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图)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通常人们认为革命往往是自下而上的，而且往往离不开暴力，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但是，历史上其实有不少革命是由统治阶层主动发起的，而且从效果来看，统治者的自我革命要比自下而上的革命好得多。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上层革命的几种模式及其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性。
第一种模式：英国模式。英国的光荣革命是贵族阶层和主教阶层发起的反抗国王的斗争，最后以国王的女儿和女婿取代现任国王而告终，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上层政变。国王因为背离了统治阶层中多数人的利益而被推翻。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有革命的形式（包括武力），也有革命的具体对象（国王），但革命的主力来自统治阶层，是统治阶层内部的开明派战胜了保守派、民主派战胜了专制派，是政治革命而非经济革命。
第二种模式：苏联模式。统治集团中的改革派（戈尔巴乔夫）由于思想认识的转变推行民主改革，统治集团中的激进派（叶利钦）顺水推舟实现革命。戈尔巴乔夫的初衷是想搞民主社会主义，应该说革命非其本意，但他的改革打开了革命的大门，而且在革命发生时他没有用强力去阻止，而是选择了默许。这种改革与革命虽然与来自国内外的压力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精英的主动选择。几年前曾经有一本书在国内引起比较大的反响，叫《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该书认为：苏联解体并不是因为经济崩溃，也不是大多数民众的意愿，而是来自上层的精英集团发动的革命。他们在旧体制下是掌握权力的阶层，过着优越的物质生活，但是他们的地位、财产并不稳固，在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正是这样的人率先成为资本家，为了让自己的财产合法化、长期化，他们成为亲资本主义的联盟，最后发动了革命。本人赞同其“苏联解体是一次上层革命”这一判断，却不同意其对革命的原因分析。苏联的上层精英之所以向往西方，主要原因并非是为了其地位和财产的合法化与长期化，如果是的话，他们就太愚蠢了，因为苏联体制对他们更有利，而民主化和市场化是无法保证其地位和财产的长期化的。至少就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来说，这样的理由显然不成立。尤其是戈尔巴乔夫，如果仅仅是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力，他完全没有必要那样做。至于官僚阶层，一开始对戈氏的改革是抵触的。官员们虽然表示拥护“党的各项改革决议”，行动上却按兵不动。这时，若没有坚决推进民主事业的少数领导人，革命根本无从发生。可见，上层革命之苏联模式的特点是：革命来自最高领导人的思想觉醒，由改革自然过渡到革命，缺乏革命的形式与具体对象（针对的是体制而非个人），革命的结果是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全面变革。
第三种模式：西班牙与台湾模式。最高统治者由于自身的思想觉悟而主动开启民主革命。西班牙的民主化虽然开始于胡安•卡洛斯时期，但其源头应该追溯到佛朗哥统治后期。虽然佛朗哥是一个独裁者，但他选择了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继承人，使西班牙的民主化事业在他死后水到渠成。这种选择应该是有意的，因为胡安•卡洛斯的民主政治理念的形成，是他所接受的西方传统教育的逻辑结果，而这样的教育不但是佛朗哥一手安排的，而且佛朗哥显然知道这样教育的结果是什么。所以，佛朗哥应该意识到了民主化是不可抗拒的潮流，也是西班牙以正面形象溶入国际社会的前提，从而为西班牙的民主化培育了一位至关重要的领导者。至于胡安•卡洛斯，他冒着失去王位的风险（至少会失去很大一部分权力）主动进行民主化改革，也是令人敬佩的。
台湾民主化的首要功臣无疑是蒋经国先生，但对于他是否出于自身的觉悟而主动进行改革，尚有一定的争议。诚然，美丽岛事件和江南被刺案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压力不可小视。美国总统明确表示希望台湾实行民主化，美国国会甚至成立了一个台湾民主化促进委员会，要求台湾当局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报禁。但当时的局势并没有到非改不可的地步，蒋经国的统治地位还是很稳固的。他之所以开始民主化改革，跟他的价值观是分不开的。1970年，蒋经国出访美国时差点遭到刺杀，但是当记者问他感受的时候，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对美国的社会体制和民主自由大加赞赏。1986年9月民进党成立时（此时尚未正式宣布解除戒严），情治部门呈上名单欲进行抓捕，蒋经国没有批准，他平静地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可见，蒋经国先生对民主、自由和宽容是有真实的认同的。
西班牙和台湾模式的特点是：最高领导人的民主觉悟是民主化的直接动力（这一点跟第二种模式类似），革命是通过改革的形式完成，因此社会稳定度高，革命基本上只限于政治体制层面（因为经济体制在威权主义时代就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市场化）。
