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 知名宪政学者

  

坚持在前线战斗长达十余年的著名维权律师李和平，也卷入「709」律师大围剿漩涡。

 

不把自己暴露在风头浪尖上，而坚持在前线战斗长达十余年的著名维权律师李和平，也卷入「709」律师大围剿漩涡，失踪在天津河西区看守所。其弟弟​​李春富律师为其呼吁，也同样失踪在天津河西区看守所。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律师，为救援呼吁，也被拘留逮捕所威胁，然而不改其志，坚持寻找失踪的李和平。每次前往天津，均得到回答：云深不知处，因为上意高难问。

 

我更想把李和平律师从「709」律师大围剿漩涡，卷起的维权律师政治化舆论中拔出来，点出他的另外一种失踪：作为去政治化维权律师和基督教维权律师标签的失踪。美国自由女神像，抱着两本书，一本是律法书，一本是圣经。李和平曾经有的这两个符号标签，我认为更需要从失踪状态中解救出来。而民国在台湾的民主转型过程中，律师的法律化运动和基督教长老会的支撑起了很大的作用。

 

更加重要的角色符号在灯下的黑，这就是在维权运动和舆论关注中的失踪。正如日常生活中我们夜里只能在路灯下找钥匙，而争夺钥匙的对手也是一样，而往往都没法找到。而路灯照不到的地方，更可能是钥匙藏匿之处。

 

说李和平的失踪维度或者被掩盖的维度，不仅在于把这一些维度重新带入维权运动，而且必须凸现出来，这是更加重要的，更加坚固和有生长空间的，维权运动从目前的维权民运化跳出，应该回到源头，进行重心转移和范式变迁。那一些被广泛符号化和关注消费的民运化维权标签，会如同绚烂烟花那样就绽放就消失，只留下一地烟尘和废纸。

 

李和平曾被《亚洲周刊》评为二零零五年亚洲风云人物，被当作大陆的美丽岛律师。

 

他十二年前给「新青年案」四君子之一杨子立辩护，稍让莫少平律师二十五年前给广场四君子刘晓波辩护。他还做过「三班仆人案件」等教案辩护，还有给法轮功案件辩护结果遭遇黑头套折磨殴打，获过海外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奖。李和平一贯是法律化维权，也出轨越位过，参加过维权运动第一波政治化高智晟的维权绝食。政治化在民间政治领域显现出大名，然后就去政治化用自己的名气继续服务于当事人或者受害者。

 

我在《别在党妈肚里装宫外孕》中批评维权律师的政治化。虽然我作为第一个被停了执照的维权律师，可我觉得我与后来出现的维权律师，大多隔膜，其原因在于律师本来就是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缓冲，十来年来我一直强调非政治化，并不是「美丽岛当事人」，而是「美丽岛律师」出现在台湾民众面前，以缓冲中立的律师身份为其背书，获得更大结果。公众无法直接面对「善待」政治化。美丽岛律师的中立面目，使民间从边缘靠近主流。

 

大多大陆维权律师以「美丽岛律师」自认，却不知自己所行之事如「美丽岛当事人」。维权律师本来应该带来新鲜元素，更新改造新陈代谢，一进入过去民运所设定的场域被染缸染了。维权律师本来应该给政治领域带来契约关系，祛除代表性，结果还是民意代表者自认。

 

李和平作为维权律师和基督徒合一象征色彩的失踪，让我更遗憾。二零零五年维权运动第一波维权政治化维权绝食的争议中，我在《议报》发表文章《他们眼中没有人民》，评丁子霖和高智晟的争议，里面第一次点名维权律师与基督教之间的咬合亲缘关系，就以李和平律师为代表。后来陈奎德先生做了专门的演讲，铺陈这个议题。范亚峰博士更是曾经建设了一以维权律师为主体的基督教家庭教会，李和平律师也是重要参与者。

 

十多年来我一直写文章坚持维权运动和基督教的咬合，甚至提出维权运动就是一个基督教教会。 2015年7月美国律师协会全球化与法律中心的Terence C.Halliday教授访谈我的时候，同样提到维权律师和基督教的咬合关系。后来他让我推荐维权律师，我提了李和平和唐吉田。

 

