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乙铮:向读者说再见 替自己许诺言

承蒙读者不嫌弃,这个专栏延续了整整一年,但因为周刊卖盘,我也趁此机会搁笔休息。日报那边希望我持续定期写下去,好意我心领;有缘的话,以后或以投稿的方式和读者不时见见面。按经验,我大概连续写两年就吃不消,需要暂停,但这次连同之前在《信报》的三年,是一口气写了双倍那么久,因此便是在枪林弹雨之中,也要放下笔杆子。(笔杆子这个词的政治涵义大家懂。)

 

泛民老友也搁笔

 

先谈我的一位元老级泛民老友。他是健笔一支,但最近很少写了;他立意要做力所能及的一件事,那就是把我们这一辈人跟共产党打交道的经验仔细总结、和盘托出,让年轻人多知道对手的阴险邪恶,以利他们在今后漫长抗争路上保护自己,少受挫折。

 

我的老友停笔之后想做的事既有意义也相当清楚,反观我自己,就差得远,停下来之后还需要摸摸索索,因为我并不确切知道自己能做的是甚么,遑论目标、成果;有的只不过是一点点模糊的意念,也感到如航海者在出发前一刻听到闷雷却又惯性地自我敦促之间的那种张力。这个张力生于我前阶段学问与游历相交错的一刻。

 

学问与游历

 

2003年,我还在政府里头做事,但已经被雪藏,于是天天准时收工,然后一头栽进故纸堆,读中华经典;04年我被革职,索性负笈跑到天涯海角新西兰,在国立大学的亚洲图书馆里学老马当年那样起早贪黑打坐面壁,花了两年时间,把先秦的「经」和重要的「子」都逐字逐句通读一两遍,却未及读「史」,便打道回港,留下知识面上的大片空白。不过,那两年里,我倒花了好一些时间涉猎新西兰的英国殖民史,知道了关于原居民毛利人的一些更久远的来龙去脉。

 

2012年,我到台湾环岛骑乘,绕了两个圈。旅途上,在台南接触了荷兰人殖民台湾的史实,他们臣服了原住民建立的「大肚王国」,比汉人更早建立殖民政权。在台东,又认识了一些原居民,深入交谈之后,我经历了一次震荡。汉人殖民台湾,和英国人殖民新西兰,是一对平行时空。(我后来更从人类学的语言和基因研究里知道,毛利人和台湾原住民是一家人。部份台湾原住民八千年前开始向太平洋扩散,那时还没有「中国」;一个分支约于八百年之前到达新西兰,成为毛利人。)

 

国共的台湾?

 

只不过,台湾殖民史比较复杂,从原住民的角度看,一共有五次殖民者入侵,依次是荷兰、南明、满汉、日本、民国。除了荷兰,其余的殖民者都视台湾为自身领土的一部份,都推行「皇民化」政策。

 

我的历史知识贫乏,竟也很快意识到,不仅今天共产党常挂嘴边的「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之说甚为虚妄,国民政府视台湾为反攻大陆的「基地」也同样悖理;这两种敌对的立场,共同点却是完全不考虑台湾的主体性,都认为台湾是「我们的」。台湾的理想出路,也许就是成为东亚的新西兰。

 

经历了「台湾冲击」,其后几年,我的视线转移到西藏、新疆、蒙古、满洲(即今天的中国东北)。而我此时的阅读兴趣,终于接续了先前的断点,专注于「史」,尤其是二十五史里的各边疆民族史部份,而且特别注重从边民而不仅仅是中土的观点予以解读。边民史观写成的历史在汉文文献里几乎是没有的,可幸是清史部份,30年前在西方出现了「新清史」学派,主张用满文数据和边陲观点重新解读整个满族兴衰过程;那是一条重要的进路,虽然满语已死,要学懂不容易,而且也有人认为那是「帝国主义意图解构中国」的学术阴谋。

 

我很快发觉,若把视线从1842年这个帝国主义侵华史元年上溯几十年,读一读关于乾隆皇的「十全武功」,就会产生一些疑问:大清不也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吗?它的扩张行径之恶劣和手段之凶狠,和后来的西方列强有分别吗?如果再上溯到十五世纪即西方近代殖民主义发轫时期,比较一下五百多年来中西扩张领土的记录,那就不难得出中华帝国也是殖民主义帝国的结论。

 

若要中肯地为中西帝国殖民史画线,应该是十五世纪而不是1842年。若把线画在1842年,那中国的确只有「捱打的份儿」,方便搞民族主义总动员,一直方便到今天,却并不诚实。

 

满清非中国?

