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永平因为讨薪末果，在宁夏银川公交车纵火报复导致17人死， 32人伤的惨案。类似的惨案已经发生多起，以后还会发生。发生这样的惨案，所有的人都会受到潜在的威胁，也让所有人的生命都充满着不确定性。
人们不知何时会发生，也不知会在哪发生，更不知为什么会发生。人们找不到问题发生的逻辑，好好的一个人，一辈子没得罪过什么人，做了一辈子的好人，好人做得很好，可还是受到惨烈的伤害。没招谁，没惹谁，可却成了别人的牺牲品。马永平的逻辑肯定不是复仇的逻辑，这种逻辑有不同的表达方法，诸如：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面是政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我必犯人；谁伤害我，我伤害谁；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些逻辑都具有明确特定的指向，而马永平，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马永平们杀人的逻辑都不是复仇的逻辑。如果说马永平们有逻辑，这逻辑肯定不在马永平们自身，他们的逻辑在另外一个地方。可能有人会说，别都把什么东西都怪罪在体制上，马永平们这样的人，本身就是对社会的犯罪，本身就是恐怖分子。他们法治意识淡漠，社会道德水平低下，眼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对这一类的人必须严惩。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别人指责固然有道理。可以体制运转有问题的情况下，道德只能谴责人，却解决不了人的问题。马永平们的逻辑是在体制运转的逻辑。体制运转的逻辑是使个人“原子化”的逻辑。体制运转的逻辑就是体制制造问题却解决不了问题的逻辑。体制制造了两极分化，又解决不了两极分化，不但解决不了两极分化，而且固化两极分化，固化两极分化并把那些影响两极分化的人视为异类。处于两极分化的低层的人，不但对两极分化无能为力，反而成为两极分化的牺牲品和局外人。他们认为自己是被这个所抛弃的人，是这个体制没有身份的人。他们无力对这个体制进行抗争。底层的人都是原子化的个人，他们面对这个体制显示出苍白感和无力感。如果他们对这个体制进行抗争，无异于以卵击石。体制运转的逻辑弱肉强食的逻辑。这种体制没有给他们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也没有给他们提供通过劳动获得社会保障的机会，更没有让他们通过劳动获得正常工资的机会。他们只是会干活能干活的工具。严重一点说，他们连现代包身工都谈不上，连长工都谈不上，他们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即使他们说话，还得符合主子的意志和意图。每到过年的时候，人们都会看到农民工讨工薪的影子。可就他们那么一点儿血汗钱，都被政府和包工头子层层盘剥。他们还没有竞争，就被别人吃掉了。他们只是弱肉，是无力反抗的弱肉，他们只有被别人摆在菜板子上的份，被人卖掉，被人吃掉，成为别人的盘中餐。体制运转的逻辑是维稳的逻辑。稳定使得马永平们没有可资利用的空间表达诉求，使得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成为空谈，使得工人罢工的自由成为虚无，使得工人上访的渠道成为打压的渠道，使得工人利益诉求的渠道严重阙失，被彻底封死。过去毛泽东所说的咱们工人阶级老大哥的地位从来没有实现过，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力量过。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样，都是公权力利用的阶级。他们只有工具的价值和意义，从来没有成为目的的价值和意义。体制运转的逻辑就是阶级斗争的逻辑。阶级斗争的逻辑在现阶段表现方式就是制造敌对势力而后消灭敌对势力的逻辑。工人搞点抗争的活动，官方就有人说警惕西方介入工人运动，警惕工人运动被西方利用。在官方看来，西方亡我之心不死，就是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工人阶级破坏社会稳定之亡我之心不死。研究劳工政治，开劳工政治研讨会，劳工底层抗争，都纳入敌对势力范畴。只要把劳工阶级纳入敌对势力的范畴，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进行维稳就有了恰当的理由。这也是近几年来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得以重新浮出水面的根本原因。体制运转的逻辑就是向下加害的逻辑。向体制抗争、向上抗争、向强权抗争、向强者抗争只会害了自己，毁灭了自己。即使有杨佳那样的胆量，最后牺牲的仍然是自己。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那得需要勇气。而对比自己境遇更差的人进行伤害，则不需要勇气，只需要无耻即可。弱肉强食的逻辑变成了弱肉相食的逻辑。这种弱肉相食的逻辑，让施弱者有了卑鄙的自信，也让其一夜之间成为人人喊打的恶名。但恶名也是名，有名就行。体制不改，马永平们就永远不会消失，而且这个群体还会不断发展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