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一十年来，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兴起几次重要论争，诸如体用之争、君主专制与维新立宪之争、改良与革命之争、问题与主义之争、人权法制与政党专制之争、中国社会性质论争，等等。这些论争，在不同程度、从不同层面反映中国走向开放、接受世界文化、缓慢走向进步的过程以及思想和文化上激起的强烈反映。
以上许多问题，至今仍未过时。由于若干条件限制，虽然尚未表现为论争，但是那些重要问题仍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有些问题则改头换面，以新面目出现，其实本是一个老问题。有些问题，人们（包括许多头面学者）至今缺乏正确认识，缺乏较为深刻的理解和清晰的阐述。体用问题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本文将就这一问题作一简要论述并提出笔者的看法。
一
所谓体用问题、体用之争，即中学、西学何为体、何为用的问题以及由此而生的争论。这个问题的历史背景，是清代中国由闭关锁国转变为开放通商这一过程带来的文化交流、文化矛盾和文化冲突；这个问题的更深的精神背景则是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对外一系列战败带来的民族屈辱和精神折磨。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官僚阶层不能不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进而看到西方政治制度优越、进而又看到西方思想和文化的优点。于是，中国人逐渐由专务船坚炮利和军事工业的洋务转为政治改革，又由政治改革转向思想启蒙（或曰改造国民性）。这三个阶段构成中国现代思想进程之三部曲。
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里，中国先进知识界居于主导地位的、最流行的观点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一八九一年，康有为已持这种观点：“仆以为必有宋学义理之体，而讲西学政艺之用，然后收其用也。”（《康有为其全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1040页）一八九六年，这一观点被清廷采纳，成为兴办学堂的指导性原则，因此得到推广。一八九八年四月，张之洞发表《劝学篇》，就清廷首肯的这一“中体西用”观念作出理论上的详细论述。他在戊戌变法轰轰烈烈之际发表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显示或隐藏着他在文化上的保守性、政治上的怯懦性和处世上的狡猾性。这位本来支持改革的封疆大吏，怕光绪皇帝和康梁新锐的政治改革“离经叛道”，走得太远，怕牵连而惹祸上身。此书在当时流传甚广，张之洞遂成为“中体西用”观念的代表。
这种观点的卑怯理论品格、保守文化态度和落后政治立场，是十分明显的。它不仅成为清末以慈禧集团为代表的反动政治势力的文化和政治立场的托身庇护之所，而且成为后辈某些政治落后势力改头换面的理论之本，诸如“基本原则”论、“特殊国情”论，等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界有学者似乎感到“中体西用”论九十年来依然灵魂不死、阻挠社会进步，遂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观点，以为将中、西二字简单调换位置，就可以矫正时弊。这种“西体中用”观念，与全盘西化论只是稍有程度不同。当代学者这种西体中用观点，比起一八九五年严复揭橥西方文化根基时指出的“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原强》），思想观念大为倒退。
“西体中用”说，貌似兼顾中西两种文化，貌似考虑到以西方文化的理论理性统率中国文化的实践理性，因此使此论颇有迷惑性。其实，此论大谬不然，弊端甚大。西体中用者面临至少两个问题而使自身立即破产：一、事实不像这些学者想的那么简单，因为西学之体与西学之用是骨肉相连的，不可能只用其体而撇开其用；中学之用与中学之体亦相连。二、西学亦复杂，并非皆佳，亦非皆可为体。一个简单、现成的例子就是，人们很容易用西方最恶劣的“新东西”为体、以中国最恶劣的遗产为用，于是中西和璧，成为西体中用样板。
很明显，西体中用论者面临同样的问题，它不仅未能纠正中体西用论之弊，反而落入另一弊端，甚至陷入更可怕的文化或政治陷井，带来更深重的社会灾难。
