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荣幸今天能在传统深厚的同济大学演讲，为此我要感谢贵校校长裴钢教授。拜访贵校为思考中德伙伴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而这也是下面我要做的。

但是首先我想高度赞扬那些接过了一项德国遗产的人士，因为正如诸位所知，同济大学根在德国，其前身为“德文医学堂”。埃里希•宝隆医生创办了这所学校 ，并与中国伙伴共同使其发展壮大。学校不久即增设了工学专业，进而为发展中国 的科学和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如今我们之所以能说同济大学是中德学术交流 的一个重镇，也是因为这一历史。几千名同济学子如此深入研究德国并赴德留学数个学期，贵校对德国学生又是如此开放，对此我印象深刻。但同样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中德企业为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的基金教席所做出的积极努力，该学院由同济大学与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于十八年前共同创立。

贵校校名来自“同舟共济”这一美好的、被广为引用的格言；今天，它作为校训形象地装点着校徽。这一格言也代表了知识进步和社会进步，而正是大学能够并且应当孕育这种进步。为了完成这一旨在促进社会福祉的任务，大学必须是一个能够自由地从事研究、自由开放地进行辩论的地方，一个思想能够不受阻碍地成长并为发展做出贡献的地方。这种自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贵校校训也很合适用来描述中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深厚联系。不顾困难的国际环境和中国正在进行的文革，我们以远见与勇气于1972年建交。 严格说来，当时并不是一种双边关系，而是一种三边关系，因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那个受苏联支配的更小的德国—也与其“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超然于一切世界观之外，中国人和德国人在过去四十多年里——特别是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建立了紧密牢固的经济、文化、政治和科学合作网络。

让我们来看文化交流：我与习近平主席刚刚为德中青少年交流年活动揭幕，其主题“交流、友谊、未来”颇为恰当。通过把双方的学生、青年学者、运动员或艺术家汇聚到一起，可以编织将在下一代承载双方关系的网络。体验另一种文化，也许甚至学习其语言，除了能带来真正的理解，还能培养在今天通称为跨文化能力的各种能力。艺术也能使我们走近其他文化，去年夏天在杜塞尔多夫参观出色的“中国8”当代艺术展，就让我体验到这一点。我希望即将举办的“德国8”当代艺术展也 能在中国激起如此广泛的兴趣。对这样有创新性、有勇气和一部分也有批判性的艺术家，我深怀敬意。

另外，不只是中国当代艺术让德国人感到赞叹，中国古代文化同样如此。它这么早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峰，中欧地区的人们当时生活简陋，对此还无法想象。中国古代哲学如此丰富，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在西方人们对其一直抱着很大的兴趣。还有古典诗歌，其意义深远，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这是多么丰富的文化遗产，它理所应当地让全世界的人感到赞叹！

不过，不光是文化遗产令我们钦佩并把我们双方联系在一起。只需再看今天的中德经济关系：欧盟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及其最大的销售市场，而其中中国 与德国的贸易额几乎相当于中国与法国、英国和意大利贸易额的总和。德国企业及其与中方的合资企业对中国的技术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当然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许多这些企业还带来了一种人性化的企业文化的新元素。中国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在德国投资。尽管目前经济增长放缓，许多德国企业仍要扩大在华业务。为在未来继续释放经济活力，比如为了推进工业生产数字化，创新必不可少。就此我们很乐于与中国更紧密地合作，尤其如果创新的法律保护得到更好保证的话。

中德两国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分别是各自所在大陆人口最多、经济最强的国家。同时，当其所在地区最近处于困难时期时，两国也都证明了自己是稳定之锚。

我们对中国1978年以来所取得的许多成就深怀敬意。这当中包括中国的经济发展，它使这么多人摆脱了贫困。这是一项历史性成就，特别是鉴于之前的历史歧途为大部分民众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此外，中国人勤劳肯干的精神也令我们钦佩，以及许许多多年轻人对教育的追求，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艰苦的工作让自己的孩子拥有更好的未来。我们高兴地看到许多年轻的留学生对世界抱着开放的心态，并且满怀热情地在日后将其所学投入中国的发展。我们也怀着兴趣和敬意看到，今天的中国有着各种各样四十年前根本无法想象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总而言之：中国社会——也像德国社会一样——变得更多元了。 这种多元化是思想活力的重要源泉，从而也是中国取得成功的重要源泉 ；反过来也可以说，限制这样的发展空间则会危及这一进步。

