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在民主化吗？中国的领导人对民主的看法和西方普遍的看法不同，但是他们越来越多地支持地方选举、司法独立、对共产党干部的监督。中国的自由化到底最终会走多远，中国的政治会是什么样仍然是一个不能完全确定的问题。（阅读英文原文，点击这里。阅读本站发表的评论文章，点击这里。）
中国的领导人为中国人承诺某种形式的民主已经有将近一个世纪了。在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在一九一一年垮台之后，孙中山建议实行三年的临时军政，随后是六年时间的训政阶段，直到国家向充分的宪政共和国转变。一九四〇年，毛泽东为追随者许诺他所说的以共产党领导下的确保“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实行‘民主专政’的‘新民主’”。邓小平带领国家从文化大革命的无政府状态走出来，他宣称民主是“解放思想的主要条件。”
当孙、毛、邓使用“民主”一词的时候，他们所想的内容根本不是一回事。孙的民主定义是“宪法政府、普选权、自由选举、权力分离制衡等”，和西方人所熟悉的定义最接近。毛和邓的行动可以证明，他们虽然口头上讲民主，但这样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没有多大重要性。虽然如此，三人都同意民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中国的真正目的一个机制，也就是让中国成为不再被列强欺侮的国家。
这三位领袖领导下的民主试验都失败了。当孙在一九二五年去世的时候，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困扰着中国大部分地区。在毛时代，他似乎对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继续革命以及打击潜在对手而不是民主更感兴趣。邓虽然曾多次提出政治改革，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更为关注的是国家的经济改革（此处校者略有改动）。
当然，今天的中国不能算是民主国家，它还缺乏一个多元和自由主义制度的许多因素，比如政府的权力过于集中，国民还没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司法体系的独立还在深化和发展过程中（此处校者略有改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许多人仍然怀疑政治改革的前景。但是在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内部、在经济领域、在整个社会都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改变中国人对于民主的思考，改变中国的政治未来。
中国的领袖不管是在公开还是私下场合又开始谈论民主，这次不仅次数频繁，而且内容更为具体。（本文是在过去十四个月和众多中国人进行的谈话的基础上写成的，谈话对象包括中国的三百七十名高级干部组成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政府高官、学者、法官、律师、记者、非政府组织领袖等）。胡锦涛主席称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在他二〇〇六年访问美国的时候，在每一站都不寻常地提出这个话题。温家宝总理在二〇〇七年全国人大报告中对于民主和法治的论述篇幅比他之前的任何讲话中的篇幅都要多两倍多。温宣称，“发展民主和改善法治是社会主义体制的基本要求。”
就像从前的领袖一样，这一代的领导人心中想的民主和西方普遍使用的民主定义并不一样。这些高级官员强调必须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尽管他们看到选举的作用，尤其是在地方层次上，他们认为允许公民个人和公民团体在决定过程中发表自己的观点的“协商民主”的政治形式对于中国比开放的，多党竞争国家权力的方式更适合。他们常常提到精英管理，包括使用考试的方式检验即将担任领导职务的候选人的水平，反映了中国人认为政府应该由国家的最有才干的人所组成的根深蒂固的信念。中国领导人并不欢迎西方人想当然地认为言论自由、媒体自由、议会等没有回旋余地的想法。他们说应该支持这些权利的有序扩展，但是他们更多关注在群体和社会和谐，也就是他们认为的公共利益。
在高层领导下面（他们的讲话常常千篇一律），中国官员对于“指导下的民主”意味着中国的现行政治演化的结束，还是走向更加普遍的自由民主模式的中间站，有不同意见。东亚提供了若干可能性的例子：日本自民党几十年处于主导地位，新加坡虽然没有很多新闻自由但经济一直繁荣，韩国有不受约束的多党制。有人预测中国可能模仿其中的一个途径，但也可能开拓自己独特的道路。
