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研究摊贩经济规制的时候，在网上读到小贩的一首诗《祖国啊，我只是摆了个小摊》，让人眼热：
祖国啊……他不应该砸烂小摊里的鸡蛋和葱花，有了我的小摊还有鸡蛋和葱花，我就还有希望；祖国啊祖国……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应该，让我这个七尺高的中年男人在祖国的马路边，失声痛哭！
后来我又读到一位城管队员写的诗《市长，你听我说！》，一样让人眼热：
市长啊！我们现在还年轻，不愿昏昏庸庸度一生；哪怕是累死在城管执法一线都不怕，也不愿倒在一个污染环境的卖烧烤的违法经营者的刀下，因为围观的群众中依然有人骂；这样倒下，这样走了，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功臣还是罪人啊！！！
一边是摊贩们撕心裂肺地呼唤祖国，一边是城管队员们热泪横飞地呼唤市长。显然在思想感情上，小贩们不愿意战斗，城管也不愿意战斗。为什么事实上，从首都大街到边陲小巷，城管们一直在战斗？毛泽东在谈及阶级斗争的时候，曾经问过一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我们的问题是，百万城管，不打行吗？我的初步结论是：如果法律和政策不作修正，不打不行！
古已有之的摊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因为它的“非计划性”，被冠以“资本主义尾巴”，纳入严打对象。改革开放后，虽然私人交易合法化，但对流动摊贩，一直沿袭着非法化处理的传统。北京某城管负责人称，自城管成立以来，“对小贩的打击从未停止，打击手段也不断变化，并且屡次施以重拳。”
但小贩们却展示出顽强的生命力，与城管展开人海战、游击战、拉锯战、持久战。他们从战争中学会战争。有些自发组织起来，联合雇佣职业暗探，对城管严防死守。有些冒充群众拨打举报电话，把城管引到假地点，对城管实施疲劳战……人性化执法，小贩并不买账。老人、妇女、儿童以及残疾人被充分利用起来了，由他们软磨、硬缠、谩骂，对城管实施“软暴力”，城管们形容为“一哭二闹三躺倒”。他们不惜躺车底、堵车头扩大事态，争取观众。观众们的斥责，人民群众的不理解，让城管的正义感严重受挫，心理上灰溜溜的。一名城管发出天问：李志强死后还受种种非难，我们值吗？
对城管最具杀伤力的还数“硬暴力”。且看媒体的报道：“摊主滚烫一瓢油泼向城管执法队员”、“无照菜贩手执双刀砍伤两名城管队员”、“成都女摊主暴力妨害执法用尿泼城管”、“摊主为报复城管人员，将赤裸儿童尸体挂在其门上”。据上海杨浦区统计，2006年共发生暴力抗法案件214起，涉及乱设摊整治的142起，队员受伤人数238人次。
对于软硬不吃而且软硬皆施的小贩，城管只能采取“一脚定乾坤”。人们形容说，“一跺脚，二瞪眼，三掀摊子四罚款，不用问是城管。”旁观者惊异于城管的粗暴，城管却有自己的无奈。一个城管队员自曝心理历程：参加城管之前看见抄摊儿无法理解，成桶的白米饭被倒在垃圾堆上。后来没想到我也开始抄摊。我是不得已。文明执法不能解决问题，只好“一脚定乾坤”。在街上执法，这是最高效率的方式。当一个城管要面对60个无证摊贩，不想用暴力都难。
按照现行的行政处罚法，城管对小贩进行处罚，至少应表明身份、告知权利、收集证据等，而实际上小贩们望风而逃，法律规则难以操作，上级命令又必须执行，城管只能硬干，执法凭纪律和良知。纪律和良知若再失守，非法施暴也就水到渠成了。暴力一旦启动，就会野马奔腾，难有边界。有个市民纳闷道：“我又不是小贩，为什么打我？”他哪里知道，深圳街道办城管当街扒掉市城管的裤子，北京的城管当街围殴警察……
对国家政局极为不利的是，城管暴力会在不经意间、不经意处，突然诱发群体性动荡。2007年6月，河南郑州因城管打落摆摊女生门牙，导致千余学生包围城管、焚烧车辆。同年同月，由于城管野蛮执法，兰州上百市民围堵执法车近4个小时。集体性对抗已呈燎原之势。
将心比心，城管与小贩都非天生的恶魔，有家有口，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但为什么两者见面分外眼红，斗志昂扬呢？一位城管队员总结得好：“其实谁都没有错，是我们的体制不够健全，是恶法让好人相残。”体制错在什么地方？我的结论是：小贩合法化，大家都安生，法律要解放千百万劳苦摊贩和城管！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