然而，我们也不无忧虑地关注着某些发展走向。比如雾霾侵袭中国人口稠密地区——现在甚至包括上海这里，许多德国人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景象时都颇为触动。有些德国人则在想，怎样才能更加平均地分配财富，那些完全走自己的路、似乎与官方路线相抵触的人有什么遭遇；星期一我在北京与这样一些人士会面，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些德国人在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巨大变革和现代化任务时，为我们两国经济关系的未来忧心忡忡。

我们的经验表明，长期来看总体上有理由感到乐观。中德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存在于两国机构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近几十年里，中德双方许多人建立了信任，尤其是对各自社会所具备的学习能力的信任。哪里有信任，哪里也就会产生可靠性 。只要社会和政府证明自己是有学习能力的系统，就能取得进步，包括在国家间关系这个领域。

我了解中国从19世纪中叶以来走过了一条多么漫长的道路。随着西方国家的入侵，泱泱中华沦为半殖民地。传统悠久的中国文化曾深为欧洲启蒙主义者莱布尼茨和伏尔泰所敬仰，此时却显得一落千丈。太平天国起义造成的内战在所到之处留下一片废墟，可能是19世纪全世界最血腥的事件。1912年帝国终结之后国家陷入混乱，但也是这一年冬天在中国首次举行了民主的国会选举。抗日战争中有上千万人遇难。然后是五十年代毛主义的群众运动，饥饿与绝望，文革浩劫，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产生了解放性的长远影响。

特别是20世纪是一个——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话来说——“极端的时代”， 对中国如此，对德国亦然。无论我们的国族史有何不同，从暴力的深刻经验中我们得出了一个巨大的共同点和一个认识，那就是社会的繁荣发展需要保卫和平的决心、人性的首要地位和理性的力量。

我从这样一个国家来到你们这里：关于重新开始、转型和适应，它积累了各种经验；它曾面临的某些问题，中国也得设法解决。德国走过了一条特别的道路，一条首先是咎由自取的坎坷道路。先后两个独裁政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违背人道原则并犯下最可怕的反人类罪；历经这些坎坷之后，尤其是二战之后，德国才最终变成了另一个国家——先是西德部分， 1990年作为一个整体。在当代德国，一切国家权力都必须服从一种最高的基本价值，即人的尊严。因此，我想对你们讲一讲我的国家及其历史，也略微讲一讲我的生活。这些经验我并不想强加给任何人，不管是在座各位还是其他中国人。我提供这些经验，以助于更好地理解是什么在引

导我而且也在引导德国社会。

我能给你们讲的，不只是德国的成功。我也经历过一个社会会缺乏什么。从幼年直到成年，我曾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生活了四十多年。官方宣传赞其为两个德国中“更好的”那一个，但并非如此。 这个国家作为共产主义国家联盟的一部分依赖于苏联，它剥夺自己人民的自主权，限制民众出国，并对那些反抗领导层意志的人加以羞辱和惩罚。

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应当为多数民众的利益服务、结束剥削、抵制人的异化，并由此开启一个幸福与满足的时代。但当时的问题是，大多数人既未得到幸福也未得到解放。而且整个制度缺乏真正的合法性。没有自由、平等、秘密的民众选举。后果就是信誉的缺失，以及与之相联的一种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不信任文化。

与东德的情况相反，西德战后很快就建立了稳定的民主体制，实行三权分立原则，确立依法而治（Rule of law）的法治国家。从纳粹分子滥用法律为其罪行辩护的经验中，新生的西德民主吸取了一个核心教训，即权力决不应再凌驾于法律之上。德国法哲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的话从此成为准绳：“法是追求正义的意志。”而这也是西德取得经济成功的重要基础。社会市场经济离不开运转良好的法律制度。

