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三日在北京闹市区，一位身着橙色上装，头戴黄色安全帽的中年人士，在中关村附近的北三环四通桥的外侧栏杆上，挂了两个大横幅标语，左边这个标语上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而右边较短横幅标语上则写着“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为引起周边行人和居民的围观和注意，他又在该处桥上燃起浓烟，引起桥下大量行人和居民驻足观看，许多人还在那里拍视频、拍照片，这些视频和照片很快便流传到国内外，在国内外引起不小的轰动。看来这次在北京闹市区“挂标(语)行动”的实施人网名彭载舟(实名彭立发)的孤胆英雄完全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

孤胆英雄彭立发之所以能在军警明岗暗哨林立的北京闹市区严禁行人通行的四通桥成功避开军警的耳目，爭取到足够的时间，完成在四通桥侧面的栏杆上挂出两幅如此巨大的、充分反映出党内外民众心声的标语，并且为吸引众多桥下行人和居民的关注，居然在桥上燃起了浓烟滾滾的烽火。

要在北京闹市区无处不在的军警、便衣们的眼皮底下完成停车、从车上取下两大綑标语，并将它们搬运到桥洞上方的两端、展开、用绳索或胶带固定在桥外侧的栏杆上，然后又从车上取出发烟燃烧物点燃，使桥上升起引人注目的滾滾黑烟，把行人和四周居民的目光和注意力吸引到标语上来，完成这一系列工作，按常识，这通常至少需要15分钟左右的时间。

尽管聪明的彭立发先生事先周密的谋划和成功伪装成施工维护人员的穿戴，分散了四周军警的注意力，在桥上停车、搬运标语和发烟燃烧物时，未能到起军警们的注意，为自己赢得了几分钟宝贵的时间，但从他开始在桥外侧栏杆上张挂第一幅标语起，直至挂出两幅标语，又点燃发烟燃烧物，直到被赶到桥上的警察和警车把他带走为止的这至少十多分钟内，四通桥附近的众多隨时待命应对突发事件的军警们，居然未采取任何迅速有效的行动及时制止彭立发的“挂标(语)行动”，这在中共20大召开的前夕、在被中共公安、武警甚至还包括军队严密管控的北京闹市区是无法想象的，也就是说这种事发生在中共二十大前三天的下午两点多钟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然而这件事居然真的发生了。这其中必有原因，笔者分析出现这种情况，不外乎以下两种原因：一是事发当时，当地值勤的公安、武警、便衣都处于松弛状态，他们有的专注于手机上的黄色内容、手机游戏，或正专注于与亲友聊天，以至于未能及时发现彭立发在四通桥上的“挂标(语)行动”，直至彭立发在桥上燃起引人注目的烽烟，使得附近行人、居民駐足观看，发出议论、惊呼之后，才往桥上冒烟处观看，才发现彭立发在桥上挂出的巨幅标语，立即向上级报告情况，经上级批准之后，才派出几部警车到桥上将彭立发拘押，并将彭立发张挂的标语收缴。

如系这种情况，则表明中共当局看似严密的维稳系统也因无所不在的腐败而远没有中共自己宣称的和不少国内外人士认为的那么严密、高效。

其基层维稳工作人员也因社会的不公(他们的领导们平日吃香喝辣、收受贿赂、包养二奶，在办公室、在家里养尊处优，而他们则不论风雨日晒；不论严寒酷暑都要外面执勤)而心怀不满。因而执勤时，消极怠惰、混日子，哪里会专心致志，隨时关注周围的情况，以致给了彭立发以可乘之机，得以在四通桥上完成了他看似无法完成的“挂标”壮举。



另一种可能性是当彭立发在桥上开始挂出标语时，并不是没有被在桥四周执勤的军警、便衣们发现，而是当他们看到彭立发挂出的标语上面所写的内容都是他们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就故意装作未看见的样子，迟迟不采取行动进行阻止，也不向上面报告，使彭立发赢得了宝贵的十几分钟时间，从容完成在四通桥上张挂标语并引燃发烟物的壮举。

要知道，在四通桥附近执勤的众多军警、便衣之中只要有一个是忠于中共的“职守”的，他发现彭立发在桥上刚开始张挂标语时，就立即来取行动通知在四通桥附近值守的警车、摩托前往四通桥上制止彭立发的“挂标”行动，那么彭立发是不可能顺利完成他的“挂标”壮举的，更不可能在桥上点起引人注目的烽烟。