在二〇〇六年晚些时候和来自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作者是成员之一）代表团会见中，温总理被问到他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使用“民主”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中国可能要实现的民主的形式是什么，以及实现民主的时间框架。温回答说“当我们讨论民主的时候，我们往往指三个主要因素：选举、司法独立、建立在制衡基础上的监督。”在选举方面，他预测直接和间接的选举将逐渐从村级扩展到城镇、县、甚至省级。但是他没有提到这个这个级别之上的发展。至于中国被腐败渗透的司法体制，温强调改革的必要性，确保司法的“尊严、公正和独立”。他还解释了“监督”（supervision）这个在中文里意思是有效监管的词，说没有监督就不能限制官员滥用权力。他呼吁党内的监督制衡，以及更严格的对官员的问责制。他说媒体和中国将近两亿因特网用户应该也“适当地”参与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温的基本意思是“我们的往民主迈进。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前进的方向。”
自由选举
胡温等领导人宣称的民主理想和他们的话语之间的鸿沟在西方引起人们的怀疑。考虑到这一点，人们需要更好地了解当今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到底情况如何。中国公民不能直接选择他们的国家领导人，但是全国范围的农民投票选举村委会主任已经十多年了。在农村和共产党中央在北京的所在地中南海之间的巨大空间是什么呢？从对温定义的三个支柱：选举、司法独立、监督制衡等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答案的端倪。
中国的宪法主张直接和间接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挑选政府领导人。在实际上，普遍存在的竞争性的民主选举只是在中国的七十万个村落。在这样的村庄里生活着大约七亿以上的农民，因此这样的选举并非没有意义，但是选举的细节讲述的是一个复杂甚至矛盾的故事。
开始于八十年代初期的村级选举的最初动力是推动能干的地方领袖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实施诸如独生子女政策等国家的重要目标。随着文革后期集体化的放弃，农村出现了权力真空。从某方面看，选举最初得到了中央政府的积极支持，普遍来说还算公正。但是到了九十年代早期，据说当局感到吃惊，因为数据显示当选的村委会主任中是共产党员的不足40%。北京最后指示地方官员要确保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如今，大部分村委会主任又是共产党员了，虽然这种多数在不同的地区层次不同。在广东、湖北和山东，90%以上的村委会主任是共产党员，但是这个数字在福建和浙江则降到了60-70%。这些数字可能夸大了党员当选村委会主任的实际比例：当非党员候选人当选后，党往往要让他们入党；这样既让他们为党效劳，也给了农民他们信得过的领导。
村委会选举有严重的问题，包括任人唯亲、贿选、选出无能和腐败的领导人等。但是支持者认为投票选举可以成为培养民主习惯的基层场地。实际上，中国村级选举的激烈反对者很可能是乡镇官员，因为如果中央政府决定把直接选举的范围再往上推进一步的话，他们自己的工作就岌岌可危了。
在过去十年中国进行的选举试验中更有意思的事实际上发生在乡镇。乡镇政府承担管理众多社会项目和保障农民福利的重任，因此常常成为反政府活动和社会动荡针对的焦点。有效的领导能力对确保社会稳定是至关重要的，这恰恰是中国领导人优先考虑的课题。早在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六年，就出现了一些竞争性的乡镇长选举。最为大胆的试验出现在一九九八年四川偏远的一角步云乡，步云乡政府（应该是绥宁市城中区政府――校者注）进行了竞争性的（乡长）直接选举，有六千选民投票。这个过程得到中国国内媒体的广泛报道，但是被官方媒体批评为违反宪法，因为宪法规定只有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才有权选举乡镇长。让许多人感到吃惊的是，中央政府既没有认可步云选举的结果，但也没有取消选举结果，当选的乡长潭晓秋仍然在台上。在二〇〇一年，中央政府重新确认直接选举乡镇长是违反宪法的。步云于是修改选举程序，使得新的、不一定符合法律精神的选举程序符合法律的条文。在选举中，公民选举镇长候选人，这个人由象征党委推荐再被乡镇人大选举。
