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痴
 
在”解放区“斗杀地主的“望蒋台”
 
张先痴著作《格拉古轶事》




讲述人：张先痴    （ 1950年土改工作队成员   1934年生）
 
我读高中的时候，受我酷爱的文学作品的影响，成为一个比较激进的学生，像绝大多数旧社会的青年学生一样，反对黑暗向往光明。1950年6月，参军半年后我在军政大学参加了青年团，并一直担任了好几年的团支部副书记。
土改时我在西南军区土改工作团，我们这支小分队由战旗文工团、西南军区警卫团等几个单位的干部和战士组成，工作队的队长叫武觉（音）。我们最初在重庆嘉陵新村——那是西南军区招待所——在那儿集中起来学习土改政策，由西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王新庭（音）来给我们作报告。当时的口号是“秀才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这就是说，土改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好的改造机会。
我共参加了两期土改，第一期是在四川省合江县先市区，村子我记不起来了，是在一个山里面，第二期在四川省叙永县。这两个地方都紧靠贵州的赤水县，当地老百姓赶场就要到赤水去。
唉呀，我去的那几个村都是最穷的地方，穷到什么地步？村子里，要找一个富农都难，有个中农就了不起了。但还是要划地主。我们到地主家收浮财，看到那些所谓的“地主”可怜得很，衣服破破烂烂，家徒四壁，根本说不上是有钱人。现在想起来，那时划出的一些地主实在可怜得很。
土改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宣传、教育、发动穷人诉苦——也就是挑拨离间。第二阶段清理、划分成分。第三阶段分浮财、分土地。第四阶段成立基层组织。
其实农民对地主不是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仇恨万分，有很多农民当面斗了地主，私下又去给他们道歉。我们工作组就要去煽动农民，先集中起来诉苦。有个歌叫“干人歌”，据说是个民间的歌，主要是述说生活苦难，以前我还把歌词抄下来，现在忘了，记得有什么：“正月是新年哪，干人要过年哪……没得钱买盐哪……”我们就用这个歌来让农民想到在过去——中共建政之前——那所谓的“万恶的旧社会”里受的苦难，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歌唱起来很悲惨，唱得那些贫下中农都哭。
斗地主一般先诉苦，然后再斗。那时认为对一个人的最大侮辱是“摸屁眼屎”——把下身摸一把然后打他一耳光。在当时当地，在那个贫穷的山乡，这种侮辱就被认为是顶点了。所以对地主也用了这种手法。
 
