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雷洋案人大校友命运共同体开始（雷洋案维权被当局界定为小八九），民主运动应该重新迎回八九之后去政治化，潜伏到体制中，参与到社会重建的八九一代。这十几年来维权参与的民间主体，实在层次太低了，本来预期的社会层次没在场。
一个颇为有意思的现象是，我观察到例如当下发生的被反腐败的符号，权贵的白手套，都有着八九的背景，例如肖建华，郭文贵。据我所知，八九一代已经掌握了中共的经济资源的大部分，很多成为亿万富翁。在国内，有资源和没资源的差别很大。没资源的，没啥话语权。你看就郭文贵一个，有过资源，就立即成为漩涡，没资源的立即贴过去。
也就是说，这是八九六四之后权贵资本主义分赃盛行以遏制替代政治改革潮流的结果。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最后还是会图穷匕见，归于政治。
以肖建华郭文贵成为政治内斗的枢纽等为例，改革已死以分赃替代政改，已经到了反噬和总体爆发的阶段，矛盾到了没法回避接近你死我活的阶段。此时又会把隐藏的八九一代裹挟到民主运动或者政治中来。
我知道的，在当下中国各地大规模群体抗争，例如环保的，很多有文革造反派的老前辈在组织领导。社会运动需要政治经验丰富的民间政治家，缺乏这一条又乱哄哄的，就是个体利益诉求的破碎化抗争。没有政治经验的抗争小圈子，又极为容易内斗，冲突和内卷化。这个并不是这十年维权运动的雀巢鸠占之主角访民维权所能承担的，也不是缺乏自觉意识被扭曲在错误轨道上的维权律师所能担当的。维权运动为民间提供政治经验的训练，这是十几年前维权运动兴起之初就设定的使命之一，这个很遗憾地失败了。
参加抗争不单纯是出名，成为热点，成为风云人物。能在中共体制路径以及延伸中成为热点的，与中共体制纠缠在一起，其生长性被窒息。我只操心有生长性，宁可放在未来。如果只能渲染情绪，就请他们渲染在对的地方，有生长空间的地方，属于未来的地方。
维权之所以替代启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弥补托克维尔所说的文人缺乏政治经验。八九一代从天安门广场离开潜伏后，进入官场，进入企业，进入NGO，有了较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组织领导才能（留在文化领域的，文人气非常足，期待不得），可以迎回来弥补。
与已经走在政治中心和历史舞台的四五一代相比，八九一代顶多就是四五一代王岐山监察委威胁下的，处于恐惧中的，要爬上去有人封锁着的“已经被抓的”和“待抓的”而已，就像共同富裕叙事中，已经先富一步的和等待富裕的。没有挤入政治最中心地带，例如政治局常委，都是不安全的，不确定是其命运。靠着最中心权力而分赃发财的，也不过是随时被利用扔掉的手套，当需要牺牲的时候，就扔掉了，例如肖建华。在政治和经济权力中，四五一代与八九一代有着代际冲突。这也必然转换为政治冲突。有智慧的人，就会直面冲突，设法突围，没有的就是靠天吃饭烧香拜佛。
记得六四十五周年，大约在2004年，刘晓波主持起草了纪念的公开信，我以在新京报工作请了假没签。当时在这个公开信之外，有王俊秀，莫之许，华欣远，任不寐等六人起草公开了自己八九学生版本的。这好像是八九之后，八九一代以自己身份发言的第一次。后来多维网以《八九一代潜伏下来》发表社论，借此之机，莫之许发表超越八九为主题的文章。再到后来，就是在香山召开了一个六四主题的研讨会，我有印象的是徐友渔关于八九六四形成党与人民根本性割裂对立的观点，以及张耀杰的文章。再有就是2015年环球时报“讽刺”学生领袖周封锁不识时务，坚持民运，成为河底磐石的事。还有林林总总的，例如一些八九学生进体制看不到政改希望而跳楼自杀的事。八九学生关于自己主体性，自己身份承认的精神危机，关于八九六四的体系性认识甚为稀薄，不是坚固的磐石，而是骑墙而随波又不甘愿。六四子弹打在他们身上嵌在他们骨头里，而然一动脑筋一思考立即穿越到“四五”。近一些年来，莫之许吴强的“政治反对”试图复兴和回归于六四开枪之怨恨和敌我之分，可以算迎回八九一代的狭小门径。我则试图以重建公民社会来赋予八九之后潜伏之历史意义，去政治化之预备性意义，潜伏去干什么，重建公民社会，至于是否进入体制是否背叛八九伦理，则无足轻重。然后我在以民国当归来再次迎接重建公民社会的结果。以政治反对之强硬伦理，就有八九一代内卷化提高门槛排除大多数人之嫌疑，以民国不用政治反对，就可以横跨在政治反对政治化和去政治化之上，迫使目前大多人加入政治反对，加入政治参与是不可能的，而重建公民社会和民国当归在不触犯其八九后的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成为重新回来的方便法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