或许部分因为步云（直选）的法律难题，进行选举试验的大部分城镇选择不那么激进的、被称为“公推公选”的模式。在这个制度下，任何成年居民都可以竞选乡镇长，由当地官员和精英组成的选举委员会在候选人中最后确定两位人选，再由乡镇人大做出最后的选择。这不是直接投票选举，但是在基层领导人选举中引进了竞争和透明的举措措。截止二〇〇一年、二〇〇二年，大约有两千个乡镇进行了这样的竞争性的选举，占全国城镇的5%。
乡镇选举的意义不应该被过分夸大。乡镇是中国政府架构中最低层次的管理部门，甚至选举的支持者也承认这个过程仍然处于初期阶段。但是如果成功推行，这样的选举试验能够给予乡镇领导得到大众认可的合法性。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引进了党的干部和非党干部之间的竞争，而在此之前非党干部是绝对没有任何机会的。可以期待的是即便是被控制的竞争也能提高管理的质量。有些中国学者也发现通过这样的选举产生的乡镇长表现出更大的自信心，也更愿意挑战地方党组织，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得到了选民的支持，因此。一个中央政府的研究员注意到，这可能让共产党感到头疼，但它也可能是监督制衡文化的第一粒种子。
北京当局从他们的角度密切关注这些试验。如同八十年代对当时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的态度，中央政府现在鼓励地方善治试点，虽然它对试点的范围划定了界限。中央党校的一个高级官员告诉我，在比较富裕的江苏省开展的乡镇长选举的试点即被扩大到全省。他说，随着不同地区进行的不同内容的试验，中央党校会研究这些结果。
在乡镇之上的县级进行的选举试验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从二〇〇〇年开始，湖北和江苏的十一个县进行的副县长的“公推公选”试验。这代表了全国范围的县或者县级市的0.5%，但是县级领导的任何改革都可能是重大的新闻，因为每个县平均的人口有四十五万人。
有限的试验也出现在城市。二〇〇三年，十二个普通公民作为独立候选人竞选深圳市的区人民代表的资格，其中有两个人获得胜利。也有一些独立候选人竞选北京名牌大学群集的海淀区的人民代表的资格。几乎所有的独立候选人都在竞选中失利，但是这样的候选人的数量在猛增。北京学者李凡说从二〇〇三年全国不足一百人一下子增加到二〇〇六年到二〇〇七年的四万人（不知李凡先生的数据依据是什么。――校者注）李预测独立候选人的数量在二〇一一年到二〇一二年将达到数十万人，认为公众参与政治活动的要求随着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和开放的加剧肯定会持续增长。
最近一些年，中国领导人也进行努力在党内扩大竞争选举的努力。有些专家相信“党内民主”的发展对于中国长期的政治改革产生的影响比地方政府的试验的影响更大。他们认为接受公开辩论，党内领导选举和票决制的中共是在整个中国实行民主的前提。胡锦涛主席和温总理总是呼吁党内要有更多的讨论、咨询和集体决策。党内民主是胡在去年秋天中共十七大报告中的核心词汇。在这次会议后不久，新近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的李源潮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七千字的文章阐述胡在党内开展进一步改革的主张。胡自己没有毛、邓或者前任江泽民的个人权威，必须依赖有九个成员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集体决策的事实本身就是明显的进步，说明国家层面权力过分集中的情况已经受到遏制。
中共开始引入党内民主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给差额选举。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在投票中被落选的比例是15%。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在二〇〇六年到二〇〇七年全国的换届选举中，作为试点的一部分，在十六个省有二百九十六个乡镇通过党员直接投票的方式选择地方领导人。一个政府学者告诉我，在有些地方，县委书记也是通过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
有些学者预测，如果党内民主扎下根来，思想观念一致的干部将会在党内联合起来形成更加明显的利益团体。中央党校一高级官员告诉我们布鲁金斯学会代表团“利益团体”在党内已经不再是个禁忌，虽然有组织的‘宗派’是不允许的。尽管如此，有些分析家预测将来有一天中共可能像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一样，出现有正式的、有组织的派别，并竞相争取高级政治职务，推动不同的政策立场。