这表明彭立发标语上所写的内容，不仅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心声，也代表了很大一部份中共基层维稳人员的心声，才导致四通桥四周的维稳军警、便衣对彭立发先生在四通桥上的壮举故意“视而不见”，直到彭立发在桥上完成他那震惊世界的壮举，并让彭立发的这一壮举有时间流传至国内外之后，才例行公事地采取行动，派出警车和警员到桥上将彭立发拘押，并将早已流传到国内外的标语收缴。从视频上看彭在被军警拘押时，他还罕见地未受到暴力对待。

另据网友报导，他从北京公安内部的朋友处得到消息：彭立发被拘押后，警察对他还算客气，对案件的侦破也不是很积极。



以上这些情况已表明对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在他们愚蠢的内外政策造成的内外交困的险恶环境之下，试图回归毛时代的倒行逆施，以及对待疫请所奉行的愚不可及的“清零政策”，不仅引起了广大民众的不满，也引起了中共当局许多基层干部和基层维稳人员的不满。

这些基层干部和基层维稳人员对习当局的清零政策和试图回归毛时代的做法采取消积怠工、不作为，或阴奉阴违，对上面的要求虚与委蛇、应付了事的态度。

据笔者的一位广州友人说：他三月份从海南回到广州后，因白云区疫情较严重，被当地(广州番禺区)要求连续做了四次核酸检测(每日一次)，当做第四次时，他问疫情防控人员：还要做几次？该工作人员称：至少还要做两次。当他次日准备去做第五次时却发现，南浦里搭建的二三十个核酸检测棚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社区也未再通知去做核酸检测。过了约一个星期，他上午去南浦里一带散步时，看到那里又搭建了二三十个核酸检测棚，却只有两个棚有医务人员在那里进行检测，一共只有二十来个人在那里排队等候检测，却有一个工作人员拿着摄像机在那里拍摄视频。朋友所在社区，也未通过手机要求居民去做核酸检测(但马路上还是有人拿着扩音器要求民众前去做核酸)，到傍晚朋友又散步到南浦里时，发现那二三十个核酸检测棚仍然只有两个棚有医务人员在进行检测，排队的人也只有一二十人(估计是要到外地旅行的人不得不做)。到次日上午朋友再去散步时，发现那二三十个核酸检测棚，一夜之间又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据朋友称：这种情況连续出现过四五次(大约一星期左右出现一次)。

这种情况表明：基层工作人员和疫情防控人员早已被习当局的清零政策搞得不胜其烦，都在釆取应付、消极抵制的方式对待习当局的清零政策。

因为广东省和广州市的最高领导都是习近平空降到广东省和广州市的习派人马，他们都要忠实地推行习近平的清零政策，而广东省和广州市的中下层干部，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多具有较强的“改革开放”意识，广东省和广州市的最高领导秉承习近平的旨意，要推行清零策，要求对民众不停地进行大规模核酸普检，而广东省和广州市的中下层干部又不愿意这么干，只好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加以应付抵制，这就是为什么广州南浦里的数十个核酸检测棚刚搭建未进行大规模检测就拆掉，拆了又榙建，每次只有一两个检测棚有医务人员在检测，录好像之后，又拆掉的原因。

搭好核酸检测棚后，录下有人在检测的视频是为了报上去忽悠省市的最高领导，告诉他们：你们看，光是在南浦里就有二三十个核酸检测棚在进行大规模核酸普检。

彭立发先生在警卫森严的北京四通桥上成功“挂标”的壮举，和广州中下层干部和民众抵制清零政策的行为，都表明：尽管习当局采用了许多高科技手段诸如：人脸识別系统、手机定位系统、数以千万计的监控摄像头、网络防火墙、对通话的监听和窃听……等，再加上数以千万计的线人、数以百万计的军警、便衣和数以百万计的各级基层干部对全国民众进行了严密的管控。但这个管控系统还是存在着许多漏洞的，否则就不会出现震惊中外的“彭立发事件”和广州中下层干部和民众抵制清零政策这类事情。

近年来，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来许多人(包括许多民主异议人士在内)对中共当局运用高科技手段加强对民众的管控产生了恐俱，似乎觉得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无不在中共当局的掌控之中，中共当局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了如指掌。

