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到2017年，许多为民主奋斗多年的先辈人物没有看到民主在中国实现的那一天就撒手人寰，但是他们活着的时候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贵的精神遗产，像夜空中的星星，指引后来者为国家的民主和人民的自由继续努力。我这里仅凭记忆记录一些人的点滴往事，作为某些璀璨星辰曾有的一抹余晖。
许良英
在北大读研时听说了许良英先生的大名，既是一位研究科学哲学的大学问家，也是民主理论的先驱。大约是1998年秋季的一天，在朋友曹家和带领下跟本科生高巍一起到其家里拜访。许先生什么礼物也不收，但我们可以送鲜花。许先生当年78了，但精神还好。家和介绍高巍和我是北大时事社的学生，信仰民主，特此来拜访。于是许先生就问我俩怎么理解民主。高巍兴致勃勃地谈起民主革命，反对专制独裁，崇尚格瓦拉，不料许先生突然打断他说：你这不是民主，是法西斯！我们都吃了一惊。他转过头问我对民主的理解。“我是从自由的角度理解民主的”，我跟高巍的观点有所不同，但也没有想到他被许先生批评那么厉害，于是我继续说，“民主应该是保障自由的手段”。许先生对我的观点表示认可，他评论道：“你是自由主义的观点”，于是给我们讲解自由和民主的区别。这是我第一次理解自由主义的基本含义，此后又从其他师友和书本上学习了些自由主义的知识，从此就以自由主义者自居。两年后我写了《选择自由主义》一文，竟成为颠覆罪的证据。
再见许良英老师的时候，是我已经坐牢出狱一年后。感觉上许先生更苍老了。那次还是跟家和一起去拜见的。他知道我坐牢的事，关切地问长问短。他对于我们几个青年学生因为搞个新青年学会被以颠覆罪判十年和八年的重刑非常愤怒：“你们这算什么颠覆，不就是因为替农民说点真话吗？”接着他谈起自己当年在浙大参加中共地下党，任党支部书记。那时搞学潮，上街游行示威，接受上级指示，汇报情报，目的就是为了推翻国民党政府。“国共那时正打内战，我那才叫真正的颠覆。后来被破获，我被判了三年，没坐满就放出来了。”
他谈到自己写的《民主历史和理论》一书，我们都想先睹为快，可惜还没有写完。但是他给了我们一篇最近写的民主理论的论文，也是一个大开的册子，可惜现在忘了什么内容，只是为他那么大年纪还孜孜不倦地写作而感动。因为其夫人王来棣老师因病需要保养，我们没有听许先生讲完他的理论就告辞了。
2013年初，许先生在家跌倒昏迷的事情令大家都很揪心。没想到最坏的事还是发生了。给许先生送葬那天，我因家母走失一事正焦头烂额，没有去。多么想最后一次送他一束花。
曹思源
“曹破产”的大名早就听说过。有次北大有位经济学家曹凤岐演讲，误以为是他，被同学纠正，才知道真名是曹思源。
第一次见曹思源老师是在2000年，那时我在建设部大院租了个房间，开了一家小公司从事软件开发。不时请师友来讲座，经朋友张宏海介绍，曹思源老师给大家讲他搞破产法的历史以及经济自由的必要性。具体内容记不清了，但是他讲的有个细节很有意思。在某个讨论上，国家主席江泽民也出席了，曹老师要抓住机会把自己的政治经济改革建议呈上，于是他把建议书揣在怀里，甩着两手走近江泽民，突然拿出自己的文稿，江略显吃惊，随后接过稿子表示要好好看看。“为什么甩着两只手呢？旁边保镖都盯着，你要是手揣兜里，恐怕不会让你走近。”我们为曹老师的机智暗中赞叹。曹老师演讲一分钱报酬没有，只是跟大家一起吃了一顿8元的盒饭。这次演讲，后来也出现在判我们有罪的证据中。
第二次见到曹老师是2009年刚出狱不久。那时曹老师已经从经济学家转变为宪政学者。本来我只想给曹老师打个问候电话，他却让我们四人都去，要请我们一起吃饭。他很有兴致地谈起2003年在青岛组织了保护私有财产和修改宪法研讨会的事情，历尽周折，终于做成。但是当局大为震怒，加强了对宪政学者的监控。有一次曹老师跟朋友在饭店吃饭，吃完走了之后发现有个兜忘了拿，返回到饭馆的包间，发现便衣正在取下饭桌底下安装的窃听器。曹老师还送给我们每人一本他写的世界宪政历史，此后曹老师不时地发宪政改革的邮件到我邮箱。他的宪政改革思想既坚持经济自由、政治民主、保护人权等原则，又有从现实出发的策略，哪里先改哪里后改，以达到减少阵痛，造福万方的目的。
最后一次见到曹老师则是陈子明先生的追悼会那天，跟几个出席追悼会的朋友一起去拜访他。这次是我们请他吃饭，然后在他既充当办公室又是书房的家里谈了不少时间。那时曹老师已经患了癌症，胃切除了3/4，但他看起来还是精神矍铄，嗓音依然洪亮。他照例赠给我们每人几本他近年的宪政改革著作，继续讲他的宪政改革理论。“共产党既然声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个长期过程，就不要叫共产党嘛，应该改叫社会党，社会党不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党吗？不但名正言顺，而且保护私有财产，坚持市场经济也就顺理成章；共产听起来还是要共人家的产，能不让人害怕吗？”“《炎黄春秋》开春节团拜会的时候往年都叫我发言，最近这次不敢叫我发言了。但是我还是找机会到讲台上，说我要说两句，总不能赶我下台吧。”从曹老师的言谈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即便是为改良共产党统治的宪政改革言论也已经敏感到连《炎黄春秋》这样的平台都要敬而远之的地步了。临走的时候，我问他病情，他说感觉尚好，但是癌指标高出正常20多倍。