在去年六月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胡（锦涛）敦促中共高级干部“完善党内民主体制，充分发挥党的创造力”。接着，似乎是要展示他所倡导的党内民主，让在场的几百个高级干部之间进行了一个没有约束力的意向性投票，让他们表示他们最希望谁出任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也就是在未来五年可能要统治中国的那些人。
有些中国分析家相信，胡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可能已经预示着新的政策走向。胡对听众说“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这是党的意识形态路线的基本要求，是我们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强大武器，也是我们继续努力创造事业新阶段的要求。”人们认为他在要求同志们打破传统思想束缚时，是在鼓励人们在中国政治进展过程中在思想上更加实用主义。更具体地说，胡被认为是在向正统的党内思想家们暗示毛的方法不是 “民主”唯一的定义，向党中央那些更积极推动改革的人说简单照搬西方模式也不一定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法治
在温的民主的三大支柱选举，司法独立和监督里，司法独立在某种程度上是最吸引人的。中共服从于法律还是法律服从于中共的问题一直让司法独立成为中国的敏感话题。
中国的司法体制在过去三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跨越，但是仍然有漫长的路要走。在一九八〇年，司法体制刚刚从文革的破坏中重新恢复，中国法院总共接受了八十万件官司。到了二〇〇六年，这个数量增加了十倍。反映了社会中法律地位的转变。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通过了二百五十个新法律，正在从无到有地创造一个完整的法律框架。
在八〇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法官和检察官的大部分是从前的军人，很少受到正规的教育，更别提法律训练了。司法独立不是这个体制的目标，如果有的话，也是要防止的内容。毫不让人吃惊的是，考虑到法院的目的是执行党的路线，法官和检察官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观念。但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国家指派大学毕业生充当法官和检察官。到了九十年代末期，法学硕士学位被认为是成为高级法官的不成文的前提条件。
与法官检察官质量上升并列的是中国律师地位的变化。在八十年代末期之前，所有的律师都是国家工作人员，私人开业律师根本不存在。第一家“合作律师事务所”出现于一九八八年到八九年。今天，中国已经有十一万八千获得律师资格的律师在一万两千家律师事务所开展工作。（作为对比，美国人口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而律师却比中国多八倍）。私人律师的增长迫使整个司法体制的进一步专业化，部分因为律师需要为客户打赢官司（或者至少降低刑期）以便繁荣发展。检察官仍然获得案件中90%以上的胜利，但是随着律师质量的提高，辩论的内容更加细微复杂，检察官和法官不得不提高自身的能力和水平。党的官员仍然干涉司法程序，中央政府仍然能决定政治上敏感的案子结果，但是多数观察家认为随着争议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样的干预的频率和程度在下降。
中国已经采用了一系列主要的法律旨在保护公民不受政府错误行为的侵害。二〇〇五年的“公务员法”确定了官员行为的高标准。一九九四年的“国家赔偿法”意味着政府的错误要进行更正。或许更重要的是，一九八九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让公民可以控告政府，在这部法律颁布的第一年有一万三千件针对政府的诉讼案。如今，每年有十五万针对政府的诉讼案，有些赢得胜利的官司得到媒体的高度赞扬。
虽然如此，中国官员承认司法程序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公正判决的最严重障碍是被称为关系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国很多的决定都是建立在这种经过多年的礼尚往来和帮助形成的亲密关系的基础上的。中国的法官一般都私下里和当事人交谈，造成关系和腐败很容易充斥其中的状况。为了解决这个痼疾，有些专家建议提高法官的工资，或者采取其他措施创造一个司法精英团体，将政府官员与司法隔离。