从理论上说中共当局当然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但实际上中共当局是不可能对每一个人都做到这一点的，因为要对一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做到24小时不间断的严密监控，中共当局至少要有三人，一台车在此人居住处三班轮流进行监视，以备此人一旦离开居所时进行跟踪监视，还得配备一个人顶班轮休，此外还得配备专人对此人的手机、电话、微信、视频通讯进行监控，还要在此人居处的进出口安装摄像头，以确认此人常与哪些人交往，也要在此人居所附近或亲友中收买线人，隨时报告此人的言行，还要对此人的邮箱和其他资讯交流平台进行监控，对于設置了密码的资讯交流平台，还得请高端专业人才来进行密码破译，如果此人警惕性很高，设置的密码不仅破解的难度大，而且经常更换密码，那么，中共当局光是监控此人的资讯交流的各种平台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中共要不惜代价监控死此人对外交往的资讯平台，那么中共在人力、设备和时间上要付出的代价也是惊人的，由此可知中共当局要完全监控住一个人都要花费如此巨大的代价，耗费如此多的资源，那么中共要监控死全国十四亿民众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但是由干中共当局对“天眼(监控摄像头)”系统、人臉识别系统、手机定位系统、手机、电话监控系统、防火墙系统……等现代监控科技的大力吹嘘，使国内许多民众，包括许多民主异议人士都被中共的这些高科技监控手段所震慑，而变得缩手缩脚、谨小慎微，不敢发声、不敢行动。而这些正是中共吹噓他们所掌控的高科技监控手段要达到的目的，它就是要让你不敢发声、不敢反抗。

通过前面的介绍，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中共当局除了可以基本上监控住国内著名的、有巨大影响力的、对中共的极权统治构成直接威胁的为数有限的民主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之外。对全国为数众多的民主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维权律师和普通民众，中共当局是完全不可能进行全面管控的，这并不是中共不想对他们进行全面管控，实在是中共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次民主异议人士彭立发先生能成功在北京四通桥上完成他那震惊世界，并将载入史册的“挂标”壮举就是证明，想一想：如果彭立发这位以前并不知名的北京民主异议人士，如许多被中共当局的众多高科技管控技术所震慑的人所认为的那样，他的一举一动都无时无刻不在中共的掌控之中，那么，彭先生完全不可能完成他在四通桥上的壮举的。

因为倘若彭先生的一举一动都如许多人误认为的那样，隨时都在中共的严密监控之中，那么从彭先生采购那么长的布料(现在，在城市里，已基本上没有人会购买大量布料，请裁缝在家里制作衣被之类的物品了)这一反常行动起，彭先生就必将引起中共警方的注意，接着警方便会加强对彭先生的监控，当发现彭先生在家书写制作“反动标语”时，便会将他拘捕，那后面哪里还有彭先生到四通桥上张挂“反动标语”和点燃烽火的事发生？

2022年10月16日写于望春轩

十月十三日在北京闹市区，一位身着橙色上装，头戴黄色安全帽的中年人士，在中关村附近的北三环四通桥的外侧栏杆上，挂了两个大横幅标语，左边这个标语上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而右边较短横幅标语上则写着“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为引起周边行人和居民的围观和注意，他又在该处桥上燃起浓烟，引起桥下大量行人和居民驻足观看，许多人还在那里拍视频、拍照片，这些视频和照片很快便流传到国内外，在国内外引起不小的轰动。看来这次在北京闹市区“挂标(语)行动”的实施人网名彭载舟(实名彭立发)的孤胆英雄完全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

孤胆英雄彭立发之所以能在军警明岗暗哨林立的北京闹市区严禁行人通行的四通桥成功避开军警的耳目，爭取到足够的时间，完成在四通桥侧面的栏杆上挂出两幅如此巨大的、充分反映出党内外民众心声的标语，并且为吸引众多桥下行人和居民的关注，居然在桥上燃起了浓烟滾滾的烽火。

要在北京闹市区无处不在的军警、便衣们的眼皮底下完成停车、从车上取下两大綑标语，并将它们搬运到桥洞上方的两端、展开、用绳索或胶带固定在桥外侧的栏杆上，然后又从车上取出发烟燃烧物点燃，使桥上升起引人注目的滾滾黑烟，把行人和四周居民的目光和注意力吸引到标语上来，完成这一系列工作，按常识，这通常至少需要15分钟左右的时间。

尽管聪明的彭立发先生事先周密的谋划和成功伪装成施工维护人员的穿戴，分散了四周军警的注意力，在桥上停车、搬运标语和发烟燃烧物时，未能到起军警们的注意，为自己赢得了几分钟宝贵的时间，但从他开始在桥外侧栏杆上张挂第一幅标语起，直至挂出两幅标语，又点燃发烟燃烧物，直到被赶到桥上的警察和警车把他带走为止的这至少十多分钟内，四通桥附近的众多隨时待命应对突发事件的军警们，居然未采取任何迅速有效的行动及时制止彭立发的“挂标(语)行动”，这在中共20大召开的前夕、在被中共公安、武警甚至还包括军队严密管控的北京闹市区是无法想象的，也就是说这种事发生在中共二十大前三天的下午两点多钟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然而这件事居然真的发生了。这其中必有原因，笔者分析出现这种情况，不外乎以下两种原因：一是事发当时，当地值勤的公安、武警、便衣都处于松弛状态，他们有的专注于手机上的黄色内容、手机游戏，或正专注于与亲友聊天，以至于未能及时发现彭立发在四通桥上的“挂标(语)行动”，直至彭立发在桥上燃起引人注目的烽烟，使得附近行人、居民駐足观看，发出议论、惊呼之后，才往桥上冒烟处观看，才发现彭立发在桥上挂出的巨幅标语，立即向上级报告情况，经上级批准之后，才派出几部警车到桥上将彭立发拘押，并将彭立发张挂的标语收缴。

