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 —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伯恩斯（William Burns）日前首度证实，美国在中国的情报网在十多年前曾遭重创，现在正在努力重建。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一个广义的间谍组织，现在的美中科技战事实上就是某种程度的美中情报战。西方民主自由国家与封闭的警察国家虽然存在着“情报不对等”的情况，但“独裁者困境”常常因为不真实的情报而做出错误判断与决策。
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7月24日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在阿斯彭安全论坛 （Aspen Security Forum）上首度公开承认，中情局在中国的间谍网曾于十几年前遭遇“毁灭性损失”，原因是内部干员背叛以及秘密通讯系统被中方渗透，现在正在努力重建中。

报道指出，2010年至2012年间，至少有30名中情局在中国的干员被中国国安部拘留，大多数人遭到监禁，至少有1名干员在北京一栋政府大楼内，在一群中方安全人员的面前“被处决”。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中回应称，美方一边反覆散布所谓中国间谍、网络攻击的虚假信息，一边毫不掩饰地宣称要针对中国开展大规模情报活动。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透过情报颠覆国际体系

《外交事务》7月19日刊登评论表示，随着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前夕宣布与中国建立“无上限”伙伴关系，普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试图颠覆国际体系，而且他们严重依赖情报机构来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和中国的情报机构利用美国过去投注大量资源在反恐而分心的情况下，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破坏西方民主，并极尽可能的窃取最多的科学和技术秘密。

该评论说，本身就出身自前苏联情治单位克格勃（KGB）特工的普京，将俄罗斯视为军国主义黑手党政权。他依赖一些拥有情报和军事背景的“西罗维基”集团，该词在俄语的意思是“强力之人”，指的不是单一商业集团公司，而是由军队、警察、司法、特务部门的指挥官抱团组成的权力团体。报道说，在克里姆林宫的技术官僚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有这样的背景。

中共的间谍机构则是采取“集全社会之力”的方式来搜集情报。他们搜集人、网络和信号情报，同时还利用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公开来源。中国共产党还强迫中国企业在有要求时与情报机构合作，从而将间谍活动和收买融为一体，结果是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中共重商主义威权模式。一场由新技术倡导的新间谍战争正在展开。

台湾国家安全局外围智库亚太和平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一个间谍组织。”

他表示，中共一方面在其党章里面就有规定所有的党员都有负责向党报告的义务，而这里所谓的报告就是将看到、听到的一切事情都向党报告；另一方面，不论是俄国还是中国的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地下组织，因此即便中共建国以后，它还是承袭了这一套观念和作法给政府里的所有部门和人员。

全方位间谍活动

董立文表示，中国的间谍活动是“全方位”的，每一个政府部门、机构都根据其所负责的事务进行间谍活动与渗透。比如中国的教育部在跟海外进行教育合作或文化交流时也同时在做情搜，“孔子学院”和“千人计划”都是很好的案例，其他的政府部门和各单位都可以“依此类推”。

董立文说，在1991年冷战结束后，整个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用三个词来概括就是全球化、网路化和科技化。全球化指的是人员、资金、技术、商品和资讯的跨国界大规模流动，中国也趁此将间谍活动参杂在这五大要素中，通过全球化让中国的间谍网遍布全世界。而随着中国崛起，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和融入全球经济的能力更甚于俄罗斯，中国间谍网亦是。

董立文表示，在2018年以前，美国情报圈最大的任务目标是反恐，因此美国把绝大多数的资源都投入在反恐战争，结果造成了中国间谍崛起。一直到2018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川普才开始觉醒，公开宣示自此美国的情报圈都要把应对中国和俄国放在首要位置。

中国列首要威胁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今年发表的《2023年美国国家安全全球威胁评估》，将中国列为首要威胁。这项报告关切中国威胁的七类活动，包括结合政、经、军等各种力量强化共产党统治，透过“一带一路”等倡议扩大全球影响力；扩大军事投射能力；调整核武政策与扩大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建立太空站，追求成为太空领域的世界领导者；拥有强大的网路攻击能力，利用网路监视人民；塑造中国正面形象并弱化反中势力的“恶意影响力”。跟去年相比，今年另新增第七类“科技与经济”的威胁类别，包含投入科技自主、获取美国军民先进技术、控制全球关键产业供应链等。