中国的主要挑战不再是缺乏完整的法律体系而是写在纸上的法律和具体实施法律的鸿沟，尤其是在地方层次上和政治敏感问题的案件上。一九九六年通过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刑事诉讼法”保护的权利，比如及时得到法律顾问帮助和辩护证据等，常常被拒绝或者干脆被忽略。为了突显司法体制本身违反法律的情形，一小部分但是人数正在增加的私人律师――他们有时候被称为“维权律师”――不断接手敏感案子和不公正的起诉。虽然他们很少赢得官司，有时候还被骚扰或者被关进监狱，但是这些积极的律师相信不断地指出公正的司法体系的官方目标和糟糕现实之间的差距能够随着时间的差异得到缩小。
另外一个障碍是地方官员对于法院的绝对支配。共产党的地方委员会整体上参与法官和检察官的任命，地方政府对于司法体系的工资和预算有决定权。这个状况和十多年前中国银行体系面临的问题有相似之处，地方官员对于银行支行的影响力导致出现大量的所谓政策性贷款。不良贷款的大幅度增加最终迫使北京花费六百亿美元解救这些银行。当时的总理朱鎔基积极推动银行重组，并把银行的人事权和贷款权交给了银行总部。银行改革或许可以为司法体系所需要的重建提供有用的模式。
根据一九九九年对宪法的修正，中国现在是“依法治国”的国家。但是拥有最终权力的不是政府，而是中国共产党。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国目前所需要的是党和党员要清楚无误地理解他们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个观点的支持者之一中央党校的卓泽渊教授去年在政治局二十四名委员的会议上讲了两个小时的课。后来一位中央党校的领导告诉我说，执政党和宪法的适当关系并不暧昧：中共要受到法律的制约。正如在中国的许多事情一样，困难在于理论和现实的鸿沟。
中共坚持认为必须将法院至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且，它推行一个独立的、并行的处理违纪党员的体制，拥有包括使用在有些情况下比正常的法律体系更加严厉的拘留和审讯的权力。最近，已经有迹象显示党可能开始看到在实践中它必须充分扩大法律程序的必要。西方关于中国法制体系最著名的权威，纽约大学法学院的杰罗姆·柯恩（Jerome Cohen）教授已经注意到在至少二十个省的地方党组织已经为中共党员确定了在接受纪律检查时的权利，包括处分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和处分决定必须同本人见面，听取本人说明情况和申辩。如果本人对处分决定不服，可以提出申诉等。这些权利中有些内容在中共的党章里有，但是从来没有得以认真落实。
中国领导人似乎认识到二〇〇八年的中国太复杂了，不可能完全通过来自北京的法令被控制，治理必须依靠赢得公众信心的、强大的法律体系。对于法院缺乏信任常常是人们走上街头抗议的原因之一，官方数字显示每年在中国发生的群众性抗议事件成千上万。所以温家宝总理等领导人要党和国家停止干预正常的司法事务的要求就没有什么吃惊的了。但是领导人仍然坚持控制性质敏感的案子，并保持对司法体制的宏观控制。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能否在顶端保持控制的情况下成功的建造一个公平和独立的司法体制。
监督
中国体制并不缺乏旨在保证官员廉洁诚实的机制。这些机制中最古老的就是传统的让人们直接向上一级政府申诉冤情申诉体制，这个机制可以追溯到封建时代。在北京的每个部委都有处理这些申诉的信访办公室。但是申诉被看作是最后的手段，很少有案件是让人满意地解决的：过程是不透明的，它的结果往往依赖于评价这些上诉的匿名官员的良知。
另外一个监督机构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其中有八名副手，一百二十名高级官员，为首的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之一。其职责就是打击腐败和党员的其他违法乱纪行为。它在政府方面的对应机构是监察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反贪局，负责查处违法乱纪的政府官员。官方的新华通讯社的功能之一就是收集全国范围内的腐败方面的信息为中央领导制作内部简报。