 

有朋友向我提出过一个观点:满清不是中国。此说无疑有助否定中华帝国也是殖民主义国家之说,但却会引出另一更复杂的问题。如果满清非中国,那么满清败亡之时,其所征服的周边民族和土地的正确出路就是独立,而不是落入中华民国版图。1911年辛亥革命一爆发,便同时发生蒙古独立运动,最终导致1946年外蒙古独立,可视为此说的最佳印证。因此,朋友的观点包含一个两难。

 

无论如何,对1842年画线的做法产生怀疑之后,我对「中国」的认知,亦从此失去清纯。如果中国仍然那么可爱,那么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批判就有困难──它们不也同样可爱吗?如果老实承认中华帝国也是殖民主义的,那么「帝国主义侵华史」背后传达出的那种纯洁无瑕的义愤,又从何谈起?

 

民国史观也有问题

 

对这些问题,各种派别的历史学家做出的研究多得不可胜数,早有各种现成答案。但我觉得我不能简单接受某一种答案便了事。中共史观固然不足信,但民国史观(我这辈香港人的标准史观)也同样可疑──两者在帝国主义殖民问题上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受民国史观影响,我那辈香港人,便是非常反共,也对外蒙古独立耿耿于怀,不同情藏、疆、台独,自然也不能接受香港自决独立。如果国教洗脑要反对,则民国史观也至少要受到深切质疑。

 

我纵然没有史学家的功底,不可能在研究的前沿上提出新的「正确看法」,但起码可以对原始史料作一大略的通读,知道历史的主要脉络,然后选取关键问题的答案,或者对重要现象重新理解。近年我把「一国两制」理解为现代的「土司制」,并把北人对「一国两制」的破坏视为一种急不及待的「改土归流」,完全继承了史上中土政权对付边民的横蛮手段,便是阅读《明史》和《清史稿》有关章节所得。

 

朋友传来周刊访问中大社会学系讲师黎明女士的访问,以及她写的文章,其中谈及她是怎样亲身体验「六四」史实的。那非常可贵,但如此阅读一手历史数据然后选择立场和看法,却不是人人有条件做到。

 

因此,我选择回到一所安静的校园。这里的教学量不重,没有太多行政工作压力,也不会有人要求我搞甚么「和国家的学术交流」并以此衡量我的表现,却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图书馆供我使用。我打算在这里花上两三年的时间,把重要的一手史料通读一两遍。倘若有甚么一得之见,见诸文字而再和大家见面,那就是意外收获。

 

撰写时评的沉重工作(有时竟变成战斗),我大致上放下了。伞运之后,评论界人才辈出,其中不少很年轻,他们的笔调和触觉都有一种我完全不能掌握的强烈的时代感,我应该让路。

 

这几年来,我非常刻意在文章里袒护年轻人以至替他们「护短」,便是在他们犯了明显错误之后亦然,却从来不对他们指指点点。这无疑很大程度上反映我做父亲的风格。我认为年轻人第一重要的就是敢闯,犯错却非绝对坏事;错了,他们也能够自我纠正。况且,很多问题的对错,不同世代背景的人也有不同的认知。最重要的是不能打击了他们追求理想的热情。没有了这个,社会绝望,香港沉沦。

 

乙末广州起义

 

这几年香港的政治景象,有点似民国前兴中会同盟会草创阶段、第一次「乙末广州起义」失败之后的那种状况:政权张牙舞爪,革命派失魂落魄;以陆皓东为首的多位革命人士被捕处刑,孙文则被清廷通缉,流亡海外。陆当时27岁,孙28岁;不少比他们更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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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乙铮:向读者说再见 替自己许诺言

