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6月16日凌晨3时，广州市民从枪声中惊醒。直到天明方才知道，城中发生事变，陈炯明手下的粤军包围了越秀山下孙中山的总统府，要求孙中山下野。虽然孙中山事前得到粤军第三师长魏邦平的警报，于事变前两个小时离开总统府，从黄埔登上永丰舰；但府内卫队拒绝缴械，于是双方发生激战。至午后粤军才占领总统府，双方互有死伤。是日，愤怒的孙中山在永丰舰上下令舰队向广州城内开炮，次日，再行乱炮轰击。两次开炮，使广州市民死亡人数过百。
粤难发生，举国惊动，远在北京的《努力》很快作出了反映。6月25日出版的第8期上，“这一周”的头条这样开头：“本周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与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看似一种中性的陈述，但暗含了胡适自己的取向，比如他把这次事变称之为“革命”。因此，再往下，胡适的笔锋渐不客气，“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倚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1）
陈炯明本是孙中山麾下的老革命党人，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及辛亥革命，护法战争期间，他驱逐了“客军”广东的滇、桂军阀，使得孙能够由沪返粤，再建军政府。然而，这时，他们俩因为政见不同而走向分歧和分裂。回粤后的孙中山决定让非常国会在广州选举自己为大总统，以与北京的总统徐世昌抗衡。当选后孙中山称自己为“非常大总统”，以表示总统的来源非正规，同时致信徐世昌，表示对方退位则自己同时下野。另外，就职后的孙中山于1922年2月即宣布北伐，名为“护法”，实则欲以战争的方式推翻北洋，由自己统一中国。这两点，身为广东实力派的陈炯明都不赞成（此时他是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并进行了抵制。
其实，不赞成孙中山这两点的，远非陈迥明一人。章太炎当时就有一个著名的对子，同时骂倒南北总统：“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如果在南方眼里北廷总统不具备合法性的话，那么广州的南廷总统同样也是非法的，因为它的选举连法定人数的一半都不够。如果不谈总统而谈政府，显然法统在北京政府而不在广州政府，后者则是要用武力获得国权的“军政府’。因此，就国际社会而言，它只承认北而不承认南。问题在于，直奉战后，徐世昌于1922年6月2日宣布退隐，旧国会重行召集，原总统黎元洪也将上任，以完成原来没有完成的任期。这时“护法”任务已经不复存在，举国上下，从地方督军到知识界，俱劝“非常”（亦即“非法”）大总统相随下野。很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也是当年同盟会的蔡元培，他率领北京学界的胡适、高一涵、沈士远等二百余人，于徐世昌引退次日，致电孙中山，敦请其引退。电曰：“护法之目的，可谓完全达到。北方军队已表示以拥护正式民意机关为职志。南北一致，无再用武力解决之必要。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2）然而，孙中山一直没有动静，而且向列强宣言，呼吁不要承认北京新总统，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同时，针对陈炯明和粤军的不听指挥，孙中山在向报界谈话时，表示不惜用大口径的开花炮弹，在几小时内把陈家军变成泥粉。此时陈炯明已经辞职退居惠州，他的部下叶举等6月14日通电请孙下野，“文谏”未果，两天后，叶部便上演了那一套全武行。
孙陈分裂，在胡适看来是主张上的冲突，甚至是革命，可是在国民党看来，你陈炯明原来是同盟会，现在又是国民党，既然孙中山是党主，那么，6月16日的行为，对陈来说，无疑就是“犯上”和“叛逆”。对此，胡适深不以为然，他觉得这种攻击是旧道德在新时代的表现。因此，在7月23日第12期的“这一周”中，胡适批评了这种“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为什么？
我们试问，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至于叛逆，究竟怎样的行为是革命？怎样的行为是叛逆？蔡锷推倒袁世凯，是不是叛逆？吴佩孚推倒段祺瑞，是不是叛逆？吴佩孚赶走徐世昌，是不是叛逆？”（3）
在胡适眼里，“叛逆”，或者它的反面“忠臣”，都不过是君主时代的词汇，词汇本身就是思想意识的反映，而这样的思想意识居然盘踞在革命党人的头脑中，距离现代实在太远。
胡适的短评刊出后便和国民党结了怨，该短文“竟引起孙党的大反对，他们的《民国日报》日日骂我。前日有位‘恶石’（张冈）骂我‘丧心病狂’！”这是胡适1922年8月13日的日记，他认为“我的话正中他们的要害，故他们这样痛骂我。他们的骂我，正表示他们承认这一点的有力。”（4）然而，胡适并没有到此为止，8月20日第16期的《努力》上，胡适一则发表“涤襟”的长文《述孙、陈之争》；另则在“这一周”内继续作文，对国民党的历史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胡适看来，自己的短文所以招致国民党的怨恨，是因为自己不曾了解孙派是用秘密结社的方式来办政党的历史。秘密结社带有江湖性质，它需要歃血为誓，效忠盟首。