二
无论“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都没有看到这样一些深刻而且重要的问题：一、中学和西学，各自皆有良莠之分；二、体和用，没有绝对分明的界限，二者互相包含，可以互变。因此，把中学和西学、体和用这两两相对的概念刻板对立起来看待或简单划分，显然都陷入同样的思维弊端。
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学术与思想或曰中国文化。它既有非常可贵的思想内核和闪光的智慧锋芒，又有非常落后和愚昧的思想观念。中国春秋以降、以儒家为代表的民本思想、人格思想、气节意识、博爱观念，诸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老子哲学的深刻辩证思维所含有的智慧内容，庄子哲学所含的冲决罗网、个性自由意识；传统中医的辩证施治思想和病理整体观点；古代中国人的“罪疑从轻”的法律观点；先秦政治中以谤木谏鼓为标志的上书申诉制度；打破官僚子弟政治垄断、以三级考试制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古代官僚制度表现出来的社会管理上的先进性（即文官制度），等等。这些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中优秀的、有独创性的一部分。这些思想，显然并不仅仅是“用”或工具性质，而是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指导性的体格之一部分，或与西方民主思想、个性意识整合在一起，成为既体又用的新思想、新文化体系。
然而，清末统治集团寄生和荫庇于中国文化中最落后、最野蛮的思想土壤里，他们的所谓中学，是坚执那些维护等级制度、反对自由平等的传统政治专制思想和尊卑有序的宗法伦理观念（所谓儒家经学、纲常名教），而不是那些进步的思想传统和民本因素。例如，他们不强调民生、民主、民权而是强调祖宗、皇家、君权。显然，他们的“中学为体”，不是以中国文明和文化中那些优秀内容为本，却打着“中学为体”旗号。
西学，指现代西方文明和文化或曰西方文化。它并不像中国学者想象的那么一概都好。和中国文化一样，它既有非常先进和可贵的思想理论，又有非常偏狭、野蛮和黑暗的思想理论。人权观念、民主理论、法制思想以及三权分立的政治制衡思想，都是现代西方文化中最可贵、最根本的内核，对此不拟多谈。这里需要谈的是西方那些偏狭、野蛮和黑暗的思想理论，因为这是几代中国学者忽略的思想死角。
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化中出现的盛极一时、造孽世界的那类法西斯思想理论、种族偏见理论、阶级偏见理论、阶级专政理论、一党独裁理论以及希特勒那套使整个民族为之疯狂、半个地球为之摇晃的纳粹思想理论，列宁那套袭自德国马克思言论和理论而付之实践的暴力作乱、革命恐怖、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取缔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思想理论遗产，斯大林那套关于政治专制、思想绞杀、镇压异见、清洗异己、肉体消灭他所不信任的知识分子等等诸多方面的思想理论遗产等等，都属于西方文化，皆在西学范围内。
对于西方出现的这些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式、德国希特勒纳粹式、俄国列宁布尔什维克党式或斯大林集团式思想理论和遗产，对于它们对人类造成的巨大祸害，至今人们还在时时反省、年年反思，悼念那些死于这些政权下的千千万万的无辜人民，悼念那些为消灭这些人类的敌人而牺牲在战场上的各国战士们。
那些主张“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人们，不加区分地把西学拿来做中国人的文化圭臬和方向，法西斯理论、纳粹理论、斯大林理论，不是早就在这种口号下名正言顺地进入中国社会和政治了么？这些玩弄颠倒字眼的简单游戏的学者，是否意识到自己的思维谬误呢？
应当看到，西方的民主理论和三权制衡思想要在中国人特别是政界人物的思想里站住是不容易（除非他有着罕见的伟大气质和身胚）；但是，西方的法西斯理论、纳粹理论、斯大林理论，却非常容易在中国人的头脑里植根。因为中央集权、权力独霸、蔑视人权和民众的个人利益、宣扬狭隘和狂热思想教条、从事政治迫害等等行为本是中国两千年来一直存在的一种政治和文化传统，西方纳粹思想之类东西会使中国传统政治专制思想很方便地披上现代西方某家理论衣冠而摇身一变成为“新”理论，从而演出一场新编历史剧。