承蒙读者不嫌弃,这个专栏延续了整整一年,但因为周刊卖盘,我也趁此机会搁笔休息。日报那边希望我持续定期写下去,好意我心领;有缘的话,以后或以投稿的方式和读者不时见见面。按经验,我大概连续写两年就吃不消,需要暂停,但这次连同之前在《信报》的三年,是一口气写了双倍那么久,因此便是在枪林弹雨之中,也要放下笔杆子。(笔杆子这个词的政治涵义大家懂。)

 

泛民老友也搁笔

 

先谈我的一位元老级泛民老友。他是健笔一支,但最近很少写了;他立意要做力所能及的一件事,那就是把我们这一辈人跟共产党打交道的经验仔细总结、和盘托出,让年轻人多知道对手的阴险邪恶,以利他们在今后漫长抗争路上保护自己,少受挫折。

 

我的老友停笔之后想做的事既有意义也相当清楚,反观我自己,就差得远,停下来之后还需要摸摸索索,因为我并不确切知道自己能做的是甚么,遑论目标、成果;有的只不过是一点点模糊的意念,也感到如航海者在出发前一刻听到闷雷却又惯性地自我敦促之间的那种张力。这个张力生于我前阶段学问与游历相交错的一刻。

 

学问与游历

 

2003年,我还在政府里头做事,但已经被雪藏,于是天天准时收工,然后一头栽进故纸堆,读中华经典;04年我被革职,索性负笈跑到天涯海角新西兰,在国立大学的亚洲图书馆里学老马当年那样起早贪黑打坐面壁,花了两年时间,把先秦的「经」和重要的「子」都逐字逐句通读一两遍,却未及读「史」,便打道回港,留下知识面上的大片空白。不过,那两年里,我倒花了好一些时间涉猎新西兰的英国殖民史,知道了关于原居民毛利人的一些更久远的来龙去脉。

 

2012年,我到台湾环岛骑乘,绕了两个圈。旅途上,在台南接触了荷兰人殖民台湾的史实,他们臣服了原住民建立的「大肚王国」,比汉人更早建立殖民政权。在台东,又认识了一些原居民,深入交谈之后,我经历了一次震荡。汉人殖民台湾,和英国人殖民新西兰,是一对平行时空。(我后来更从人类学的语言和基因研究里知道,毛利人和台湾原住民是一家人。部份台湾原住民八千年前开始向太平洋扩散,那时还没有「中国」;一个分支约于八百年之前到达新西兰,成为毛利人。)

 

国共的台湾?

 

只不过,台湾殖民史比较复杂,从原住民的角度看,一共有五次殖民者入侵,依次是荷兰、南明、满汉、日本、民国。除了荷兰,其余的殖民者都视台湾为自身领土的一部份,都推行「皇民化」政策。

 

我的历史知识贫乏,竟也很快意识到,不仅今天共产党常挂嘴边的「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之说甚为虚妄,国民政府视台湾为反攻大陆的「基地」也同样悖理;这两种敌对的立场,共同点却是完全不考虑台湾的主体性,都认为台湾是「我们的」。台湾的理想出路,也许就是成为东亚的新西兰。

 

经历了「台湾冲击」,其后几年,我的视线转移到西藏、新疆、蒙古、满洲(即今天的中国东北)。而我此时的阅读兴趣,终于接续了先前的断点,专注于「史」,尤其是二十五史里的各边疆民族史部份,而且特别注重从边民而不仅仅是中土的观点予以解读。边民史观写成的历史在汉文文献里几乎是没有的,可幸是清史部份,30年前在西方出现了「新清史」学派,主张用满文数据和边陲观点重新解读整个满族兴衰过程;那是一条重要的进路,虽然满语已死,要学懂不容易,而且也有人认为那是「帝国主义意图解构中国」的学术阴谋。

 

我很快发觉,若把视线从1842年这个帝国主义侵华史元年上溯几十年,读一读关于乾隆皇的「十全武功」,就会产生一些疑问:大清不也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吗?它的扩张行径之恶劣和手段之凶狠,和后来的西方列强有分别吗?如果再上溯到十五世纪即西方近代殖民主义发轫时期,比较一下五百多年来中西扩张领土的记录,那就不难得出中华帝国也是殖民主义帝国的结论。

 

若要中肯地为中西帝国殖民史画线,应该是十五世纪而不是1842年。若把线画在1842年,那中国的确只有「捱打的份儿」,方便搞民族主义总动员,一直方便到今天,却并不诚实。

 

满清非中国?

