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业:人道主义是任何社会变革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政治伦理—论人道主义(三)



 

Henri Matisse: Dance II, 汉瑞.马蒂斯:舞。自由心灵的舞蹈)

 

(一)什么是人道主义?

(二)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困惑

(三)人道主义是任何社会变革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政治伦理

(四)人道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决战

 

 

(三)人道主义是任何社会变革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政治伦理

 

人道主义是检验任何社会变革,主要是政治变革,是否以人为最终目的的基本伦理和价值尺度。

 

改革自古有之,春秋时期有管仲改革、商鞅变法;秦汉时期有始皇变制、汉武推恩;唐宋时期有唐太宗新制、王安石变法;到了近代,制度改革更为频繁,如戊戌变法、立宪运动。这些改革,有霸道的,有王道的,但都以维护皇权为宗旨,必须为皇权所能容忍;一旦改革触犯了皇权利益,改革便夭折,改革家便成为牺牲品。

 

当中国历史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时,改革的上述命运依然没有得到改变。六四之后的政治家们,在任何辩白和掩饰都遭到失败之后,便企图利用所谓的改革去淡化去对冲他们在六四犯下的反人道罪行,企图以改革之果来赎屠杀之罪。邓小平忽而扮演魔鬼,忽而扮演天使。一个被用来反证发生在1989的屠杀有理的改革,实质是维护一党专制。从维护一党生存的私利出发,从维护权贵资本的利益出发,把权力和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加剧着中国社会的撕裂和非正义,那是反人道主义的改革。虽然经济改革带来了表面的繁荣,但仍然无法抹去邓小平改革的血腥性。不管他怎么改,他在人民的头上,都悬着一把暴力之剑。

 

同样被称之为改革家,邓小平在一片鼓躁声中,被封以"总设计师"之桂冠;而真正的改革家赵紫阳则被剥夺了改革的权利,在监禁和郁闷中辞世。中国的改革家何以有如此不同的的命运?这只能说明,邓小平和赵紫阳实行的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改革。但是,邓小平又不得不利用赵紫阳,而赵紫阳也不得不仰仗邓小平,中国残酷的现实政治把霸道、王道和人道强扭在一起,使得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在政治和思想层面发生严重错位,并最终酿成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

 

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是以切实改变旧有制度为目的的改革。从八十年代由胡耀邦领导的关于人道主义的思想论战开始,并在赵紫阳领导的农村经济改革和城市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得以贯彻,从而使农民﹑工人和市民在精神上获得解放,在经济上获得利益。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对违反人道的旧体制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从而提出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行的思路。胡赵的改革是一条从人道主义出发,又回归到人道主义的改革之路。

 

但是,中国的制度,只容得邓小平的改革,不容得赵紫阳的改革﹔只容得王道改革,不容得人道改革。说来说去,关键是这个制度本身就不是一个人道的制度。因此,但凡巩固王道制度的改革就放行,但凡削弱王道制度的改革就要扼杀。历史上,象“戊戌变法”这类维护王道的改革甚至都不为大清所容,何况其他。赵紫阳改革的悲剧乃是制度使然。

 

人道主义是任何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必须具备的最低出发点。不同的社会变革可能有着不同的政治个性,价值个性,和思想个性,并且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但是,如果它抛弃人道主义,它就一定至少是虚伪的,甚至是反历史反人民的。邓小平的改革正是如此。

 

作为引领改革前进的领导者,胡耀邦﹑赵紫阳的人格随着改革的深化,而向着人道主义转换。他们的心越来越贴近人民。正因为胡耀邦的人格中有着人道主义的倾向,和对人民的命运发自肺腑的关切,所以人民才爱戴他,并在他身后悼念他。正因为赵紫阳的人格在改革中完成了由马列主义者向人道主义者的转换,所以他才具有足够的道德勇气去拒绝以人民流血来换取“稳定”﹔所以他才有足够的政治胆略,呼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并以个人的政治生命去赌注广场的人道主义结局。

 