胡适指出：“同盟会是一种秘密结社，国民党是一种公开的政党，中华革命党和新国民党都是政党而带着秘密结社的办法的。”（5）胡适的目光很敏锐，他几乎道出了国民党作为一个现代政党的非现代性。国民党前身的同盟会是江湖会盟，当它改名国民党时，在宋教仁的整顿下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这是由会盟向现代政党转型。但，不幸的是，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起来，原国民党不听话，孙中山不要了，另在东京成立一个“中华革命党”。这又是一个带有江湖性的会党，因为孙中山要求每一个入会者都要按指模、宣誓，以示效忠，以至黄兴等人以为有辱人格而拒绝加入。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重新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以前的同盟会员、国民党员、中华革命党员都需重新登记，方才承认为党员。而加盟仪式依然是在誓词上按指模，并于党部宣誓，同时缴纳党费十元。这就是胡适所说的国民党“是政党而带着秘密结社的办法”。
对于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陈炯明是不欲加入的。但广东是陈的势力范围，他不加入，粤系随从，党的势力就不能在广东发展，更谈不上在全国发展。因此，孙中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孙陈之间，几经磋商和周折，陈终于妥协。但，陈之入党很特别，一不在规定的广东省党部的宣誓室宣誓，而在他自己的粤军司令部；二则别的党员加盟时要在誓词上按指印，陈却只盖上自己的印章（据第16期《努力》涤襟文）。但不管怎样，陈是入党了。因此，他后来的作为就被国民党骂为“悖主”“犯上”和“叛逆”。就连无党派的“涤襟”在《述孙、陈之争》中，也认为：“竞存既正式加盟，就应该受党章的支配，对于党魁，就有应该服从的义务。”而后来“竞存受多方指摘唾骂，未尝不于此点种下恶因。”（6）
但，胡适并不这么看；因为如果这么看，恰恰说明中国国民党还没有摆脱中世纪封建会社的帮会性。胡适是留美的，美国的柔性政党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比如党章比较模糊，党纪松散，出入自由，没有任何仪式，党领导也不知道该党的确实人数。因为现代政党本来就是以理念为聚合，以选举为任务。大家理念相同便走到一起，想法变了，便自动离去。因此，一个美国公民，今天赞成民主党的主张，大选中给民主党投了票，他就是民主党。假如下次，他把票给了共和党，他又是共和党人了。从民主党到共和党，是任何一个人很自然的选择，压根就谈不上什么“背叛”“悖主”和“犯上”。胡适在美七年，受此浸染很深，尽管他一生未入任何党派，但他所奉持的政党观念却非常现代。因此，孙陈冲突，他本能地不能接受国民党对陈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出自“秘密结社的道德标准” 是“旧道德的死尸”。而“在一个公开的政党里，党员为政见上的结合，合则留，不合则散，本是常事。”（同上）
最后，胡适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秘密结社的仪式究竟是否适宜于大规模的政党？秘密社用来维系党员的法子在现代的社会是否可以持久？这一个‘制度’的问题似乎也有讨论的价值吧。”（同上）而在笔者看来，问题并没有被胡适引向深入。它的隐秘在于，只要是革命党，尤其是初期，则难免盟会性质。因为它的诉求是革命，而革命是要流血献身，也是无论手段的。因此它需要战斗力、凝聚力、保密性，也需要严密的组织纪律和严酷的惩罚举措。但，令人隐忧的是，一个政党的性质，并不在于你的诉求是什么，而在于你的诉求方式。以这样一个方式发起和行事，即使毕其事功，在惯性的作用下，也难改于它原来的性质。所谓“种瓜得瓜”。国民党正是如此，从革命党打拼到执政党坐庄，长期以往，直到蒋介石退出历史舞台，都没有很好地完成从江湖会社到现代政党的转型。
注释：
（1）胡适《这一周•10》，《胡适文集》卷3，第40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王士儒等编《蔡元培先生年谱》上册，第36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胡适《这一周•21》，《胡适文集》卷3，第417-418页。
（4）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卷3，第75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5）胡适《这一周•31》，《胡适文集》卷3，第428页。
（6）胡适主编《努力周报》（中国近代期刊影印丛刊之二）第16期，第2页，岳麓书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