 

有朋友向我提出过一个观点:满清不是中国。此说无疑有助否定中华帝国也是殖民主义国家之说,但却会引出另一更复杂的问题。如果满清非中国,那么满清败亡之时,其所征服的周边民族和土地的正确出路就是独立,而不是落入中华民国版图。1911年辛亥革命一爆发,便同时发生蒙古独立运动,最终导致1946年外蒙古独立,可视为此说的最佳印证。因此,朋友的观点包含一个两难。

 

无论如何,对1842年画线的做法产生怀疑之后,我对「中国」的认知,亦从此失去清纯。如果中国仍然那么可爱,那么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批判就有困难──它们不也同样可爱吗?如果老实承认中华帝国也是殖民主义的,那么「帝国主义侵华史」背后传达出的那种纯洁无瑕的义愤,又从何谈起?

 

民国史观也有问题

 

对这些问题,各种派别的历史学家做出的研究多得不可胜数,早有各种现成答案。但我觉得我不能简单接受某一种答案便了事。中共史观固然不足信,但民国史观(我这辈香港人的标准史观)也同样可疑──两者在帝国主义殖民问题上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受民国史观影响,我那辈香港人,便是非常反共,也对外蒙古独立耿耿于怀,不同情藏、疆、台独,自然也不能接受香港自决独立。如果国教洗脑要反对,则民国史观也至少要受到深切质疑。

 

我纵然没有史学家的功底,不可能在研究的前沿上提出新的「正确看法」,但起码可以对原始史料作一大略的通读,知道历史的主要脉络,然后选取关键问题的答案,或者对重要现象重新理解。近年我把「一国两制」理解为现代的「土司制」,并把北人对「一国两制」的破坏视为一种急不及待的「改土归流」,完全继承了史上中土政权对付边民的横蛮手段,便是阅读《明史》和《清史稿》有关章节所得。

 

朋友传来周刊访问中大社会学系讲师黎明女士的访问,以及她写的文章,其中谈及她是怎样亲身体验「六四」史实的。那非常可贵,但如此阅读一手历史数据然后选择立场和看法,却不是人人有条件做到。

 

因此,我选择回到一所安静的校园。这里的教学量不重,没有太多行政工作压力,也不会有人要求我搞甚么「和国家的学术交流」并以此衡量我的表现,却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图书馆供我使用。我打算在这里花上两三年的时间,把重要的一手史料通读一两遍。倘若有甚么一得之见,见诸文字而再和大家见面,那就是意外收获。

 

撰写时评的沉重工作(有时竟变成战斗),我大致上放下了。伞运之后,评论界人才辈出,其中不少很年轻,他们的笔调和触觉都有一种我完全不能掌握的强烈的时代感,我应该让路。

 

这几年来,我非常刻意在文章里袒护年轻人以至替他们「护短」,便是在他们犯了明显错误之后亦然,却从来不对他们指指点点。这无疑很大程度上反映我做父亲的风格。我认为年轻人第一重要的就是敢闯,犯错却非绝对坏事;错了,他们也能够自我纠正。况且,很多问题的对错,不同世代背景的人也有不同的认知。最重要的是不能打击了他们追求理想的热情。没有了这个,社会绝望,香港沉沦。

 

乙末广州起义

 

这几年香港的政治景象,有点似民国前兴中会同盟会草创阶段、第一次「乙末广州起义」失败之后的那种状况:政权张牙舞爪,革命派失魂落魄;以陆皓东为首的多位革命人士被捕处刑,孙文则被清廷通缉,流亡海外。陆当时27岁,孙28岁;不少比他们更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