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民主选举，就是一次对现政府的合法颠覆。
一位科学家曾说过，真正伟大的创新，通常会毫不起眼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却通过无微不至的影响，最终彻底改变社会的存在方式。
现代民主政治，无疑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创新。对於生活在民主文明的人们来说，游行集会，投票选举，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政治生活方式，毫无新奇特别之处。正如一个健康的人，往往不会过於在意自己的身体状态；在民主国家，反而常常不会特别感受到民主的存在；民主国家的多数国民，也不会对民主本身，给予太多的关注。
但是，倘若仔细思考，则不难发现，民主实际上是一种相当反常的政治制度。它不但要求，统治者要受到被统治者的制度约束，而且还要求，政权组织要经过定期的轮换交替。这些都与权力的本质属性，形成严重的冲突。
如果以19世纪，美国与英国的政治改革，算做近代民主的起点，那么很显然，专制统治，才是人类历史的漫长主线。在绝大部分时期，所谓权力，就是强制别人服从自身意志的能力；而所谓统治，就是让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国民，屈从於极少数权力精英的支配意志之下。
权力的本质，是强制与扩张。放任权力的发展，不可能自发衍生出权力的自我限制与自我更替。因此，反抗与冲突，才是导致近代民主出现的根本原因。英美等国，在民主出现之前，都曾发生过政治革命，这些并非是与民主无关的偶然事件，而是产生民主政治的重要先导。
以动态来看，现代民主选举的实质，就是政权的反覆解体与重建。每一次民主换届，既是一个旧政权的解体，也是一个新政府的诞生。在这一点上来说，一次选举，同样也是一次政治革命。而两者在途径上的区别，在於民主是通过宪法框架，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政权的崩溃与重建；而革命，则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大众暴力来实现.
两者的相似性，也并非偶然。民主，与其说是一种制度设计，毋宁说更是一种现实妥协.17世纪，英国国王查尔斯一世，模仿法国，试图建立中央集权王朝，但遭到以清教群体为中心的激烈反抗，并且被俘斩首。然而，夺取权力的清教政府，却不能得到社会主流的支持，只能以残阙议会与军事管制，来实行统治。斯图亚特复辟后，詹姆斯二世，又打算重走查尔斯的老路，最终被光荣革命终结.《权利法案》，既是王权与议会的妥协结果，也是近代民主产生的制度铺垫.
法国的情况也同样。大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七月革命终结波旁复辟，二月革命颠覆七月王朝，1870年的政变结束第二帝国。巨大的法兰西，在革命的震荡中摇晃。1870年，在左右派别的激烈冲突与妥协中，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并最终走向了稳定的宪政民主。
专制帝国本身的刚性，决定了它只能被刚性地终结.在一次次政权的崩溃与重组中，权力垄断的根基，被剥蚀削弱，而民众参政的能力，则逐渐增强。一个制度性的共识，将最终形成。无需通过革命，就可以和平地更替政府，这个制度共识，就是民主。
没有专制的崩溃，就不会有民主的诞生。但如果仅仅是旧制度的崩溃，还远不足以带来民主。中国历史上的屡次王朝更替，以及近现代多个国家的共产革命，都没有产生民主政治。民主观念与实践的引导，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历史上民主形成的实质，就是政权反覆崩溃重建的收敛化与制度化。对於现代国家而言，这一转型的历史进程，或许可以大为缩短，但却无法完全取消。即便是和平转型的机遇，也只能存在於革命的威慑笼罩之下。而历史转折可遇不可求，唯有坚守观念抗争，清晰道路诉求，才能最大化转型机遇，寄现实以希望，逾历史以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