分析人士说，这反映出美国对中国威胁的担忧程度不断增加，中国透过窃取美国军事和民间科技与智慧财产权的方式，意在削弱美国的各种优势，最终的目的是要挑战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钟志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情报战基本上就是透过情报的搜集、研判跟运用三个步骤，来达到其特殊的政治目的。情报与反情报是一体两面，从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发布的《反情报战略》报告可以看出，美国防止间谍活动的五大战略目标为：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减少主要供应链受到威胁、打击不公平利用美国经济的行为、保护美国民主不受外部影响，以及打击外国情报机构的网路活动和技术活动。

钟志东表示，换句话说，美中科技战其实就是另一种美中情报战，美国在关键技术上设下层层障碍，为的就是不让中国轻易取得尖端技术而伤害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现有优势。

钟志东还说：“以前的情报相当程度是依赖人渗透到相关的组织里面去获取相关的情资，可是现在一个很大的变数就是科技。”

全社会途径反制

他说，现代情报战的新课题是情报的来源不再只从传统的政府部门和外交人士的“公领域”而来，更多的是来自于“私领域”的商业部门，比如民间的商业卫星公司，和包括中国特有在世界各地成立的“海外警侨站”和华人社群等。这也意味着美国的反间谍行动必要须采取“全社会途径”，将公领域和私领域整合，并强化运用私人商业情报的能力。

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特约研究员杨太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现在的情报有90%到95%来自公开的开源情报，其余的10%到5%靠的是内线情报，也就是所谓的人员情报。

他说，中共除了透过西方公开的硕博士论文、期刊杂志、报纸、广播、电视进行情搜外，现在更多的是从网路或者搜寻引擎、社交媒体而来，透过大数据和AI人工智慧进行分析，再筛选出有用的资讯。

不过，科技虽然让情搜变得容易，但如何辨别真伪也变得更加困难。分析人士说，虽然搜集封闭警察国家的情报，对于民主国家而言是一项很大的挑战，因为中国可以透过美国的开放网络与言论自由，散布假讯息并轻易取得西方世界的开源资料，但中国的封闭式网络却连外界现在要付费下载中国期刊资料都不可得，双方存在着“情报不对等”的现况。

独裁者困境

但钟志东表示，自由世界也不用太悲观，因为“独裁者困境”是警察国家的一大致命伤。所谓“独裁者困境”意旨独裁者身边的人为了阿谀奉承而不敢讲真话，因此提供给独裁者的资讯都是他想要的而不是真实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即使普京是人称的间谍大师，但实际上却因一系列情报失败而让俄罗斯至今仍深陷战争泥淖。相反地，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成功拼凑了普京的战争计划，并将其公开化，让俄国的军事行动失去了突发性和隐蔽性，并制造了俄国内部分裂。

钟志东说，习近平的独裁程度比普京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中国情报单位在提供给习近平的资讯也很可能是扭曲而不真实的，这让中国变得不可测而充满危险。

台湾亚太和平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表示，自由民主与极权专制两个阵营在对阵的时候，民主国家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自由、民主、法治与人权的普世价值，这也是专制国家最脆弱的地方，因而时常发生内斗。过去中共的贪官外逃最多的地方就是美国，因为中共官员也知道美国是一个有人权法治的国家，所以美国要明确地向中共叛逃者保证他们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安全，让更多的志愿者叛逃到美国，美国也能借此获取更多的内部情报。

此外，资料库也一直是数位极权国家的弱点，因为中共利用天网等工具对全国人民进行严密监控，所以只要能进入到它的资料库，全中国人民的资料，包括习近平，可以说是无所不知。

不过，杨太源提醒，即使在科技发达的同时，“自己人”的保密工作仍是相当重要。美国先前之所以会在中国遭受这么大的伤害，很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很强的内线去支撑，而过分依赖网络或是微信等公开的照片，以致于没办法了解对方的决策逻辑，进而造成研判上的落差。