但是，尽管有这些多样化的机制，官员腐败问题仍然很严重，领导人常常提到道德堕落党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随着二十多年的经济迅速增长，腐败的机会也大幅度增加。比如，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的前局长郑筱萸因为从制药厂收取贿赂于去年七月被处决。媒体对这一案件的充分报道更加深了人们党内腐败猖獗的看法。按照中共的说法，在二〇〇六年被处理的官员达九万七千人，其中80%的人是因为玩忽职守、收受贿赂、违反金融纪律等。一个政府研究员告诉我，“正式的监督体制总体上是失败的。”在低的层次上，监督体制上根本的体制上的漏洞展示了法院的问题：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是地方官员任命的，他很可能倾向于选择亲戚、朋友、门生和同事。要求省级纪检委书记由中央政府任命的规定只是到了二〇〇六年才实施。
胡温面临一个根本的两难处境。他们知道清除腐败是治理的首要课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让公民对于一党执政表示怀疑。但是，他们必须在确保地方官员的忠诚的情况下行动，中共需要依靠他们来管理国家。为了加强正式的监督体制，政府越来越多地依靠其他途径。在北京，有些区开始使用公共舆论投票的方式来衡量对于个别政府官员的满意度，北京的城市规划委员会在评价危房重建工程的时候聘请了一个咨询公司帮助他们更好地纪录公众意见。
另外一个鼓舞人心的趋势是中国媒体的迅速商业化。政府仍然通过政府拥有电视台和审查权等保持对于媒体的广泛的控制。记者不能逾越的红线仍然存在，但是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独立的中国出版物要寻求读者和广告客户，他们必须刊登能够吸引读者阅读的文章，就像西方的同行一样。他们已经发现揭露弊案的调查报告很畅销。《中国经济时报》的资深记者在二〇〇二年写了一篇深度报道揭露北京出租车管理体制的混乱。由于公司所有者和政府监管部门的所谓的勾结，司机工作时间惊人的长，但是工资却很低。报道引起广泛关注，报纸销量飙升。政府的反应是禁止其他报刊再报道这个故事。北京市的交通局也发文不准司机阅读这篇文章。接受记者采访并在文章中被引用的出租车司机受到死亡威胁，文章作者被迫寻求保镖保护达三个月时间之久。但是，随着消息传播到网上之后，公众的愤怒逐渐增加。故事见报八天后，当时的副总理温家宝签署意见支持出租车司机，命令把这个事件的报告上报当时的总理朱鎔基。
另一件事引起中国百姓注意的事是政府决定允许外国记者从二〇〇七年元月到二〇〇八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自由在中国除了西藏以外的地区自由旅行和报道。一位中国报纸编辑说，“这显然是一个检验，看看外国媒体会如何使用刚刚获得的自由。除非引起大的乱子，很难想象政府可以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再重新实行从前的制度。”毫不让人吃惊的是，开放初期会出现一些问题。七月间，几个外国记者因报道一个国际人权团体组织的反政府示威被拘留了几个小时。虽然如此，驻京的外国记者说，从总体上来说，政府对他们行踪和活动的限制自从新政策宣布后有明显的放松。
在过去几年里，因特网和手机已经开始挑战传统媒体，成为表达公民愤怒的渠道，这些表达有时候也迫使政府采取行动。一个受到普遍赞许的例子是迅速扩张的中部都市重庆市“钉子户”的事件。一对中产阶级夫妇三年来坚决拒绝出售他们的房屋给开发商，开发商在市政府的许可下计划把整个区域建设成商业区。邻居们早就搬走了，开发商在这个孤零零的房屋周围挖一个三层楼深的鸿沟，试图威胁这对夫妇，但是这个策略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该房屋危险处境的照片被上传到网上，引起全国各地的愤怒声音。几个星期之内，成千上万的跟贴大肆攻击重庆市政府竟然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记者在这个地方安营扎寨，甚至官方媒体也出面支持这对夫妇的维权事业。最后，夫妇与开发商达成协议（显然是在政府，包括当时市委书记汪洋的介入下达成的协议。――译者注），获得新住房和十一万美元的赔偿。发行量很大的《北京日报》发表评论说：“这是在维护民权时代出现的一个鼓舞人心的事件，媒体对这个事件的报道是理性的和建设性的。这鼓舞了未来的公民依法捍卫自身权利的行动。” 这样的评论在十年前的中国报纸上绝对是不可思议的。
新技术和公民行动相结合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去年五月，东南沿海港口城市厦门的愤怒的居民发起运动强迫市政府停止在城市周边建立大型化工厂的项目。他们的武器就是手机。几天的时间，反对建立工厂的短信被发出来，就像病毒一样迅速在全国蔓延。厦门当局曾经无视公众的反对现在突然宣布这个工厂的建设要暂停，直到环境影响报告完成之后再决定。对于这个让步措施感到不满意，市民再次使用短信网络组织了七千人参加的示威游行要求永远停止这个项目的建设。虽然地方党报谴责抗议活动违法，但是还是允许如果没有意外事件的情况下允许进行，成为近年来中国最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游行之一。