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改革虽然失败了,但是给与后人的启迪是:人道主义既是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家启动改革的最低出发点,也是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家人格转变的起点,是他们与共产党理论价值决裂的起点。人道主义是任何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人格的基点。否则就不可能有任何伟大的改革,也不可能有任何伟大的改革家。

 

进入极权主义时代之后,即便是王道改革的愿望也都成为了痴心妄想,更无须说人道改革。极权主义拒绝一切改革,因为它已经对社会生活进行了全面控制,已经没有反对的声音,到处莺歌燕舞,到处是颂圣的靡靡之音,因而它不需要任何改革。极权主义就是以恐惧制造“完美”。

 

但是,它忽略了蕴藏在人们心底的人道主义。它忽略了人们在心底对极权主义的鄙视,它忽略了人们在心底对极权主义倒行逆施的彻底憎恶。当然,它也忽略了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对人性社会的渴望,对美的追求。

 

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时,党内没有哗变,人们沉默地接受了这一结果。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是人们内心酝酿已久的人道主义,因为人们认识到,解散苏共是一个符合人道主义的结局。当叶利钦宣布解散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军队没有哗变,人们沉默地接受了这一结果。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依然是人们内心酝酿已久的人道主义,因为人们认识到,解散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个符合人道主义的结局。任何变革,不论如何痛苦,只要它是人道主义的,就会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就能实现。这就是人道主义的力量所在。

 

对于下一轮政治改革的思想准备一刻也不应该放弃。呼唤中共党内的理性力量,正义力量和人道力量,呼唤胡耀邦,赵紫阳式的政治家出现。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党内的理性力量,正义力量和人道力量是社会变革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之一。

 

中国的命运绝非寄托在中共党内的变革力量身上,但是中共党内的变革力量,可以减轻阵痛,提前结束黑暗。既然在中共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胡耀邦和赵紫阳式的政治人物,那么在现代世界的政治格局下,就可能再次涌现。前提是改革家必须具有人道主义的人格力量,前提是国民必须具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底气。

让我们拭目以待。

 
民主中国 | minzhuzhongguo.org

陶业:人道主义是任何社会变革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政治伦理—论人道主义(三)



 

Henri Matisse: Dance II, 汉瑞.马蒂斯:舞。自由心灵的舞蹈)

 

(一)什么是人道主义?

(二)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困惑

(三)人道主义是任何社会变革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政治伦理

(四)人道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决战

 

 

(三)人道主义是任何社会变革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政治伦理

 

人道主义是检验任何社会变革,主要是政治变革,是否以人为最终目的的基本伦理和价值尺度。

 

改革自古有之,春秋时期有管仲改革、商鞅变法;秦汉时期有始皇变制、汉武推恩;唐宋时期有唐太宗新制、王安石变法;到了近代,制度改革更为频繁,如戊戌变法、立宪运动。这些改革,有霸道的,有王道的,但都以维护皇权为宗旨,必须为皇权所能容忍;一旦改革触犯了皇权利益,改革便夭折,改革家便成为牺牲品。

 

当中国历史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时,改革的上述命运依然没有得到改变。六四之后的政治家们,在任何辩白和掩饰都遭到失败之后,便企图利用所谓的改革去淡化去对冲他们在六四犯下的反人道罪行,企图以改革之果来赎屠杀之罪。邓小平忽而扮演魔鬼,忽而扮演天使。一个被用来反证发生在1989的屠杀有理的改革,实质是维护一党专制。从维护一党生存的私利出发,从维护权贵资本的利益出发,把权力和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加剧着中国社会的撕裂和非正义,那是反人道主义的改革。虽然经济改革带来了表面的繁荣,但仍然无法抹去邓小平改革的血腥性。不管他怎么改,他在人民的头上,都悬着一把暴力之剑。

 

同样被称之为改革家,邓小平在一片鼓躁声中,被封以"总设计师"之桂冠;而真正的改革家赵紫阳则被剥夺了改革的权利,在监禁和郁闷中辞世。中国的改革家何以有如此不同的的命运?这只能说明,邓小平和赵紫阳实行的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改革。但是,邓小平又不得不利用赵紫阳,而赵紫阳也不得不仰仗邓小平,中国残酷的现实政治把霸道、王道和人道强扭在一起,使得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在政治和思想层面发生严重错位,并最终酿成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

