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3日晚十点左右，刚回到宿舍，同班同学把我悄悄拉到走廊上，神秘兮兮地递过来一张纸条。他说下午有位工人来找自治会负责人，等了很久（我的宿舍在八九民运期间一直是山东大学学生自治会在老校区的办公地点），见我一直没回来便走了，走之前让他把纸条转交给我。
纸条上是两个人名和一个联系地址，记忆中，地址上的街道门牌后面是一家工厂的名字，我很少离开校园，对济南的街道和工厂都缺乏概念，但纸条上的地址离学校似乎不算很远。据同学说，留纸条的是一名30岁左右的青年工人，纸条上的另一个名字是青年工人的父亲。青年工人说他有一群关系密切的朋友，都是拜把子兄弟，其中有人因为违法犯罪进过监狱，因而仇视社会，但是，学运的兴起让他们感到心情舒畅，最近一直参加游行示威活动，并且毫无保留地支持学运。不过，青年工人认为，目前中共已经露出杀机，单靠和平抗议恐怕是没用的，要有最坏的思想准备，要干就要搞武装暴动。
青年工人让同学转告我，他们手里有枪。“什么枪？”我有些好奇，小时侯看电影《小兵张嘎》，总觉得弄把手枪玩倒是不错。同学说：“步枪吧。带来一个帆布包，不知道枪是不是在包里放着。”
“你打开包看过吗？”
“没有。他让我转告你，除了枪，也有很多子弹。好象还说过有机关枪。他说他的人绝对可靠，只要我们说一声，他们就跟我们一块搞武装起义。”
“他们的枪是怎么搞到手的？”
“他只说他们仇视这个社会，仇视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在做准备。”同学眼巴巴地望着我，一副愿随我上刀山下火海的劲头，谁料十多年后，竟在官府里混到了一官半职，举手投足间，俨然又是领导干部的派头了。
我拿着这张纸条，不知如何是好。学潮期间，到我宿舍送各种用品的工人和市民很多，有一阵子，用来书写标语的纸张堆积如山，不得不另找地方存放，就连手持话筒上用的五号电池也放得到处都是，六四过后很久，用录音机练听力的同学还经常来找我要电池用，大概半学期才用光。但枪与纸张、电池性质是不同的，这一点我很清楚。
那几天纸条一直装在我的上衣口袋里，使我颇为犹豫。虽然当时涉世未深，虽然军训时打过枪，虽然在六四之后的激愤中，也曾恨不得拿枪上山打游击（受中共党史教育的毒害之深，由此可见一斑），但我最终没有迈向那家工厂大门。坦白地说，八九民运时期，我对非暴力原则的理解少得可怜，对民主政治的理解，也仅限于几个简单概念，奋不顾身地参与到八九民运中去，主要是一种激情的驱使和直觉上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一种朴素的正义感而已。我相信，六四过后那几天，曾有许多学生和市民在巨大的震惊面前，被镇压激发出以暴抗暴的本能，否则，就无法理解北京大街上为什么会涌出那么多“暴徒”来，而枪支作为一种力量的体现，在某些时候，可能是极具诱惑力的。我一直没有走向那个纸条上的地址，主要还是因为看清大势已去的现实，放弃了自杀式的幻想。
慢慢地淡忘了这件事。那张纸条上的地址和人名，虽然一字不差地抄写在笔记本上，但因为很快便开始了草木皆兵的大逃亡，它就连同我的笔记本，忙乱中不知被丢到哪儿去了。那个曾经很扎眼的地址和两个人名，也被忘得一干二净。
许多年过去了，有一次走过某条生疏的马路，不经意间看到路边一家工厂的铜字厂牌，久远的记忆竟在瞬间泛起，突然想起了那张与枪支有关的纸条，这个工厂的名字，似乎与记忆中的那个工厂有些近似，但并不能确定，因为隔得时间太长，纸条上的厂名已变得十分模糊。这时候，我已是三十岁的人了，对六四事件的历史资料，常有搜集和分析，而且私下里接触的一些朋友，也曾有些因轻信而吃亏的惨痛教训，于是，突然激灵一下，浑身冒了冷汗。
谁能相信，在那个年代，几名“对社会不满”的青年工人就能搞到包括机关枪在内的各式各样的枪支和大量子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1989年，19岁的我信了，我的同学也信了。
而且，我不会忘记，那是六四前的最后一个和平之夜。不，和平已经不复存在，北京街头，就在我拿到纸条的时候，可能枪声已经响起。