没想到不到一个月曹老师就含恨西去。因为传知行同事正遭受牢狱之灾，我躲避外地，没有参加曹老师葬礼，殊为遗憾。
陈子明
八九年我尚未读大学时，就听说过陈子明先生的大名。2004年4月，我被捕三年后转入北京市第二监狱，分监区的赵警官告诉我他以前就是陈子明的队长，言外之意是让我这个政治犯不要闹事，他是看管过大人物的。
出狱后我在玉闪的传知行研究所工作，大概是2010年的中秋，我代表机构给子明老师送月饼表示慰问，顺便提到我的同事给他整理上千万文字的文集的事情。这是唯一的一次拜访子明老师。提起赵警官他倒记不得了，但是他讲起来被保外的哭笑不得的事。六四之后，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美国国会每年讨论在贸易上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时要跟中国人权状况联系起来。当时的中美首脑互访时，美方总要提出释放政治犯的要求。为了给美方面子，陈子明和王军涛这对好朋友也在被释放之列，但是子明却坚持不出国，于是只好还待在监狱。但是由于中美交易，必须要释放他，于是狱医就问他有什么病，他说什么病也没有。狱医又问身上是否痒痒，犯人不能经常洗澡当然痒痒。于是子明以“皮肤瘙痒症”的名义被保外就医。出狱后，却查出了有睾丸癌，做了手术。但是随着中美关系由晴转阴，处于癌症术后恢复期的子明以“皮肤瘙痒症治愈”的理由又重新收监。
2014年10月，在打击内地支持“占中运动”正高潮的时候，子明去世了。我和朋友们到八宝山送他最后一程。我题的挽联淹没在众多的花圈和挽联的海洋中，会后很快都搬到侧面，随子明一起化为永恒。
蒋培坤
蒋培坤的名字是和他夫人丁子霖老师连在一起的。六四时，他们失去了共同的17岁儿子（他们本来各有子女，婚后两人只有一子）。1999年的一天，朋友宪立带领我到了人民大学静园里丁子霖老师家拜访，当时蒋老师也出来见了一下，但是他没怎么说话，主要是丁老师在同我们讲她失去爱子却遭受打压的事。他们和张先玲等其他天安门母亲一起，顽强地对抗着当局竭力要抹去“六四”记忆的努力，但为此被监视，被剥夺上课权利，蒋老师也失去了美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对蒋老师的印象是不善言谈，似乎甘当配角。
第二次见到蒋老师是在2012年到他们在巴沟的新家去拜访。我入狱的时候，丁老师和蒋老师也曾经为我们的冤案呼吁，所以感谢他们是应该的。正好，蒋老师让我看看他们的笔记本电脑，何以不能翻墙收谷歌邮件了。我打开电脑一看，背后运行着很多不明所以然的线程，估计不少是木马软件。我给他们重装了系统，并教给蒋老师使用puff软件翻墙。他们这才知道原来有木马病毒，所以每次用谷歌邮箱约人来，总是被监视者提前知道。我去肯定也是被知道的，只是我一个人又仅仅是礼节性拜访，所以没有遭阻拦。
后来我还去过两次，基本都是跟电脑有关。操作电脑是蒋老师的事情，尽管公开发言时以丁老师为主。蒋老师已经快八十岁了，还在努力学习电脑翻墙和杀毒技术。他们请我在饭馆吃过一顿饭，另外我还在他们家吃过一顿饭，丁老师做，蒋老师帮厨，我毕竟年轻，还帮着做了一个菜。也许因为我跟他们的儿子蒋捷连同岁，他们待我像亲人一样，至今非常感动。
再后来，有两年没有去他们家。不幸在2015年9月听到蒋老师在老家无锡病逝的消息，还听说丁老师竟然被软禁以防止接待来吊唁的客人。我为未能最后探望蒋老师一眼至今深感自责。尤为可惜的是，在2015年因传知行被打击而逃亡的时候，丁老师给我留的记有电话的纸条丢失了，而原手机也莫名其妙被抹去了全部通讯录。在没有蒋老师的日子里，希望丁老师能够足够坚强地活着，也许民主就在明天。
王荣清
1998年中国民间出现组党潮的时候，就听说过浙江民主党的王荣清先生，但也不清楚有什么英雄事迹。
2011年应上海朋友邀请游玩，顺便到杭州看看慕名已久的民主党朋友，那时候全国只有浙江的民主党人还坚持着民主党的旗号。有个朋友领我到了王荣清先生家，他离过婚，住他现在妻子的家，还有糖尿病，生活很清苦。但是谈起浙江民主党的历史，他立即打开了话匣子，我才了解为什么1998年的组党风潮从浙江开始。他介绍了不少人的事迹，但没有怎么说自己。然后他骑着小三轮车，让我坐在车厢里，带我去看陈树庆先生。为了防止被人跟踪导致我被国保带走，他把我放在附近，他先去旁边等，约定一个小时后再见。等我出来，果然还在冷飕飕的风里等我。
2014年王荣清先生突然病重，后来病逝了。至此我才发现，原来王荣清先生每当浙江领头的朋友被抓，民主党危急的时候就挺身而出，替民主党发声，但危机过去后，又变成了无名英雄。王荣清先生去世不久，浙江民主党的积极活动者吕耿松先生和陈树庆先生不幸被捕，加上之前被捕的朱虞夫先生还在狱中，此时人们才感到，没有了王荣清先生的民主党人缺少了一位危机时刻的旗手。
虽然1998年延续下来的民主党人可能只是通向民主之路的一块块铺路石，但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奋斗和牺牲，而王荣清先生也许就是这些铺路石中色彩最鲜明的最后一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