这个认识曾经在德国并非理所当然。德国虽然是启蒙运动的故乡之一并贡献了其中几个重要的思想家——此处只提一下康德，但是国家及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久久却不愿认识到，诸如公民自由等启蒙运动的价值具有普适性。很长一个时期，德国反而为自己要求文化上的特殊地位；按照这种例外主义，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正确的事物，对德国却不一定适用。直到发生了纳粹政权的灾难及其在二战中失败之后，西德才开放地接受启蒙思想的基本原则，即不可剥夺的人权和法治，三权分立，代议制民主和主权在民。

人权并不受空间或时间的限制，而是与个人的本质密不可分。1989年， 这一认识终于也在东德和整个中东欧赢得了胜利。事实表明：人对自由的向往总会为自身开辟道路。出于这一原因，物质财富或社会地位无法持久替代个体的自由权利。

即使人权的普适性还没能使每个人都实际享有这些权利，比如由于政治上的剥夺，个人仍然也可以援引这些权利作为依据，尤其是可以援引联合国大会近七十年前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份文件绝不仅仅是西方的作品。恰恰相反：起草委员会中也有来自亚洲、拉美和阿拉伯世界的知识分子，而委员会的副主席则是一位中国人。《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原文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待。”中德之间2014年就促进和保护人权商定的交流也应充满这种精神。

如果民主社会要以一种保持内部和谐的方式发展，除了政治参与以外，社会正义和社会参与是其最重要的基础。正是围绕着这个问题，我星期一在北京与中央党校的教授们进行了非常坦率的讨论。在德国，正是战后时期的混乱和艰苦使西德的建国者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过，他们也能够参照长期的传统。

比如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在19世纪末就已形成，二战后成为社会福利制度的核心。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把福利国家称为“对持续制造不公平的市场社会的巧妙回答”。今天，德国人已经与福利制度并进而与自己的国家建立了深刻的联系。他们不必指望国家的施舍，而是能够放心他们的权利将得到保障，能够依据权利提出要求。

我们德国人的经验是：福利制度如果跟民主秩序相结合，就会产生社会推动力。普选权保证财产较少的人也能为其关切发声。不过，维持社会平衡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雇主和雇员必须通过对话携手肩负这一责任。

德国历史上的两个独裁政权都曾对雇员成立的某些团体疑虑重重，而后来正是这些团体构成了社会伙伴关系的核心。因此，工会的自由度是衡量德国现当代史中政治自由度的一个重要标准。直到1990年，工会只在西德享有自由。二战后西德工会史的突出特征并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雇主与雇员、雇主联合会与工会之间的伙伴关系。

这一社会伙伴关系在于，它虽然要求双方做出妥协，但最终对双方都有利。它加快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广大阶层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因此，不只是科技创新打造了西德的经济繁荣，上述社会创新也发挥了积极影响。

劳资合作是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的行为，旨在实现利益平衡；如今，它也使德国能够逐渐进行经济和就业领域的结构转型并保持社会和谐。

德国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关于经济，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北京时说得很贴切：“如果中国经济发展良好，那么全世界都从中受益”。但是，德国人也关注着中国的生态发展。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明白中国对全球气候的意义，但也是因为我们在中国的发展中又认出了我们自己。被毁坏的自然景观，尖利的交通噪音，被污染的河流，厚重污浊的城市空气——德国曾经的经验使我们对这一切也很熟悉。

这些问题在德国能够大部分得到解决，是一个长达几十年的过程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公民社会——尤其是西德的公民社会——也发挥了重要的、也许是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正是自然保护和环境保护运动一再指出弊端。这中间需要广泛的辩论和许多公开集会，最后兴起了一个政治运动，改变了主流社会的心态。随后政府做出反应，社会从此开始了以生态为导向的改变。总而言之，环境保护的长期目标有时不得不克服强大的利益阻力才能实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环保运动自身也发生了变化：从抗议变为与国家合作对话。如今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环保团体甚至是政界和经济界的咨询顾问。对过于片面追求短期经济成果这种也曾在德国广为流行的思维，环保运动给与了强有力的纠正。环保运动也对官方机构产生了大有裨益的影响，官方机构则证明了自己越来越强的开放性和学习能力。由此可见，与公民寻求对话、对公民负责的政治决策者，会获得行动能力和负责能力。而从这样的学习过程中也会产生高度的合法性。