一批主张西学为体的人们，不是曾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么？在这种“西学”支配下，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全面的、深重的苦难和灾难，直至“文革”绝境。这种深刻教训，实在需要人们反省这种“西学”的实质而坚决抛弃之。
三
这两种彼此对立的体用论者，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显然都陷入理论窘境和现实困境而殊途同归。思维眼光和理论出路在于：人们需要从所谓中西、体用这种表层概念中摆脱出来，从中西、体用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中摆脱出来。
正如对于中国文化不能简单一概而论，对于西方文化也不能一概而论。中国文化并非一概都坏，西方文化并非一概都好，这一点已无须再论说。笔者指出这一事实，希望不被某些人利用这一观点而为中国文化中的坏成分、坏传统、坏遗产张目，以拒斥西方文化中的人权、民主、法制和自由的思想理论。
一百年来，中国人之所以出现体用之论，是要为中国民族及其文化的现代化寻找出路，寻找思想和理论的源泉与依据。明白了这一点，问题就容易解决了。无论中学还是西学，人道、人权、民主、法制、自由等思想和理论，才是最根本的社会原则和文化出路，这是人类普遍价值。凡是具有这种思想和理论内容的文化遗产，无论中西，皆应采纳，皆应为本。为本者，不以中西划界来取舍，而以思想内容来取舍。这就会使人们在心灵上立刻高朗，思想上豁然明晰，从而超越迷误，不再上当。
所谓体、用之说，或体、用之分，亦导人以谬误。这一对词语，是主张者拿来在中、西文化之间人为地划分主奴或主从地位，是带着文化轩轾、文化偏见的字眼。被捧为体者，成为主导一切的本体和主人；被称为用者，成为服从主人之命的工具和奴仆。
此外，这一对词语，还显示百年来人们思维的简单化。被奉为本体的文化或思想理论，并非与那些具有实践性功用的学问或技术性手段处于这种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它们往往互相含有、互相依存、互相转化，很难或根本不能分离开。例如与民主思想相连的，是一系列技术性或操作性手段，诸如公民选举、议会制度、党派竞争、权力限制等等，都既可以说是体，又可以说是用，无法截然分开，而且技术性手段（例如上面所列出的每一项操作）往往就是根本的原则性问题，你要民主为本，这一套都要跟着民主而来。你要是高挂民主招牌却悬置各种与之相配的表现方式和方法（所谓“用”），那么毫无疑问，这民主就是空牌子。
实际上，二者之间是有机的整体关系，不是拿捏拼凑而成的。“体”“用”这两个字实在是把人们的思维简单化了，把文化的作用和关系也简单化而成为一种儿童搭积木游戏。体、用二字实在是为那些文化上或技术上的保守者和取巧者提供了翻云覆雨的手腕和说词。
四
百年来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最初是为保守的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和技术而提出一种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和理论依据。后来在张之洞阐述下，则成为政治保守立场的遁词，成为清政权顽固坚持的政治不改革但科学技术可以学习西方这种清末中国特色的半截子“改革”观念。沿着这种道路，很快出现自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来最大的一场冲突和失败，这个政权利用和制造义和团暴民反洋事件而导致八国联军入侵、首都北京陷落、慈禧集团西逃事件。这个末代政权使中国更为深重地陷落于思想愚昧、民众愚蛮、民族积弱积贫地步。这些因素直接导致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复辟、北洋军阀称雄、日本入侵、民众长期不得安宁生活等一系列恶果。这个腐败政权成为孕育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大地一切罪恶的潘多拉盒子。这个烂摊子就是清政府留给中国人民的、祸乱不尽的遗产。
当代中国人在反省这段面向世界、改革自身的历史时，应当走出历史迷误和思想迷途，走出语词构成的思想圈套，撇开中学、西学之分，撇开体、用之分，把人类文化视为一个整体，提出一个新的文化方向和思想原则：学兼中西、民主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