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国》（网络图片）
1957年8月，《自由中国》杂志开始以“今日的问题”为题发表一系列的社论。在开篇文章中就写道：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需要说真话的时代，然而今日我们偏偏不能说真话。今日中国人之不能说真话，至少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所仅见的。我们目前所处的情势，正是亟需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发挥创导能力的关头，然而，目前刚好是知识分子情智最低落的时期，目前中国知识分子情智之低落，是五四运动以来所未有的。作者接着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自从大陆沦陷，撤退台湾以来，台湾在一个大的借口之下，有计划地置于一个单一的意志和单一的势力严格支配之下，这一计划，逐年推进，到今天，台湾社会几乎在每一方面都已被置于严格的管制之下，这种光景，至少也是自中华民国开国以来未有的。
《自由中国》杂志为一群高举自由主义大旗的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所创办，1949年11月20日在台湾正式出版发行，这一群体主要包括雷震、殷海光、夏道平、张佛泉、傅正以及精神领袖胡适等人。1949年3月，胡适逃离中国大陆的时候，眼看着中共势不可挡，他无可奈何，满腔怨愤。在上海登上海轮，便想起与雷震等一些朋友筹创出版社和刊物的事。他觉得，今后与共产党作思想斗争必须以自由或自由主义为唯一的出发之点，亦必须以自由或自由主义为惟一的归宿处。因此，他给将要创办的刊物命名为《自由中国》。他于是拧亮台灯，抽出钢笔，在船上写下了《自由中国社的宗旨》一文，作为《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发刊词：我们在今天，眼看见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无法存在。这是古代专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彻底的愚民政制，这正是国际共产主义有计划的铁幕恐怖。我们实在不忍坐视这种可怕的铁幕普遍到全中国。因此，我们发起这个结合，作为“自由中国”运动的一个起点。
我们的宗旨，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工作，有这些：
第一，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第二，我们要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不让他扩张他的势力范围。
第三，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
第四，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
《自由中国》办刊的本意是帮助蒋介石反共抗俄，并促进国民党的改革，所以发刊词明确宣示：这个刊物，正是要阐明苏俄对于世界——尤其是对于中国的祸害，我们并要讨论如何阻止这个祸害，如何洗涤这些罪恶。但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局势并非沿着《自由中国》杂志创办者们想象的方向发展。1950年3月，蒋介石自1949年1月21日下野后时隔一年多复职，重新视事。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政府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协防台湾，使1949年底兵败迁到台湾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国民党政权有了喘息之机。1953年2月美国宣布解除台湾中立化，1954年底又与台湾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大陆攻入台湾的概率越来越小，而台湾反攻大陆也越来越不可能。这样，《自由中国》帮助蒋介石反共抗俄的第一个办刊目标也逐渐淡化。
台湾学者钱永祥在其《自由主义与政治秩序》一文中对《自由中国》杂志在五十年代的台湾所处的政治环境作过非常深刻的分析，他认为1950年代国民党正在台湾积极开展政权的巩固工作，由于本地的社会及政治传统势力都已经或者将被扫除或收编，加上大陆失败的余悸犹存，国民党在台湾这种小格局下国家形成的过程，特别具有整体主义国家的性格，因此形成了对自由主义最典型的强大挑战。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暴动。1947年2月27日，台北烟酒专卖局缉查人员和警察在没收摊贩私烟时，殴打摊贩并开枪示威，当场打死市民一人，引起骚动。2月28日，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请愿，提出惩凶，赔偿、取消专卖局等要求，国民党当局开枪打死3人、伤3人，从而激起群众更大义愤，包围台湾省长官公署，烧毁专卖局，游行遭到国民党军队开枪镇压，群众死伤数百人，从而引发全台大规模武装暴动。武装暴动在几天内席卷了台湾大部分地区，各地相继发生民众占领市政府、烧毁专卖局、殴打外省籍官吏、抢夺军械等事件。3月8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布告自三月九日起台北市戒严，3月13日，各地暴动开始平息。二二八事件在台湾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暴动期间民众死亡超过3万人，使日据时期保存的民间精英力量毁灭殆尽，而仅存的极少数不得不依附国民党政权。更为严重的是，二二八事件导致台湾民众与国民党政权之间敌对意识的产生，1949年5月20日，国民党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全省临时戒严，而这一临时戒严的时间竟然长达38年，直到1987年7月14日才由蒋经国宣布解除，而以“戒严令”和在大陆颁布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例》为基础的法令、条例构成了日后几十年国民党在台湾的暴政统治。1950年7月22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中国国民党改造案，蒋介石据此开始了对国民党的改造。国民党兵败台湾，追随蒋介石去台的本来都是铁杆反共分子，但蒋通过改造运动，把很多党政元老、军事将领、派系领袖整肃出局，使自己的威权统治逐步得以确立，民间和统治内部反对人士被肃清后，台湾也进入了鲜有异议声音的高度整体主义国家时代。