顺便提一下，绿色技术现已成为我国经济和出口必不可少的部分，不但保障大量工作岗位，而且推动我们实现彻底摆脱核能和化石资源的能源供应模式。

为公共福祉服务是国家和政治行为的首要任务，这一思想其实也深植于中国思想史中。孔子最著名的后继者孟子，就已这样回答魏王什么对自己的国家有利的问题：“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如果公民决定国家的命运，如果他们信任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如果也还有一定的社会公正，社会稳定和内部和谐就能得到增强。而内部和谐与外部和平相生相成。

德国一贯欢迎中国和平崛起并努力实现与他国和平共处的表态。德国也欢迎中国争取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欢迎中国由此更积极地承担起伴随经济实力增长而来的责任。

承担不同形式的责任需要一个学习、摸索的过程，这一点我们德国人自己也正在亲身经历。另外，不能光利用所谓的全球公共产品，而是也要付出。当今大量的危机向我们表明，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多么需要集体行动和国际标准。我们很高兴恰恰是在国际气候保护问题上逐渐与中国拥有了共同语言，同时也很高兴中国愿意成为世界气候协议的缔约方。

中德两国近来在大量全球问题上携手承担起了责任，比如在贯彻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两国也为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做出贡献，由此有力防止了核武器扩散。我们一起积极寻求途径结束叙利亚冲突并从而结束它给成千上万人造成的苦难。

这一切都是重要的步骤，但是我们两国还必须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这中间我们应当认识到：这样的参与带来机遇——共同进一步发展国际结构的机遇。我们愿与中国一道，努力增强秩序体系和法律体系，使其更加有效、更加公正。如果创建新的机构，它们就应在国际体系中发挥补充而不是竞争的作用。对我们来说，看待中德关系时也不能脱离开中国与德国所有其他重要伙伴和盟国的关系。

中德关系建立在长期信任和高度可靠性的坚固基础上。两国在上世纪最后一个阶段都实行了开放和改革。尽管如此，我们以及我个人今天仍有许多疑问。特别要问的是，中国还蕴藏着哪些潜力？中国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人才，因此我猜测还有着丰富而巨大的潜力。那么怎样才能挖掘这些潜力以有利于中德双方呢？我并不是从贸易伙伴的功利主义角度提出这些问题，而是从伙伴的角度，一个由衷地关注对方发展道路的伙伴，一个为近期以及这几天从中国公民社会传来的某些消息感到忧虑的伙伴。

我要再次明确表示，我的访问是一次友好访问，旨在继续巩固长期信任。我深信，我们正是能以真诚和坦率进一步拓宽我们之间的桥梁。

为此我们必须遏制那些削弱信任的因素，促进那些加强信任的因素。在欧洲，信任来自可预测性和法治原则。德国相信，中国未来几年也能实现其高远的发展目标——如果中国利用其社会多元化所释放的力量，因为这些力量也植根于个人的经验和创意中。

一个积极活跃的公民社会也总是一个灵活创新的社会，能够发挥感染力并获得国际好评。如此一来，国家能够与社会一道，更好地、更和平地克服危机，并以此长期保证更大的稳定。德国寄望于这样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一个创造性和创意竞争的中国。不止如此，整个国际社会都需要这样一个中国。

因此，我们彼此关系的未来也取决于双方能够释放哪些内在活力。因为这很清楚：2016年的德国也不是极乐岛。我估计你们当中很可能也会有人问我关于德国的问题，比如德国的增长前景，德国的欧洲邻国，德国对欧洲日益危险的周边环境的反应。因为当前我们确实面临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恰恰也在挑战我们对人的尊严的理解，而首先是这个问题：如果不只是少量的人作为内战难民和政治避难者到德国寻求住处和未来，而是有无法预料规模的难民潮涌入，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行动。

众所周知， 鲁迅这位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他那个时代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主义者之一，在上海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小说《故乡》，一篇1921年在一个充满乐观主义的时期发表的作品，是这样结尾的：“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愿中国和德国一道， 为世界上希望永存，为总能找到新的道路走向更好的未来，做出贡献。