作为坚固弱者之强手，维权律师对于法治，就像基督徒对于信仰。基督教有教主（耶稣基督），使徒和平信徒。法治教，也应该有教主（上帝），使徒（维权律师）和民众。

 

维权律师谱写的应该是以法治为主角的行动叙事，而不应该是以自己为主角的行动叙事，就像一个基督徒应该以耶稣为主角救赎他的见证，而不是写他自己为主角去追寻耶稣的见证。

 

政治和法律的关系，民国的，叫法政，中共的，叫政法。法是永恒的普遍的，而政治则是变动不居的，因为桥接不同特殊群体的意见与诉求。民国把法放在政治之上，是为法政。

 

1949年之后，让法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极权主义运动之中，把绝对的法律，下降为相对主义的，而将相对的特殊群体，也就是先锋队组织，变为绝对的，它也承认政治的变动不居，但利用民众对变动不居的恐惧和无能，和信息不对称，将政治决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模仿基督要求信徒的绝对相信那样，提供了敌基督的「中保」，以强制要求民众绝对相信，把民众对法律的普遍性信仰，抢夺过来，把法律内置于自己之中，服从于自己的政治决断，是为政法。

 

美丽岛律师在政治犯与民众之间隔了一层，是一种典范。就像49年前民国为政治犯辩护的大律师一样，都是典范。维权律师可以穿越新旧秩序，从威权时期到宪政时期，从政法到法政。

 

维权律师在办案过程发生中与体制发生冲突，很容易反客为主，把自己和体制冲突变为焦点，而掩盖案件本身保护当事人权益之法律关系。所以我认为律师身份在抗争中在场，而律师的身体最好遁去。

 

我不赞同死磕律师成为标签，可以死磕但不要标签化为死磕律师，从维权律师变为死磕律师，甚至变为维权律师街头运动，是我不赞同的。

 

当然维权律师的政治化，街头化是打压的必然结果，也无从改变，所以我希望更多中立性，注重技术性，高扛法律性旗帜的律师，冲进维权律师队伍，对被污染的部分进行稀释冲淡。少数人政治化成为维权律师中的政治犯准政治犯，而大多数人去政治化，如此源源不断生生不息。

陈永苗 知名宪政学者

  

坚持在前线战斗长达十余年的著名维权律师李和平，也卷入「709」律师大围剿漩涡。

 

不把自己暴露在风头浪尖上，而坚持在前线战斗长达十余年的著名维权律师李和平，也卷入「709」律师大围剿漩涡，失踪在天津河西区看守所。其弟弟​​李春富律师为其呼吁，也同样失踪在天津河西区看守所。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律师，为救援呼吁，也被拘留逮捕所威胁，然而不改其志，坚持寻找失踪的李和平。每次前往天津，均得到回答：云深不知处，因为上意高难问。

 

我更想把李和平律师从「709」律师大围剿漩涡，卷起的维权律师政治化舆论中拔出来，点出他的另外一种失踪：作为去政治化维权律师和基督教维权律师标签的失踪。美国自由女神像，抱着两本书，一本是律法书，一本是圣经。李和平曾经有的这两个符号标签，我认为更需要从失踪状态中解救出来。而民国在台湾的民主转型过程中，律师的法律化运动和基督教长老会的支撑起了很大的作用。

 

更加重要的角色符号在灯下的黑，这就是在维权运动和舆论关注中的失踪。正如日常生活中我们夜里只能在路灯下找钥匙，而争夺钥匙的对手也是一样，而往往都没法找到。而路灯照不到的地方，更可能是钥匙藏匿之处。

 

说李和平的失踪维度或者被掩盖的维度，不仅在于把这一些维度重新带入维权运动，而且必须凸现出来，这是更加重要的，更加坚固和有生长空间的，维权运动从目前的维权民运化跳出，应该回到源头，进行重心转移和范式变迁。那一些被广泛符号化和关注消费的民运化维权标签，会如同绚烂烟花那样就绽放就消失，只留下一地烟尘和废纸。

 

李和平曾被《亚洲周刊》评为二零零五年亚洲风云人物，被当作大陆的美丽岛律师。

 