台北 —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伯恩斯（William Burns）日前首度证实，美国在中国的情报网在十多年前曾遭重创，现在正在努力重建。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一个广义的间谍组织，现在的美中科技战事实上就是某种程度的美中情报战。西方民主自由国家与封闭的警察国家虽然存在着“情报不对等”的情况，但“独裁者困境”常常因为不真实的情报而做出错误判断与决策。
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7月24日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在阿斯彭安全论坛 （Aspen Security Forum）上首度公开承认，中情局在中国的间谍网曾于十几年前遭遇“毁灭性损失”，原因是内部干员背叛以及秘密通讯系统被中方渗透，现在正在努力重建中。

报道指出，2010年至2012年间，至少有30名中情局在中国的干员被中国国安部拘留，大多数人遭到监禁，至少有1名干员在北京一栋政府大楼内，在一群中方安全人员的面前“被处决”。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中回应称，美方一边反覆散布所谓中国间谍、网络攻击的虚假信息，一边毫不掩饰地宣称要针对中国开展大规模情报活动。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透过情报颠覆国际体系

《外交事务》7月19日刊登评论表示，随着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前夕宣布与中国建立“无上限”伙伴关系，普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试图颠覆国际体系，而且他们严重依赖情报机构来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和中国的情报机构利用美国过去投注大量资源在反恐而分心的情况下，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破坏西方民主，并极尽可能的窃取最多的科学和技术秘密。

该评论说，本身就出身自前苏联情治单位克格勃（KGB）特工的普京，将俄罗斯视为军国主义黑手党政权。他依赖一些拥有情报和军事背景的“西罗维基”集团，该词在俄语的意思是“强力之人”，指的不是单一商业集团公司，而是由军队、警察、司法、特务部门的指挥官抱团组成的权力团体。报道说，在克里姆林宫的技术官僚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有这样的背景。

中共的间谍机构则是采取“集全社会之力”的方式来搜集情报。他们搜集人、网络和信号情报，同时还利用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公开来源。中国共产党还强迫中国企业在有要求时与情报机构合作，从而将间谍活动和收买融为一体，结果是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中共重商主义威权模式。一场由新技术倡导的新间谍战争正在展开。

台湾国家安全局外围智库亚太和平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一个间谍组织。”

他表示，中共一方面在其党章里面就有规定所有的党员都有负责向党报告的义务，而这里所谓的报告就是将看到、听到的一切事情都向党报告；另一方面，不论是俄国还是中国的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地下组织，因此即便中共建国以后，它还是承袭了这一套观念和作法给政府里的所有部门和人员。

全方位间谍活动

董立文表示，中国的间谍活动是“全方位”的，每一个政府部门、机构都根据其所负责的事务进行间谍活动与渗透。比如中国的教育部在跟海外进行教育合作或文化交流时也同时在做情搜，“孔子学院”和“千人计划”都是很好的案例，其他的政府部门和各单位都可以“依此类推”。

董立文说，在1991年冷战结束后，整个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用三个词来概括就是全球化、网路化和科技化。全球化指的是人员、资金、技术、商品和资讯的跨国界大规模流动，中国也趁此将间谍活动参杂在这五大要素中，通过全球化让中国的间谍网遍布全世界。而随着中国崛起，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和融入全球经济的能力更甚于俄罗斯，中国间谍网亦是。

董立文表示，在2018年以前，美国情报圈最大的任务目标是反恐，因此美国把绝大多数的资源都投入在反恐战争，结果造成了中国间谍崛起。一直到2018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川普才开始觉醒，公开宣示自此美国的情报圈都要把应对中国和俄国放在首要位置。

中国列首要威胁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今年发表的《2023年美国国家安全全球威胁评估》，将中国列为首要威胁。这项报告关切中国威胁的七类活动，包括结合政、经、军等各种力量强化共产党统治，透过“一带一路”等倡议扩大全球影响力；扩大军事投射能力；调整核武政策与扩大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建立太空站，追求成为太空领域的世界领导者；拥有强大的网路攻击能力，利用网路监视人民；塑造中国正面形象并弱化反中势力的“恶意影响力”。跟去年相比，今年另新增第七类“科技与经济”的威胁类别，包含投入科技自主、获取美国军民先进技术、控制全球关键产业供应链等。