第四种模式：韩国模式。统治者是在国内与国外的强大压力下才被迫进行民主改革。全斗焕本人是缺乏民主理念的，但是1987年6月，韩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百万人走上街头要求改宪。6月10日以后韩国各地共爆发2000多次示威，参加人数达830多万；这是全斗焕上台以来参加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冲突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政治斗争，是民主势力与专制统治集团的一次大较量，史称“六月抗争”。这种状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6月9日，国际奥委会表示：如果韩国政府不能结束这一动乱状态，他们将撤销汉城1988年的奥运举办权。美国也明确表示反对韩国当局采取军事行动。6月27日，美国参议院以74对0票一致通过促进韩国民主化决议案，支持韩国人民的民主化运动，要求韩国当局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7月1日，美国众议院以421对0票一致通过促进韩国民主化民决议案，敦促韩国执政当局顺从民意，放弃独裁，举行民主选举。在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下，全斗焕接受卢泰愚建议在总统府接见了反对派领导人金泳三。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全斗焕没有一意孤行，而是选择了妥协，韩国民主化的大门终于打开了。这一模式的特点是：上层革命主要是国内外压力的结果，在上层革命前已经开始了下层革命，上层革命暂时化解了下层革命，但主要领导人最终仍难以逃脱历史的审判（全斗焕和卢泰愚后来都被判刑）。
最近缅甸的民主革命属于上面的哪一种模式呢？我认为更接近第三种模式。虽然昂山素季所领导的抗争运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7年僧侣们的“袈裟革命”也堪称壮观，美国对缅甸军政府的压力也不小，但所有这些都不足以迫使丹瑞和吴登盛进行自我革命。吴登盛为何能成为缅甸民主改革的推动者？这并非突然良心发现，事实上他从未直接卷入对民主运动的镇压。1988年缅甸抗议示威爆发时，吴登盛正在西北部实皆省统领一支精英部队。当年，军政府许多将军强力镇压民主运动，但吴登盛对部队抓到的流亡者，要么释放，要么将他们交给地方政府。2007年，缅甸爆发“袈裟革命”，僧侣们走上街头抗议，此时吴登盛已成为缅甸军政府最有权势的4人之一，他的态度依然温和。甚至丹瑞的思想都可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一位接近缅甸政府高层的商人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缅甸政治改革宏大蓝图的设计者正是丹瑞大将本人。
那么，中国有可能发生上层革命吗？
首先我们来分析第一种模式。这种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是：1，统治阶层中存在一个强大的、能够跟最高统治者相抗衡的派别（民主派）；2，这个派别跟最高统治者的政治观点存在较大的分歧（区别于后面三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最高统治者是保守派）。显然，我国当前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统治集团虽然并非铁板一块，但民主派（如果有的话）的力量太弱。
再来看看第二种模式。在这里，最高统治者成了民主派。我国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有的人善良地认为，习近平就是民主派，之所以还没有开始民主改革，是因为保守派的势力太强大。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现实中近两年来中国恶化的人权状况，使人日益感觉这种愿望的幻象。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两个问题：1，如果习近平是民主派，而且民主派力量很弱，那么他怎么能上台？2，假定习为了上台不得不伪装成保守派，那么他还要伪装多久？
接着分析第三种模式，其实这种模式跟第二种模式在领导人的思想品德上是一致的。如果否定了前一种，也就否定了这一种。
至于第四种模式，前提是存在强大的国内外压力，但目前中国的内外压力都不够。国内虽然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但尚未形成合力，而且诉求大多具体，尚未上升到政治层面；由于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国外压力也不大。
尽管上述四种模式似乎都不适用于中国，但上层革命仍然是有可能的。一方面，政治人物的思想并非一成不变，到晚年良心发现也是有可能的，就像丹瑞的转变一样。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可能的模式，那就是高层的权力斗争引发革命。假定高层存在不同的派系，他们之间虽然在政治主张上差别不大（都不怎么喜欢民主），但存在利益冲突，为了争权夺利，其中一方（更可能是较弱的一方）可能会打民主牌，以民主来增强自身的力量，打击对手。
当然，就算中国不能发生上层革命，也并非世界末日。如果统治者能自觉还权于民，那自然是好；如果不能，那就由民众自下而上地迫使他们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