中国的民主
在选举、司法独立和监督等方面最近的进步是伴随着三十年的飞速发展的经济改革和发展而出现的中国社会转变和个人自由扩展的一部分。政府仍然在很多方面实施干预，但是这样的敢于比从前少多了。
在过去二十年里，几千万的中国人从农村移民到城市，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快速都市化运动。直到十年前，政府一直实行对于国内移民的严格控制。今天，政府提出未来二十年会有另外三亿农民可能移民到城市，他们将成为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力量。国家曾经为每一个城市居民安排工作和住房，现在，住在城市的中国人可以享受海外旅行、学习、工作、游玩。十年前，一个中国公申请护照民需要得到部门领导的批准，工作单位党委书记的批准，以及当地公安机关的批准。如果能被批准获得护照，整个过程往往需要半年时间。今天这个过程只需要不到一个星期，批准几乎和美国一样几乎是自动的。二十年前，在北京的所有外国人都必须居住在规定的区域内，比如宾馆或者武警站岗保护的地方。今天，外国人和中国人比邻而居。当中国人被问到他们社会的民主化时，他们可能提到这些变化就像选举和司法改革一样。他们或许把自由的概念和民主的概念混淆起来了，但是把个人的自由的扩大当作无关紧要的小事而不屑一顾是错误的。
我认识的一位共产党高级干部私下里惊讶地说，十年前，像他这样有地位的人和一个美国人公开地讨论民主是不可思议的。现在，在中国的辩论已经不再是是否要实行民主，他说，而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实行民主。他觉得，党必须马上做的事情是改革人民代表大会，以便让它不再是从前的官员的“退休之家”，全国人大应该由那些能干的专业人士担任，最终成为真正的立法机关。政府也应该实行直到省级的直接选举，他说不是西方多党制的选举，但至少在候选人之间进行的真正的竞争和选择。
中国一家大公司的总裁，同时也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曾告诉我说，象他的在海外上市的公司施行的更好的企业管理也是中国扩展“民主习惯”的另外一个例子。这个总裁说，虽然中国的公司管理仍然在不断进步过程中，国有企业，尤其是那些在海外上市的企业的大趋势是朝向更透明，更强大和更独立的董事会过渡，通过相互可以接受的规则来管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很可能潜移默化形成中国企业界精英更加民主的思维模式，也可以改变担任国有企业董事会成员的政府高官的思维模式。
在上个世纪，没有人比中国人更加期待在他们的国度实现民主，也没有人比中国人更为民主的难以实现感到痛苦。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了本土的民主冲动的爆发或崩溃或者被过早地被扼杀。慈嬉太后在一八九八年镇压了光绪皇帝顾问倡导的“百日维新”。随着孙中山在一九一二年元旦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而来的乐观主义很快就被军阀袁世凯给扑灭了，他自己试图在一九一五年成为新王朝的皇帝。三十年代，国民党和共产党内的进步人士提出民主治国的形式，但这些建议被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搁置。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进入独立、富强和民主国家的新时代。但是这个希望被毛的不断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铁蹄所践踏。80年代，中国进入政治发酵时代，民主成了政府官员，智库学者、大学老师和学生激烈辩论的议题。这个时代随着89动乱而结束（校者此处略有改动）。
对于那些时期相比，中国领导人现在谈论民主的方式可能是谨慎的。批评家认为这反映了政府对于政治改革缺乏真正的承诺。乐观主义者相信循序渐进的方式可能让现在的自由主义比从前情绪高昂的但是最终失败的经历持续更长的时间。中国的一位见过从毛以来所有的领袖的资深政治家对我说，坚持民主一直是中国人的“共同的理想”。他们决心要正确实现民主，但是他们要求西方人要有耐心。他说“请让中国人试验，让我们探索。”
这个探索会走向何方是个开放的问题。关于需要多长时间民主才能扎下根来在中国人中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是也存在一些共同点。一个官员这样说，“没有人预测五年。有些人认为十年或者十五年。还有人预测三十年到三十五年。但是也没有人说六十年。”其他人预测这个过程至少需要中共领导集体的两代人的变化，也就是说它的到来大概在二〇二二年左右。