我记得，六四刚刚过后，山东省便从重从快而且大张旗鼓地枪毙了几名刑事犯罪分子，我还记得，1989年5月18日上午，山东省委主要领导到山大与以学生会干部为主的学生代表对话，当天晚上，一位神秘人士开车送来二十张卧铺票，并亲自将二十名山大自治会选出的学生代表（不再是学生会的干部）从贵宾入口送进火车站。当形势急转直下时——据说正是在5月18日晚间，省委主要领导接到了济南军区领导的私人电话，告知最高层对学潮已有明确定性，此时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联系近乎中断，已无可靠信息来源，但军队系统的指挥中枢一直在有效运转，于是，省委主要领导迅速转向，并在戒严令下达后，立即对中共中央决定表示支持和拥护，事后不久该省委领导及军区领导均提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次公开“对话”和这二十张车票，恐怕就成了省委领导的一块心病，那么，大张旗鼓的“从重从快”，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而那位青年工人手中的“枪支”的来历，似乎也可从这种转向的需要中看出些端倪。
如果6月3日下午我没有外出，我很可能会遇见那位“青年工人”，以我大大咧咧和蛮不在乎的个性，是否会顺手把“枪支”（当然，严格说来，那只是一个帆布包，同学并没看见枪）接过来呢？幸运的是，我那时到新校区开会去了，而我拿到纸条的时候，北京市政府的通告一遍遍地在高音喇叭里播出，使人嗅到了血腥的味道，在那个不眠之夜，会议连着游行，使我不可能再有心思考虑这件事。
我相信这是一个陷阱。
六四之后的清查中，已经毕业的中文系学生严志鹏和哲学系学生周中华被警方从工作单位抓回济南判刑，严志鹏的罪行是担任六月六日济南全城大罢工的总指挥，而周中华被判刑的原因是：有人送给他一副手铐，他在忙乱中稀里糊涂地接了过来。于是，这副毫无用处的手铐就把他送进了监狱。周中华出狱后，我和他见过一次，他说手铐确实是在空校回家的路上，被他打开火车车窗扔掉了，但警方似乎并不相信他的交代，而且始终没有找到手铐的下落，于是他也就享受了总指挥严志鹏的“待遇”，一同上了刘长山（刘长山是济南看守所所在地）。可不管怎么说，手铐和枪支的性质还是有区别的，六四之后，如果我出于一时激愤，按照纸条上的地址与那名“青年工人”联络，并从他手中弄把枪过来，等待我的肯定又将是另外一种命运，肯定是比严志鹏和周中华更重的惩罚。每每回忆至此，总觉得这个套下得太狠太毒。
关于“枪支”，还有一个真实故事。
我所就读的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现更名为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办公室有位姓张的办事员，以前是学校食堂的厨师，家里在学校有点关系，便活动一下，调到系里“以工代干”，平时与学生有些接触，但喜欢拿架子，不怎么搭理学生。没听说他在八九民运中有什么活动，却也在清查时被抓了起来，而且被关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时我既不知他被抓，更不知其被抓的原因。多年后碰巧跟他在酒桌上相遇，他象见到亲人一样，给我讲了其中的原委。
老张是工人出身，喜欢喝酒，喝酒之后爱吹牛。六四刚过，和社会上的一群狐朋狗友一起吃饭，因为他是大学教工，人家就很好奇地让他讲点学潮见闻。他真真假假地白活一通后，为了在朋友中间抬高自己，竟大言不惭地对在座的酒友吹嘘说：学生领袖送了我一把手枪。
到现在他也不知是谁向当局告了密。俗话说吹牛不上税，可他这通牛皮，一气就把自己吹进了看守所。他是个大胖子，被吊起来拷问的滋味想必很不好受。说起当时的情形，他连连叹气摇头，说共产党真狠，警察折腾人真有办法，能活着出来就不错了。关在看守所几个月，实在追查不出“枪支”的下落，家人又托关系疏通，才把他给放出来，竟然还让他继续上班了。不知道以他的这番经历，算是什么意义上的“六四”受害者。
十八年过去了，六四事件的历史资料越来越多地被挖掘整理，使我们可以更全面客观地分析当时各方的心态和动作，但与枪支有关的资料几乎没有（如果不把刘晓波在天安门广场砸枪一算进来的话），这说明八九民运的确是一场和平和非暴力的抗争。我所记载的往事，只不过小小插曲，与暴力当然扯不上关系。这只能说明，在当时，镇压者一方面寻找并试图制造暴乱的“证据”，另一方面，又对“暴乱”真实发生的可能性十分警觉，六四过后，清查民间枪支的行动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甚至连打鸟用的气枪都禁止使用了，而在十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可以很随便地跑到村里的民兵指挥部玩枪，甚至扛到大街上炫耀。对枪支的严厉查禁，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执政者担心社会矛盾失控的心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