非常荣幸今天能在传统深厚的同济大学演讲，为此我要感谢贵校校长裴钢教授。拜访贵校为思考中德伙伴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而这也是下面我要做的。

但是首先我想高度赞扬那些接过了一项德国遗产的人士，因为正如诸位所知，同济大学根在德国，其前身为“德文医学堂”。埃里希•宝隆医生创办了这所学校 ，并与中国伙伴共同使其发展壮大。学校不久即增设了工学专业，进而为发展中国 的科学和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如今我们之所以能说同济大学是中德学术交流 的一个重镇，也是因为这一历史。几千名同济学子如此深入研究德国并赴德留学数个学期，贵校对德国学生又是如此开放，对此我印象深刻。但同样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中德企业为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的基金教席所做出的积极努力，该学院由同济大学与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于十八年前共同创立。

贵校校名来自“同舟共济”这一美好的、被广为引用的格言；今天，它作为校训形象地装点着校徽。这一格言也代表了知识进步和社会进步，而正是大学能够并且应当孕育这种进步。为了完成这一旨在促进社会福祉的任务，大学必须是一个能够自由地从事研究、自由开放地进行辩论的地方，一个思想能够不受阻碍地成长并为发展做出贡献的地方。这种自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贵校校训也很合适用来描述中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深厚联系。不顾困难的国际环境和中国正在进行的文革，我们以远见与勇气于1972年建交。 严格说来，当时并不是一种双边关系，而是一种三边关系，因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那个受苏联支配的更小的德国—也与其“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超然于一切世界观之外，中国人和德国人在过去四十多年里——特别是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建立了紧密牢固的经济、文化、政治和科学合作网络。

让我们来看文化交流：我与习近平主席刚刚为德中青少年交流年活动揭幕，其主题“交流、友谊、未来”颇为恰当。通过把双方的学生、青年学者、运动员或艺术家汇聚到一起，可以编织将在下一代承载双方关系的网络。体验另一种文化，也许甚至学习其语言，除了能带来真正的理解，还能培养在今天通称为跨文化能力的各种能力。艺术也能使我们走近其他文化，去年夏天在杜塞尔多夫参观出色的“中国8”当代艺术展，就让我体验到这一点。我希望即将举办的“德国8”当代艺术展也 能在中国激起如此广泛的兴趣。对这样有创新性、有勇气和一部分也有批判性的艺术家，我深怀敬意。

另外，不只是中国当代艺术让德国人感到赞叹，中国古代文化同样如此。它这么早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峰，中欧地区的人们当时生活简陋，对此还无法想象。中国古代哲学如此丰富，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在西方人们对其一直抱着很大的兴趣。还有古典诗歌，其意义深远，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这是多么丰富的文化遗产，它理所应当地让全世界的人感到赞叹！

不过，不光是文化遗产令我们钦佩并把我们双方联系在一起。只需再看今天的中德经济关系：欧盟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及其最大的销售市场，而其中中国 与德国的贸易额几乎相当于中国与法国、英国和意大利贸易额的总和。德国企业及其与中方的合资企业对中国的技术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当然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许多这些企业还带来了一种人性化的企业文化的新元素。中国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在德国投资。尽管目前经济增长放缓，许多德国企业仍要扩大在华业务。为在未来继续释放经济活力，比如为了推进工业生产数字化，创新必不可少。就此我们很乐于与中国更紧密地合作，尤其如果创新的法律保护得到更好保证的话。

中德两国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分别是各自所在大陆人口最多、经济最强的国家。同时，当其所在地区最近处于困难时期时，两国也都证明了自己是稳定之锚。

我们对中国1978年以来所取得的许多成就深怀敬意。这当中包括中国的经济发展，它使这么多人摆脱了贫困。这是一项历史性成就，特别是鉴于之前的历史歧途为大部分民众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此外，中国人勤劳肯干的精神也令我们钦佩，以及许许多多年轻人对教育的追求，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艰苦的工作让自己的孩子拥有更好的未来。我们高兴地看到许多年轻的留学生对世界抱着开放的心态，并且满怀热情地在日后将其所学投入中国的发展。我们也怀着兴趣和敬意看到，今天的中国有着各种各样四十年前根本无法想象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总而言之：中国社会——也像德国社会一样——变得更多元了。 这种多元化是思想活力的重要源泉，从而也是中国取得成功的重要源泉 ；反过来也可以说，限制这样的发展空间则会危及这一进步。