他十二年前给「新青年案」四君子之一杨子立辩护，稍让莫少平律师二十五年前给广场四君子刘晓波辩护。他还做过「三班仆人案件」等教案辩护，还有给法轮功案件辩护结果遭遇黑头套折磨殴打，获过海外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奖。李和平一贯是法律化维权，也出轨越位过，参加过维权运动第一波政治化高智晟的维权绝食。政治化在民间政治领域显现出大名，然后就去政治化用自己的名气继续服务于当事人或者受害者。

 

我在《别在党妈肚里装宫外孕》中批评维权律师的政治化。虽然我作为第一个被停了执照的维权律师，可我觉得我与后来出现的维权律师，大多隔膜，其原因在于律师本来就是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缓冲，十来年来我一直强调非政治化，并不是「美丽岛当事人」，而是「美丽岛律师」出现在台湾民众面前，以缓冲中立的律师身份为其背书，获得更大结果。公众无法直接面对「善待」政治化。美丽岛律师的中立面目，使民间从边缘靠近主流。

 

大多大陆维权律师以「美丽岛律师」自认，却不知自己所行之事如「美丽岛当事人」。维权律师本来应该带来新鲜元素，更新改造新陈代谢，一进入过去民运所设定的场域被染缸染了。维权律师本来应该给政治领域带来契约关系，祛除代表性，结果还是民意代表者自认。

 

李和平作为维权律师和基督徒合一象征色彩的失踪，让我更遗憾。二零零五年维权运动第一波维权政治化维权绝食的争议中，我在《议报》发表文章《他们眼中没有人民》，评丁子霖和高智晟的争议，里面第一次点名维权律师与基督教之间的咬合亲缘关系，就以李和平律师为代表。后来陈奎德先生做了专门的演讲，铺陈这个议题。范亚峰博士更是曾经建设了一以维权律师为主体的基督教家庭教会，李和平律师也是重要参与者。

 

十多年来我一直写文章坚持维权运动和基督教的咬合，甚至提出维权运动就是一个基督教教会。 2015年7月美国律师协会全球化与法律中心的Terence C.Halliday教授访谈我的时候，同样提到维权律师和基督教的咬合关系。后来他让我推荐维权律师，我提了李和平和唐吉田。

 

作为坚固弱者之强手，维权律师对于法治，就像基督徒对于信仰。基督教有教主（耶稣基督），使徒和平信徒。法治教，也应该有教主（上帝），使徒（维权律师）和民众。

 

维权律师谱写的应该是以法治为主角的行动叙事，而不应该是以自己为主角的行动叙事，就像一个基督徒应该以耶稣为主角救赎他的见证，而不是写他自己为主角去追寻耶稣的见证。

 

政治和法律的关系，民国的，叫法政，中共的，叫政法。法是永恒的普遍的，而政治则是变动不居的，因为桥接不同特殊群体的意见与诉求。民国把法放在政治之上，是为法政。

 

1949年之后，让法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极权主义运动之中，把绝对的法律，下降为相对主义的，而将相对的特殊群体，也就是先锋队组织，变为绝对的，它也承认政治的变动不居，但利用民众对变动不居的恐惧和无能，和信息不对称，将政治决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模仿基督要求信徒的绝对相信那样，提供了敌基督的「中保」，以强制要求民众绝对相信，把民众对法律的普遍性信仰，抢夺过来，把法律内置于自己之中，服从于自己的政治决断，是为政法。

 

美丽岛律师在政治犯与民众之间隔了一层，是一种典范。就像49年前民国为政治犯辩护的大律师一样，都是典范。维权律师可以穿越新旧秩序，从威权时期到宪政时期，从政法到法政。

 

维权律师在办案过程发生中与体制发生冲突，很容易反客为主，把自己和体制冲突变为焦点，而掩盖案件本身保护当事人权益之法律关系。所以我认为律师身份在抗争中在场，而律师的身体最好遁去。

 

我不赞同死磕律师成为标签，可以死磕但不要标签化为死磕律师，从维权律师变为死磕律师，甚至变为维权律师街头运动，是我不赞同的。

 

当然维权律师的政治化，街头化是打压的必然结果，也无从改变，所以我希望更多中立性，注重技术性，高扛法律性旗帜的律师，冲进维权律师队伍，对被污染的部分进行稀释冲淡。少数人政治化成为维权律师中的政治犯准政治犯，而大多数人去政治化，如此源源不断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