分析人士说，这反映出美国对中国威胁的担忧程度不断增加，中国透过窃取美国军事和民间科技与智慧财产权的方式，意在削弱美国的各种优势，最终的目的是要挑战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钟志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情报战基本上就是透过情报的搜集、研判跟运用三个步骤，来达到其特殊的政治目的。情报与反情报是一体两面，从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发布的《反情报战略》报告可以看出，美国防止间谍活动的五大战略目标为：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减少主要供应链受到威胁、打击不公平利用美国经济的行为、保护美国民主不受外部影响，以及打击外国情报机构的网路活动和技术活动。

钟志东表示，换句话说，美中科技战其实就是另一种美中情报战，美国在关键技术上设下层层障碍，为的就是不让中国轻易取得尖端技术而伤害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现有优势。

钟志东还说：“以前的情报相当程度是依赖人渗透到相关的组织里面去获取相关的情资，可是现在一个很大的变数就是科技。”

全社会途径反制

他说，现代情报战的新课题是情报的来源不再只从传统的政府部门和外交人士的“公领域”而来，更多的是来自于“私领域”的商业部门，比如民间的商业卫星公司，和包括中国特有在世界各地成立的“海外警侨站”和华人社群等。这也意味着美国的反间谍行动必要须采取“全社会途径”，将公领域和私领域整合，并强化运用私人商业情报的能力。

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特约研究员杨太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现在的情报有90%到95%来自公开的开源情报，其余的10%到5%靠的是内线情报，也就是所谓的人员情报。

他说，中共除了透过西方公开的硕博士论文、期刊杂志、报纸、广播、电视进行情搜外，现在更多的是从网路或者搜寻引擎、社交媒体而来，透过大数据和AI人工智慧进行分析，再筛选出有用的资讯。

不过，科技虽然让情搜变得容易，但如何辨别真伪也变得更加困难。分析人士说，虽然搜集封闭警察国家的情报，对于民主国家而言是一项很大的挑战，因为中国可以透过美国的开放网络与言论自由，散布假讯息并轻易取得西方世界的开源资料，但中国的封闭式网络却连外界现在要付费下载中国期刊资料都不可得，双方存在着“情报不对等”的现况。

独裁者困境

但钟志东表示，自由世界也不用太悲观，因为“独裁者困境”是警察国家的一大致命伤。所谓“独裁者困境”意旨独裁者身边的人为了阿谀奉承而不敢讲真话，因此提供给独裁者的资讯都是他想要的而不是真实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即使普京是人称的间谍大师，但实际上却因一系列情报失败而让俄罗斯至今仍深陷战争泥淖。相反地，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成功拼凑了普京的战争计划，并将其公开化，让俄国的军事行动失去了突发性和隐蔽性，并制造了俄国内部分裂。

钟志东说，习近平的独裁程度比普京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中国情报单位在提供给习近平的资讯也很可能是扭曲而不真实的，这让中国变得不可测而充满危险。

台湾亚太和平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表示，自由民主与极权专制两个阵营在对阵的时候，民主国家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自由、民主、法治与人权的普世价值，这也是专制国家最脆弱的地方，因而时常发生内斗。过去中共的贪官外逃最多的地方就是美国，因为中共官员也知道美国是一个有人权法治的国家，所以美国要明确地向中共叛逃者保证他们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安全，让更多的志愿者叛逃到美国，美国也能借此获取更多的内部情报。

此外，资料库也一直是数位极权国家的弱点，因为中共利用天网等工具对全国人民进行严密监控，所以只要能进入到它的资料库，全中国人民的资料，包括习近平，可以说是无所不知。

不过，杨太源提醒，即使在科技发达的同时，“自己人”的保密工作仍是相当重要。美国先前之所以会在中国遭受这么大的伤害，很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很强的内线去支撑，而过分依赖网络或是微信等公开的照片，以致于没办法了解对方的决策逻辑，进而造成研判上的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