然而，我们也不无忧虑地关注着某些发展走向。比如雾霾侵袭中国人口稠密地区——现在甚至包括上海这里，许多德国人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景象时都颇为触动。有些德国人则在想，怎样才能更加平均地分配财富，那些完全走自己的路、似乎与官方路线相抵触的人有什么遭遇；星期一我在北京与这样一些人士会面，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些德国人在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巨大变革和现代化任务时，为我们两国经济关系的未来忧心忡忡。

我们的经验表明，长期来看总体上有理由感到乐观。中德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存在于两国机构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近几十年里，中德双方许多人建立了信任，尤其是对各自社会所具备的学习能力的信任。哪里有信任，哪里也就会产生可靠性 。只要社会和政府证明自己是有学习能力的系统，就能取得进步，包括在国家间关系这个领域。

我了解中国从19世纪中叶以来走过了一条多么漫长的道路。随着西方国家的入侵，泱泱中华沦为半殖民地。传统悠久的中国文化曾深为欧洲启蒙主义者莱布尼茨和伏尔泰所敬仰，此时却显得一落千丈。太平天国起义造成的内战在所到之处留下一片废墟，可能是19世纪全世界最血腥的事件。1912年帝国终结之后国家陷入混乱，但也是这一年冬天在中国首次举行了民主的国会选举。抗日战争中有上千万人遇难。然后是五十年代毛主义的群众运动，饥饿与绝望，文革浩劫，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产生了解放性的长远影响。

特别是20世纪是一个——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话来说——“极端的时代”， 对中国如此，对德国亦然。无论我们的国族史有何不同，从暴力的深刻经验中我们得出了一个巨大的共同点和一个认识，那就是社会的繁荣发展需要保卫和平的决心、人性的首要地位和理性的力量。

我从这样一个国家来到你们这里：关于重新开始、转型和适应，它积累了各种经验；它曾面临的某些问题，中国也得设法解决。德国走过了一条特别的道路，一条首先是咎由自取的坎坷道路。先后两个独裁政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违背人道原则并犯下最可怕的反人类罪；历经这些坎坷之后，尤其是二战之后，德国才最终变成了另一个国家——先是西德部分， 1990年作为一个整体。在当代德国，一切国家权力都必须服从一种最高的基本价值，即人的尊严。因此，我想对你们讲一讲我的国家及其历史，也略微讲一讲我的生活。这些经验我并不想强加给任何人，不管是在座各位还是其他中国人。我提供这些经验，以助于更好地理解是什么在引

导我而且也在引导德国社会。

我能给你们讲的，不只是德国的成功。我也经历过一个社会会缺乏什么。从幼年直到成年，我曾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生活了四十多年。官方宣传赞其为两个德国中“更好的”那一个，但并非如此。 这个国家作为共产主义国家联盟的一部分依赖于苏联，它剥夺自己人民的自主权，限制民众出国，并对那些反抗领导层意志的人加以羞辱和惩罚。

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应当为多数民众的利益服务、结束剥削、抵制人的异化，并由此开启一个幸福与满足的时代。但当时的问题是，大多数人既未得到幸福也未得到解放。而且整个制度缺乏真正的合法性。没有自由、平等、秘密的民众选举。后果就是信誉的缺失，以及与之相联的一种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不信任文化。

与东德的情况相反，西德战后很快就建立了稳定的民主体制，实行三权分立原则，确立依法而治（Rule of law）的法治国家。从纳粹分子滥用法律为其罪行辩护的经验中，新生的西德民主吸取了一个核心教训，即权力决不应再凌驾于法律之上。德国法哲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的话从此成为准绳：“法是追求正义的意志。”而这也是西德取得经济成功的重要基础。社会市场经济离不开运转良好的法律制度。