这样的政治环境对于捍卫自由主义精神的《自由中国》杂志的生存显然是极为不利的。《自由中国》办刊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然而经过8年的努力，到了1957年，台湾非但没有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反而与这一目标渐行渐远，正如殷海光指出的那样：一个被严格控制的社会，是表面整齐壮观而内面生机窒息萎缩的社会。几年下来，弥漫全岛的一股气氛，现代统治技术所造成的天罗地网，和有形无形的力量之直接或间接的可能威胁，明明白白摆在那里，只要不是白痴，谁都可以感觉得到。“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汉不吃眼前亏”、“适应环境”、“委曲求全”都是今日中国人的人生哲学……这也说明8年下来《自由中国》护宪、行宪的呼吁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无异于对牛弹琴没有丝毫效果，1947年颁布实施的《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事实上犹如一纸空文。而要改变这种状况，雷震们一致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反对党，以权力对抗权力。《自由中国》的主要政论作者之一蒋匀田曾撰文称：仅凭宪法所规定的人民权利，徒法不足以自行，则自由依旧会落空，所以自由保障的契机，是有强大的在野反对党，而不是任何完美的宪法。在文中他一再强调：我之所以反复说明反对党之重要者，意在说人民的自由，必须有足够保障的力量；而这种保障力量，不能有赖于外力，而须人民自由意志，形成组织力量，愿为自由而战，能为自由而牺牲，使反动力量无法袭击，然后自由始有确切的保障。雷震在《反对党问题》一文中称：三十年来实质上的一党政治，已渐渐使我们这一辈人丧失了全部的动力与活力……我们的政治需要新的血轮，唯有依托此种新的血轮，才能从头培养我们新的生机，因此建立强大的反对党，是解决一切问题关键之所在。
而让雷震们加快了组党步伐的，恰恰是台湾的领导人蒋介石。按照1947年1月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第47条的规定：总统、副总统之任期为六年，得连选连任一次。蒋介石于1948年就任中华民国总统，1954年连任，到1960年两届任期届满，依宪不得再任中华民国总统。但是1959年5月蒋介石却在国民党8届2中全会上表示：每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就要切实，就要彻底，任劳任怨，贯彻始终。向外界释放谋求三连任的强烈信号，国民党也明确表示总裁的领导决定国家民族前途，一致拥护蒋介石连任。在国民党的操纵下，台湾社会还出现了类似洪宪时代荒唐劝进的活动。1960年3月11日，国民党政府通过了修改“临时条款”的提案，增加了“动员戡乱时期总统连选得连任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一次的限制”的条文，3月21日，蒋介石就任第三届总统，中华民国的宪政秩序遭到践踏。
对于国民党的修宪和蒋介石的无限期连任，雷震和《自由中国》先是从舆论上加以阻止和抨击，从1959年1月开始，《自由中国》连续刊登了一系列反对修宪的文章，如《蒋总统不会做错了决定吧？》、《这样能解决问题吗？》、《好一个舞文弄法的谬论！》、《重申我们反对修宪的意见》、《敬向蒋总统作一最后的忠告》，但是这无法阻挡蒋介石顺利当选第三任总统。于是在1960年5月20日,雷震发表题为《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一文,公开指出,在台湾是国民党一党独霸、操纵选举,无民主、自由可言,并呼吁一切相信民主政治的人,赶快集合起来,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以打破国民党独霸的局面。1960年2月底，在台北市举行了关心地方选举的在野党和无党派人士选举问题座谈会，有《自由中国》杂志主要撰稿人雷震、蒋匀田、夏涛声等人和台湾本土人士李万居、吴三连、高玉树、杨金虎、余登发等三十余人参加，他们大多是正在申请备案的中国民主自治研究会的发起人。而在1960年的县、市长和省议员选举结束后的5月18日，大陆去台和台湾本土民主人士72人在民社党总部召开“在野党及无党无派人士举行本届地方选举检讨会”，雷震、吴三连、李万居、杨金虎、高玉树等7人被公推为主席团成员。会上杨金虎公开号召大家团结起来，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在野党，来对抗国民党，这次会议实际上成为了筹组新党的开端。6月16日，雷震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声明，正式宣布决定团结海内外民主反共人士，并与民、青两党协商，立即筹组一个新的政党，党名暂定为中国民主党。6月26日，召开新党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李万居、雷震、高玉树为中国民主党发言人，李万居、雷震等17人为召集委员，内定雷震为中国民主党秘书长，主持实际工作。
在1960年9月1日出版的第23卷第5期《自由中国》杂志上，殷海光发表了名为《大江东流挡不住！》的社论，这篇文章恰似一篇檄文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民主党的成立已经如奔流的大江一样不可阻挡了。9月4日，蒋经国下令将组党运动的主要人物雷震抓捕，随后以煽动叛乱罪判处雷震10年徒刑。1979年3月7日，雷震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
雷震案是蒋介石威权统治台湾时代最著名的政治案件，虽然此后的六十年代台湾的政治反对运动趋入沉寂，但它对台湾七、八十年代重新掀起的政治反对运动影响至深，它也导致蒋介石的威权统治在国际上臭名昭著，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合法性。对于雷震所主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台湾学者钱永祥曾作过这样的评价：《自由中国》对岛内政治体制和社会关系所引起的问题,在出刊10年期间几乎都曾论及……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台湾新一代不见得都读过《自由中国》这份刊物,但所使用的语文、基本概念和陈述方式,都是从这份刊物出来的。而这一切,雷震功不可没,尽管他为之付出了一生中最昂贵的代价,却无怨无悔。有一天,雷天洪问自己的父亲:“10年牢狱可觉得委屈不平?”雷震沉默片刻,摇摇头,平静地说:“总有一天,历史将会证明我的清白”，雷天洪听了慨然系之,望着身材高大的父亲,止不住泪如泉涌。
二百六十期数千万言的《自由中国》,发出了那个时代整个中文世界有关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最铿锵有力的声音。雷震、殷海光、张佛泉、夏道平、蒋匀田等人无疑是那个时代站得最高，看得最远的中国人。他们的言论和行动，不仅有力地抗击了蒋介石国民党在台湾的独裁统治，使中国自清末以来的自由民主运动得以延续，也奠定了此后20年台湾政治反对运动的基本方向，为以后的党外运动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保障。正是在一代代追求自由民主的台湾人不懈努力下，2000年迎来了民主进步党的上台执政，台湾也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一次和平转型的经典范例，并被誉为亚洲的“民主灯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