 

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是以切实改变旧有制度为目的的改革。从八十年代由胡耀邦领导的关于人道主义的思想论战开始,并在赵紫阳领导的农村经济改革和城市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得以贯彻,从而使农民﹑工人和市民在精神上获得解放,在经济上获得利益。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对违反人道的旧体制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从而提出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行的思路。胡赵的改革是一条从人道主义出发,又回归到人道主义的改革之路。

 

但是,中国的制度,只容得邓小平的改革,不容得赵紫阳的改革﹔只容得王道改革,不容得人道改革。说来说去,关键是这个制度本身就不是一个人道的制度。因此,但凡巩固王道制度的改革就放行,但凡削弱王道制度的改革就要扼杀。历史上,象“戊戌变法”这类维护王道的改革甚至都不为大清所容,何况其他。赵紫阳改革的悲剧乃是制度使然。

 

人道主义是任何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必须具备的最低出发点。不同的社会变革可能有着不同的政治个性,价值个性,和思想个性,并且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但是,如果它抛弃人道主义,它就一定至少是虚伪的,甚至是反历史反人民的。邓小平的改革正是如此。

 

作为引领改革前进的领导者,胡耀邦﹑赵紫阳的人格随着改革的深化,而向着人道主义转换。他们的心越来越贴近人民。正因为胡耀邦的人格中有着人道主义的倾向,和对人民的命运发自肺腑的关切,所以人民才爱戴他,并在他身后悼念他。正因为赵紫阳的人格在改革中完成了由马列主义者向人道主义者的转换,所以他才具有足够的道德勇气去拒绝以人民流血来换取“稳定”﹔所以他才有足够的政治胆略,呼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并以个人的政治生命去赌注广场的人道主义结局。

 

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改革虽然失败了,但是给与后人的启迪是:人道主义既是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家启动改革的最低出发点,也是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家人格转变的起点,是他们与共产党理论价值决裂的起点。人道主义是任何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人格的基点。否则就不可能有任何伟大的改革,也不可能有任何伟大的改革家。

 

进入极权主义时代之后,即便是王道改革的愿望也都成为了痴心妄想,更无须说人道改革。极权主义拒绝一切改革,因为它已经对社会生活进行了全面控制,已经没有反对的声音,到处莺歌燕舞,到处是颂圣的靡靡之音,因而它不需要任何改革。极权主义就是以恐惧制造“完美”。

 

但是,它忽略了蕴藏在人们心底的人道主义。它忽略了人们在心底对极权主义的鄙视,它忽略了人们在心底对极权主义倒行逆施的彻底憎恶。当然,它也忽略了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对人性社会的渴望,对美的追求。

 

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时,党内没有哗变,人们沉默地接受了这一结果。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是人们内心酝酿已久的人道主义,因为人们认识到,解散苏共是一个符合人道主义的结局。当叶利钦宣布解散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军队没有哗变,人们沉默地接受了这一结果。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依然是人们内心酝酿已久的人道主义,因为人们认识到,解散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个符合人道主义的结局。任何变革,不论如何痛苦,只要它是人道主义的,就会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就能实现。这就是人道主义的力量所在。

 

对于下一轮政治改革的思想准备一刻也不应该放弃。呼唤中共党内的理性力量,正义力量和人道力量,呼唤胡耀邦,赵紫阳式的政治家出现。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党内的理性力量,正义力量和人道力量是社会变革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之一。

 

中国的命运绝非寄托在中共党内的变革力量身上,但是中共党内的变革力量,可以减轻阵痛,提前结束黑暗。既然在中共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胡耀邦和赵紫阳式的政治人物,那么在现代世界的政治格局下,就可能再次涌现。前提是改革家必须具有人道主义的人格力量,前提是国民必须具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底气。

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