这个认识曾经在德国并非理所当然。德国虽然是启蒙运动的故乡之一并贡献了其中几个重要的思想家——此处只提一下康德，但是国家及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久久却不愿认识到，诸如公民自由等启蒙运动的价值具有普适性。很长一个时期，德国反而为自己要求文化上的特殊地位；按照这种例外主义，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正确的事物，对德国却不一定适用。直到发生了纳粹政权的灾难及其在二战中失败之后，西德才开放地接受启蒙思想的基本原则，即不可剥夺的人权和法治，三权分立，代议制民主和主权在民。

人权并不受空间或时间的限制，而是与个人的本质密不可分。1989年， 这一认识终于也在东德和整个中东欧赢得了胜利。事实表明：人对自由的向往总会为自身开辟道路。出于这一原因，物质财富或社会地位无法持久替代个体的自由权利。

即使人权的普适性还没能使每个人都实际享有这些权利，比如由于政治上的剥夺，个人仍然也可以援引这些权利作为依据，尤其是可以援引联合国大会近七十年前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份文件绝不仅仅是西方的作品。恰恰相反：起草委员会中也有来自亚洲、拉美和阿拉伯世界的知识分子，而委员会的副主席则是一位中国人。《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原文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待。”中德之间2014年就促进和保护人权商定的交流也应充满这种精神。

如果民主社会要以一种保持内部和谐的方式发展，除了政治参与以外，社会正义和社会参与是其最重要的基础。正是围绕着这个问题，我星期一在北京与中央党校的教授们进行了非常坦率的讨论。在德国，正是战后时期的混乱和艰苦使西德的建国者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过，他们也能够参照长期的传统。

比如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在19世纪末就已形成，二战后成为社会福利制度的核心。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把福利国家称为“对持续制造不公平的市场社会的巧妙回答”。今天，德国人已经与福利制度并进而与自己的国家建立了深刻的联系。他们不必指望国家的施舍，而是能够放心他们的权利将得到保障，能够依据权利提出要求。

我们德国人的经验是：福利制度如果跟民主秩序相结合，就会产生社会推动力。普选权保证财产较少的人也能为其关切发声。不过，维持社会平衡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雇主和雇员必须通过对话携手肩负这一责任。

德国历史上的两个独裁政权都曾对雇员成立的某些团体疑虑重重，而后来正是这些团体构成了社会伙伴关系的核心。因此，工会的自由度是衡量德国现当代史中政治自由度的一个重要标准。直到1990年，工会只在西德享有自由。二战后西德工会史的突出特征并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雇主与雇员、雇主联合会与工会之间的伙伴关系。

这一社会伙伴关系在于，它虽然要求双方做出妥协，但最终对双方都有利。它加快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广大阶层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因此，不只是科技创新打造了西德的经济繁荣，上述社会创新也发挥了积极影响。

劳资合作是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的行为，旨在实现利益平衡；如今，它也使德国能够逐渐进行经济和就业领域的结构转型并保持社会和谐。

德国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关于经济，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北京时说得很贴切：“如果中国经济发展良好，那么全世界都从中受益”。但是，德国人也关注着中国的生态发展。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明白中国对全球气候的意义，但也是因为我们在中国的发展中又认出了我们自己。被毁坏的自然景观，尖利的交通噪音，被污染的河流，厚重污浊的城市空气——德国曾经的经验使我们对这一切也很熟悉。

这些问题在德国能够大部分得到解决，是一个长达几十年的过程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公民社会——尤其是西德的公民社会——也发挥了重要的、也许是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正是自然保护和环境保护运动一再指出弊端。这中间需要广泛的辩论和许多公开集会，最后兴起了一个政治运动，改变了主流社会的心态。随后政府做出反应，社会从此开始了以生态为导向的改变。总而言之，环境保护的长期目标有时不得不克服强大的利益阻力才能实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环保运动自身也发生了变化：从抗议变为与国家合作对话。如今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环保团体甚至是政界和经济界的咨询顾问。对过于片面追求短期经济成果这种也曾在德国广为流行的思维，环保运动给与了强有力的纠正。环保运动也对官方机构产生了大有裨益的影响，官方机构则证明了自己越来越强的开放性和学习能力。由此可见，与公民寻求对话、对公民负责的政治决策者，会获得行动能力和负责能力。而从这样的学习过程中也会产生高度的合法性。