二〇〇四年在参加省部级领导干部培训的七百名地方官员中进行了一个调查。超过60%的受访者说他们对于国家的民主状况不满意，63%的人说中国的政治改革太慢了。另一方面，59%的人说经济发展应该优先于民主。显示他们的心态另一组答案是，67%的官员支持村委会直接选举，41%的人支持县长直接选举，支持省长直接选举的比例是13%，支持国家主席直接选举的是9%。
有些中国人喜欢指出美国人花费了两百年的时间才实现普选权。在美国早期的总统选举中，许多州把选举权限制在白人男性土地所有者，也就是当时仅占美国成年人数量的10%左右。女性到了二十世纪才有了选举权，黑人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才拥有选举权。北京一家报纸的编辑开玩笑说“这是个问题，我们中国人可能比你们美国人更缺乏耐心。”
去年春天，一篇题目有点挑衅性的文章 “民主是个好东西”在中国引起轰动。文章发表在和中共关系密切的一份刊物《学习时报》上，作者是一个直属中共中央的智库的领导人俞可平。虽然并没有无视民主的缺陷（它让那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蒙蔽人民的工具），俞在支持民主时是直接的和具体的：“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俞没有预测中国民主的道路一帆风顺。他注意到“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因此，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
显然，中国体制核心内的有些人开始积极思考这些根本问题。问题是是否要把这些观点变成现实，以及如何实现。中国现在必须完成最近一些年开始的转变，从依赖一个或者几个主导人物的个人权威的体制到根据普遍接受的和有约束力的规定进行管理的体制的转变。所有成功转型为民主的国家都在实行权力的制度化。中国正在进行的地方选举试点，司法独立改革，监督的强化等都是向更加以制度为标准的体制的转变的一部分。同样的是，中国社会继续开放和多元的变化的方式，大大增加了创造公民社会的机会。
制度化在未来几年进步可能最明显的领域也是决定中国政治进步的关键领域：领导人的更替。国家如何让高层的权力转移向所有下面的人发出清晰无误的信号。在这点上，中国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被毛选为接班人可能是最岌岌可危的事情。邓在指定继承人的时候有他自己的问题，虽然在1989年就放弃一切职务，但是邓在之后近10年里一直是权利最大的人。他的继任者江泽民把权利交给了胡锦涛，第一次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实现最高权利的和平转移。（此处略有有删节――校者。）
一个高级领导人告诉我领导人交接的问题已经不能再用原来的临时方式有效地解决。中国和世界都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挑选国家领导人的过程需要制度化。他解释说，问题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新程序还没有确定下来。在新的制度出现以前抛弃老的制度是不切实际的。中国目前正处在模糊的转型过程中。这个领导人相信到了二〇〇九年第十七次党代会三中全会的时候可能看到进步。有些党员甚至建议作为胡的继任者担任党的总书记的人选应该在二〇一二年胡退休的时候由整个中央委员会委员投票选举产生。挑选胡的继任者的方式将展示中国的现任领导人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理念：它将清晰表明他们是否像一百年前的孙中山一样相信民主能够最好地为中国人带来他们这么多年来浴血奋斗去争取的繁荣，独立和自由。
译自：“Long Time Coming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in China” by John L. Thornton, Journal of Foreign Affairs, Spring 2008. 阅读英文原文，点击这里。阅读本站发表的评论文章，点击这里。
作者简介：约翰·桑顿（John L. Thornton）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公共政策和管理学院教授，是该大学全球领导力项目主任。之前，他是美国高盛集团的总裁。他目前是美国华盛顿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理事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