儒家拜毛所赐的是什么？是文化被毁灭、圣贤被诬蔑、历史被抹黑，是孔孟和历代圣贤豪杰被挖坟掘墓。

儒而颂毛，非至愚至贱而何。儒而颂毛，绝非真儒可知。

有厅友建议，对于毛氏，应该“实与而文不与”。“实与而名不与”是春春秋经的一种评价标准。实与，是根据实际情况予以承认、肯定；文不予，是根据春秋大义和礼制要求予以拒斥、否定。

“实与而名不与”之例在《公羊传》有六条。其中三条都是讲齐桓公攘夷狄、救诸夏的事迹，事都做得对，所以实与；但根据周礼，齐桓公作为诸侯无权自作主张为其他诸侯筑城（专封），所以文不与。

其中一条出自《春秋》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僖公元年（前659），狄第二次侵邢，齐桓公帅齐、宋、曹三国之兵救之。到了聂北，邢师已溃，逃奔聂北的齐、宋、曹援军。于是，齐桓公迁于陈仪，并率三国之师为邢筑城而去。《公羊传》曰：

“曷为先言次，而后言救？君也。君则其称师何？不与诸侯专封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不义，不得专封也。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

可见，对于霸道，儒家确实可以“实与而文不与”。但对于暴政则大不一样，文实皆不与。对于桀纣幽厉纳粹苏俄，对于古今中西任何形态的极权暴政，都不能乡愿苟同，都应该予以坚决反对和严厉批判。

这也是区别儒不儒家、君不君子的重要标准。君子和盗贼、王者和暴君、仁政和暴政、王道和极权、礼制和人治、仁学和邪说，互为天敌，不共戴天。

德国学者阿多诺说过一句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东海学舌曰：十年浩劫之后，崇魔是可耻的。崇魔的知识分子更可耻，崇魔的儒生特别可耻。崇魔可以视为一种自绝，文化自绝于儒家，道德自绝于性天。崇红魔比颂桀纣可耻十万倍，因为红魔的罪恶超过桀纣十万倍。崇魔可耻，应该成为一个常识。

潇湘厅友言：“桀纣心地不能为尧舜事业。”然也，可称为潇湘律。小人为王，必然拜物拜金，形成恶性利益集团；盗贼为王，必然无法无天，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只有圣贤君子为王，才能建设王道礼制，成就尧舜事业。

拜物颂暴、思想反常者，为政为师，必然沦为恶官恶吏恶知识。那是百姓和学生的大不幸，也是他们自家的大不幸，越成功越不幸，后患恶果越深重。这种人不如啥也不干，做一个饭桶，虽无利于世，亦无害于人，浪费一点衣食而已。那比让它们浪费人民生命财产好得多。

毛粉群体不仅不适合未来王道，不适合西方自由，甚至不适合改革开放的邓时代和兼收并蓄的习时代，毛粉生活在邓习时代，堪称德不配时代。毛粉只适合毛时代。对毛粉最好的尊重就是把它们送回毛时代，或者把马邦拉回毛时代。实在不行，也可以画一个红毛特区，让它们自己玩去。202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