顺便提一下，绿色技术现已成为我国经济和出口必不可少的部分，不但保障大量工作岗位，而且推动我们实现彻底摆脱核能和化石资源的能源供应模式。

为公共福祉服务是国家和政治行为的首要任务，这一思想其实也深植于中国思想史中。孔子最著名的后继者孟子，就已这样回答魏王什么对自己的国家有利的问题：“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如果公民决定国家的命运，如果他们信任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如果也还有一定的社会公正，社会稳定和内部和谐就能得到增强。而内部和谐与外部和平相生相成。

德国一贯欢迎中国和平崛起并努力实现与他国和平共处的表态。德国也欢迎中国争取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欢迎中国由此更积极地承担起伴随经济实力增长而来的责任。

承担不同形式的责任需要一个学习、摸索的过程，这一点我们德国人自己也正在亲身经历。另外，不能光利用所谓的全球公共产品，而是也要付出。当今大量的危机向我们表明，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多么需要集体行动和国际标准。我们很高兴恰恰是在国际气候保护问题上逐渐与中国拥有了共同语言，同时也很高兴中国愿意成为世界气候协议的缔约方。

中德两国近来在大量全球问题上携手承担起了责任，比如在贯彻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两国也为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做出贡献，由此有力防止了核武器扩散。我们一起积极寻求途径结束叙利亚冲突并从而结束它给成千上万人造成的苦难。

这一切都是重要的步骤，但是我们两国还必须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这中间我们应当认识到：这样的参与带来机遇——共同进一步发展国际结构的机遇。我们愿与中国一道，努力增强秩序体系和法律体系，使其更加有效、更加公正。如果创建新的机构，它们就应在国际体系中发挥补充而不是竞争的作用。对我们来说，看待中德关系时也不能脱离开中国与德国所有其他重要伙伴和盟国的关系。

中德关系建立在长期信任和高度可靠性的坚固基础上。两国在上世纪最后一个阶段都实行了开放和改革。尽管如此，我们以及我个人今天仍有许多疑问。特别要问的是，中国还蕴藏着哪些潜力？中国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人才，因此我猜测还有着丰富而巨大的潜力。那么怎样才能挖掘这些潜力以有利于中德双方呢？我并不是从贸易伙伴的功利主义角度提出这些问题，而是从伙伴的角度，一个由衷地关注对方发展道路的伙伴，一个为近期以及这几天从中国公民社会传来的某些消息感到忧虑的伙伴。

我要再次明确表示，我的访问是一次友好访问，旨在继续巩固长期信任。我深信，我们正是能以真诚和坦率进一步拓宽我们之间的桥梁。

为此我们必须遏制那些削弱信任的因素，促进那些加强信任的因素。在欧洲，信任来自可预测性和法治原则。德国相信，中国未来几年也能实现其高远的发展目标——如果中国利用其社会多元化所释放的力量，因为这些力量也植根于个人的经验和创意中。

一个积极活跃的公民社会也总是一个灵活创新的社会，能够发挥感染力并获得国际好评。如此一来，国家能够与社会一道，更好地、更和平地克服危机，并以此长期保证更大的稳定。德国寄望于这样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一个创造性和创意竞争的中国。不止如此，整个国际社会都需要这样一个中国。

因此，我们彼此关系的未来也取决于双方能够释放哪些内在活力。因为这很清楚：2016年的德国也不是极乐岛。我估计你们当中很可能也会有人问我关于德国的问题，比如德国的增长前景，德国的欧洲邻国，德国对欧洲日益危险的周边环境的反应。因为当前我们确实面临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恰恰也在挑战我们对人的尊严的理解，而首先是这个问题：如果不只是少量的人作为内战难民和政治避难者到德国寻求住处和未来，而是有无法预料规模的难民潮涌入，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行动。

众所周知， 鲁迅这位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他那个时代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主义者之一，在上海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小说《故乡》，一篇1921年在一个充满乐观主义的时期发表的作品，是这样结尾的：“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愿中国和德国一道， 为世界上希望永存，为总能找到新的道路走向更好的未来，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