如系这种情况，则表明中共当局看似严密的维稳系统也因无所不在的腐败而远没有中共自己宣称的和不少国内外人士认为的那么严密、高效。

其基层维稳工作人员也因社会的不公(他们的领导们平日吃香喝辣、收受贿赂、包养二奶，在办公室、在家里养尊处优，而他们则不论风雨日晒；不论严寒酷暑都要外面执勤)而心怀不满。因而执勤时，消极怠惰、混日子，哪里会专心致志，隨时关注周围的情况，以致给了彭立发以可乘之机，得以在四通桥上完成了他看似无法完成的“挂标”壮举。



另一种可能性是当彭立发在桥上开始挂出标语时，并不是没有被在桥四周执勤的军警、便衣们发现，而是当他们看到彭立发挂出的标语上面所写的内容都是他们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就故意装作未看见的样子，迟迟不采取行动进行阻止，也不向上面报告，使彭立发赢得了宝贵的十几分钟时间，从容完成在四通桥上张挂标语并引燃发烟物的壮举。

要知道，在四通桥附近执勤的众多军警、便衣之中只要有一个是忠于中共的“职守”的，他发现彭立发在桥上刚开始张挂标语时，就立即来取行动通知在四通桥附近值守的警车、摩托前往四通桥上制止彭立发的“挂标”行动，那么彭立发是不可能顺利完成他的“挂标”壮举的，更不可能在桥上点起引人注目的烽烟。

这表明彭立发标语上所写的内容，不仅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心声，也代表了很大一部份中共基层维稳人员的心声，才导致四通桥四周的维稳军警、便衣对彭立发先生在四通桥上的壮举故意“视而不见”，直到彭立发在桥上完成他那震惊世界的壮举，并让彭立发的这一壮举有时间流传至国内外之后，才例行公事地采取行动，派出警车和警员到桥上将彭立发拘押，并将早已流传到国内外的标语收缴。从视频上看彭在被军警拘押时，他还罕见地未受到暴力对待。

另据网友报导，他从北京公安内部的朋友处得到消息：彭立发被拘押后，警察对他还算客气，对案件的侦破也不是很积极。



以上这些情况已表明对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在他们愚蠢的内外政策造成的内外交困的险恶环境之下，试图回归毛时代的倒行逆施，以及对待疫请所奉行的愚不可及的“清零政策”，不仅引起了广大民众的不满，也引起了中共当局许多基层干部和基层维稳人员的不满。

这些基层干部和基层维稳人员对习当局的清零政策和试图回归毛时代的做法采取消积怠工、不作为，或阴奉阴违，对上面的要求虚与委蛇、应付了事的态度。

据笔者的一位广州友人说：他三月份从海南回到广州后，因白云区疫情较严重，被当地(广州番禺区)要求连续做了四次核酸检测(每日一次)，当做第四次时，他问疫情防控人员：还要做几次？该工作人员称：至少还要做两次。当他次日准备去做第五次时却发现，南浦里搭建的二三十个核酸检测棚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社区也未再通知去做核酸检测。过了约一个星期，他上午去南浦里一带散步时，看到那里又搭建了二三十个核酸检测棚，却只有两个棚有医务人员在那里进行检测，一共只有二十来个人在那里排队等候检测，却有一个工作人员拿着摄像机在那里拍摄视频。朋友所在社区，也未通过手机要求居民去做核酸检测(但马路上还是有人拿着扩音器要求民众前去做核酸)，到傍晚朋友又散步到南浦里时，发现那二三十个核酸检测棚仍然只有两个棚有医务人员在进行检测，排队的人也只有一二十人(估计是要到外地旅行的人不得不做)。到次日上午朋友再去散步时，发现那二三十个核酸检测棚，一夜之间又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据朋友称：这种情況连续出现过四五次(大约一星期左右出现一次)。

