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和陈若曦女士摄于澳门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期间（2006年3月16日）。一，《尹县长》：“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
……被判决后，他老婆想冲上台去，嘴里直嚷着：“讲政策，你们讲政策呀！”她当场就被架走……尹县长被绑在一根预先插在石堆里的木桩上。当举枪对准他时，他又仰头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眼睛鼓得大大的，眼球好像要爆裂开来似的，嘴唇也咬出血来……
这是陈若曦的短篇小说〈尹县长〉的尾声。作品写的是文革初期发生在陕西兴安县的一个悲剧。冤死者名叫尹飞龙，原型为一位雷姓人物，经历几乎末作改动。他是在国共内战中率部投共的国民党上校，为共产党努力工作了十多年，到“文革”时只是个小小的挂名的县长。这也罢了，他仍然难逃厄运，终因“历史问题”而被枪毙……
这篇作品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1974年11月号（第107期）。当时，陈若曦和他的夫婿段世尧刚离开中国大陆不久，暂住在香港。她回想起在大陆七年生活（北京两年，南京五年），不胜感慨。她开始写〈尹县长〉，而这竟然成了她文学创作中断十二年的再出发。此作发表后，她就一发而不可收，紧接着便有〈耿尔在北京〉、〈值夜〉、〈晶晶的生日〉、〈查户口〉、〈任秀兰〉等篇什陆续发表，后集结成《尹县长》一书，于1976年3月在台湾出版，至1979年4月，三年间竟印刷了二十一版。1976年至1978年，陈若曦又在加拿大写作在台湾发表了〈老人〉等七个短篇小说，1978年4月，以《老人》为书名也结集出版了。此外陈若曦还写了长篇小说《归》以及其它一些作品。陈若曦这段创作可看为她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高潮。
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来说，陈若曦这个文学创作第二个高潮的意义非同小可。
关于这一点，笔者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纽西兰奥克兰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中也作了说明。论文题目为CYCLES OF REPRESSION AND RELAXATION: POLITICO-LITERARY EVENTS IN CHINA 1976-1989（《紧缩与放松的循环：1976至1989年间中国大陆文学与政治关系研究》，Brockmeyer, Bochum, Germany, 1992)，它的第二章是论述中国大陆文坛关于“伤痕文学”的论争，其导言的注释指出：陈若曦于1974至1976年在香港发表的“文革”小说，标志“新时期文学”早期的“伤痕文学”的诞生（同上，p 73）。
其后，笔者在九十年代编著的英文词典，DICTIONARY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文化用语大典》,M.E.SHARPE, NEW YORK, 2000年）中，有一个条目，“新时期文学”，内中也指出陈若曦的文革小说标志“伤痕文学”的诞生，当然亦意味“新时期文学”的出现，因为“伤痕文学”是“新时期文学”早期最显著的面貌。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大陆，虽然“四人帮”已经倒台，但还是非常封闭，文学批评家文史家一般都不知道陈若曦在香港发表的作品，即使知道了也不敢评论，都把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这两篇短篇小说看作“伤痕文学”的代表作。〈班主任〉能够发表，多亏当时《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讲了“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这样一句话，最终登在《人民文学》1977年11月号小说栏的头条位置。〈伤痕〉最初问世的园地，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墙报栏上，时间是1978年4月上旬，但要正式发表却命途多舛，周转于《文汇报》、《上海文学》、《人民文学》等刊物好几个月，连发表过〈班主任〉的《人民文学》也不敢发表。庆幸的是，《文汇报》最后同意采用，1978年8月11日，〈伤痕〉在其“笔会”副刊发表。不管怎样，从时间来说，这两篇作品都比陈若曦的《尹县长》里的篇什特别是其首篇〈尹县长〉晚了好几年。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