这种情况表明：基层工作人员和疫情防控人员早已被习当局的清零政策搞得不胜其烦，都在釆取应付、消极抵制的方式对待习当局的清零政策。

因为广东省和广州市的最高领导都是习近平空降到广东省和广州市的习派人马，他们都要忠实地推行习近平的清零政策，而广东省和广州市的中下层干部，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多具有较强的“改革开放”意识，广东省和广州市的最高领导秉承习近平的旨意，要推行清零策，要求对民众不停地进行大规模核酸普检，而广东省和广州市的中下层干部又不愿意这么干，只好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加以应付抵制，这就是为什么广州南浦里的数十个核酸检测棚刚搭建未进行大规模检测就拆掉，拆了又榙建，每次只有一两个检测棚有医务人员在检测，录好像之后，又拆掉的原因。

搭好核酸检测棚后，录下有人在检测的视频是为了报上去忽悠省市的最高领导，告诉他们：你们看，光是在南浦里就有二三十个核酸检测棚在进行大规模核酸普检。

彭立发先生在警卫森严的北京四通桥上成功“挂标”的壮举，和广州中下层干部和民众抵制清零政策的行为，都表明：尽管习当局采用了许多高科技手段诸如：人脸识別系统、手机定位系统、数以千万计的监控摄像头、网络防火墙、对通话的监听和窃听……等，再加上数以千万计的线人、数以百万计的军警、便衣和数以百万计的各级基层干部对全国民众进行了严密的管控。但这个管控系统还是存在着许多漏洞的，否则就不会出现震惊中外的“彭立发事件”和广州中下层干部和民众抵制清零政策这类事情。

近年来，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来许多人(包括许多民主异议人士在内)对中共当局运用高科技手段加强对民众的管控产生了恐俱，似乎觉得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无不在中共当局的掌控之中，中共当局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了如指掌。

从理论上说中共当局当然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但实际上中共当局是不可能对每一个人都做到这一点的，因为要对一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做到24小时不间断的严密监控，中共当局至少要有三人，一台车在此人居住处三班轮流进行监视，以备此人一旦离开居所时进行跟踪监视，还得配备一个人顶班轮休，此外还得配备专人对此人的手机、电话、微信、视频通讯进行监控，还要在此人居处的进出口安装摄像头，以确认此人常与哪些人交往，也要在此人居所附近或亲友中收买线人，隨时报告此人的言行，还要对此人的邮箱和其他资讯交流平台进行监控，对于設置了密码的资讯交流平台，还得请高端专业人才来进行密码破译，如果此人警惕性很高，设置的密码不仅破解的难度大，而且经常更换密码，那么，中共当局光是监控此人的资讯交流的各种平台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中共要不惜代价监控死此人对外交往的资讯平台，那么中共在人力、设备和时间上要付出的代价也是惊人的，由此可知中共当局要完全监控住一个人都要花费如此巨大的代价，耗费如此多的资源，那么中共要监控死全国十四亿民众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但是由干中共当局对“天眼(监控摄像头)”系统、人臉识别系统、手机定位系统、手机、电话监控系统、防火墙系统……等现代监控科技的大力吹嘘，使国内许多民众，包括许多民主异议人士都被中共的这些高科技监控手段所震慑，而变得缩手缩脚、谨小慎微，不敢发声、不敢行动。而这些正是中共吹噓他们所掌控的高科技监控手段要达到的目的，它就是要让你不敢发声、不敢反抗。

通过前面的介绍，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中共当局除了可以基本上监控住国内著名的、有巨大影响力的、对中共的极权统治构成直接威胁的为数有限的民主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之外。对全国为数众多的民主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维权律师和普通民众，中共当局是完全不可能进行全面管控的，这并不是中共不想对他们进行全面管控，实在是中共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次民主异议人士彭立发先生能成功在北京四通桥上完成他那震惊世界，并将载入史册的“挂标”壮举就是证明，想一想：如果彭立发这位以前并不知名的北京民主异议人士，如许多被中共当局的众多高科技管控技术所震慑的人所认为的那样，他的一举一动都无时无刻不在中共的掌控之中，那么，彭先生完全不可能完成他在四通桥上的壮举的。

因为倘若彭先生的一举一动都如许多人误认为的那样，隨时都在中共的严密监控之中，那么从彭先生采购那么长的布料(现在，在城市里，已基本上没有人会购买大量布料，请裁缝在家里制作衣被之类的物品了)这一反常行动起，彭先生就必将引起中共警方的注意，接着警方便会加强对彭先生的监控，当发现彭先生在家书写制作“反动标语”时，便会将他拘捕，那后面哪里还有彭先生到四通桥上张挂“反动标语”和点燃烽火的事发生？

2022年10月16日写于望春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