为了发动群众，还要杀人。
当地有个地主叫贾欲雄（音），那个地方姓贾的比较多。区委书记是个南下干部，大概是个江浙人。那一天他去了之后为了打地主的威风就要杀人，那天要枪毙哪几个我记不清了，但是其中没有贾欲雄。在会上，区委书记说了一句：“贾欲雄，到了这个地方你还要强辩？！”“强辩”就是辩解，不听话的意思。民兵听错了，把那个江浙话“强辩”听成“枪毙”。书记话音一落，民兵把贾欲雄拖起就往那个预定的场所（即刑场）跑，那只有50到100米远。后面的人觉得不对劲，喊：“转（回）来，转（回）来！”那些民兵哪里想到什么转来不转来，一枪就把贾欲雄打死了。
那时连判决书之类的东西都没有，假如有个法律程序，就是走走过场，贾欲雄也不会被冤杀。当时我就想，杀个人怎么这么草率？
印象最深的是那次杀一个土匪，他叫张国华，同西藏军区司令员一模一样的名字。我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因为那次是我当的审判长，我去宣判的。当时我才十多岁，看起来都不像。我看我儿子十五、六岁那个样子，好笑。我去当审判长是上级指定我去，我不认识这个人，对他一无所知。上级给我送个判决书来，让我在这儿把他枪毙了就完了。
我们那是山区，要找一个像样的坝子都难，记得我们是在一个洼地里开的会。张国华被押来，所有的人都不认识他，但是，也得找几个“苦主”来诉说他抢劫的事。其实一看他那个样子，十分普通，个子也不高，简直不像土匪。我一读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他马上给我跪倒，说：“放我一条生路，我还有一个老母亲。”
我们当时没得一点恻隐之心，而且，有恻隐之心也不行。我们西南军区土改工作团里有一个女娃娃，她比我也只大两、三岁，她家里也是地主。她看到把地主整成那个样子，悄悄地哭。我们内部过不了多久就要整顿一次，整风呀，工作人员集中起来总结。那次总结时，就把那个女娃当场开除军籍，罪名是同情地主。所以说，对我们内部，也要杀鸡吓猴，起警示作用。当时我们并没有觉得这样做有啥不对，是嘛，对地主你哭啥子呢？地主这么坏。
我喊：“拖下去！”刚喊完，他态度立马就变了，没得希望之后，他非常勇敢地站起来。
我们原先准备把他押到一个预定的地点枪毙，路上，有一个两米宽的空地，在两个田埂的中间。他看到这个地方，觉得这个地方好，就要求就在这儿打。他跪下去，喊行刑者开枪。那个执行的人是个“二杆子”（即不务正业、有些痞气）的农民，这些人在土改斗地主时都是最积极的人。他把子弹在鞋底下磨，弹头有了毛剌，打进脑壳就要炸，他要以此来表现他的斗争性。我们同意了张国华的要求，他被打死在他看中的那个地方。
在两期土改中，我只有这次参与杀人，而且是当审判长，好笑。
土改期间，有些地主遭整得受不了，自杀的不少，但我们那个村好像没得地主自杀，那些人一个个看上去都像叫花子（乞丐）。我们到一些地主家抄家时看到，全家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一件破蚊帐到处都是补丁。浮财，根本找不到。
还有所谓的反革命集团，也遭杀。有一次，上面说，有一个反革命集团，我们那个村的一个积极分子也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上面布置下来，我去找他谈话，要他坦白交待。这个老几（人）回去就上吊自杀了。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的老母亲冲进我们工作组住的那个院坝里来，一冲进来就呼天抢地地大哭，像发疯一样。那次对我的震惊很大。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现在想起来他是绝对的老实农民，老实得难以想象，这种农民也说他参加了反革命。
我还做了一件缺德事。有一次斗地主，开大会，把那一带的地主富农都押来，捆起来跪一坝，要他们接受农民的教育，农会的主席要讲话。我们工作组的每个人都配有一支枪，我有一支二十响的驳壳枪。有一个地主，不，是个富农，姓赖，留个山羊胡子，他动了几下，我用驳壳枪在他额头上戳，说：“你不规矩你看我今天收拾你！”敲了几下血就从他头上流下来。我想，马上要进会场了，血流起不大好。他头上围得有帕子，四川农民以前都是围帕子。我把他的帕子盖住他的伤口，然后一推他的头，说：“你老实一点。”
我后来挨冤枉，被共产党整得很惨时，反省自己的错误：人家是个老人，又没有伤害我，又没有触犯什么，只不过动了几下，或者那个姿势我看不顺眼，真的没有什么。我一个十几岁的娃儿，拿枪在他头上敲打，他怕不怕？万一走火不就是把他打死了？我觉得自己很恶劣，像个……像个……简直没得人性，只因看不顺眼，就下手。那个时候自己认为自己有无上的权威——我就是代表共产党来镇压你们这些坏人的，所以无论怎么做都不过分。
不过，我们当时搞土改还算比较文明的——比在解放战争时期文明。我在部队里有个很要好的朋友，叫王箭元，河北人。他私下悄悄对我说，在解放区斗地主时，设一个“望蒋台”。把地主吊起来升到旗杆上，然后问地主：“看到蒋介石没有？”地主说“看到”或“没看到”结果都一样，一刀把绳子砍断，地主从旗杆上栽下来摔死。他还说，奶娃娃——没满周岁的奶娃娃——就提着脚在石头上摔死。解放战争时期就是这样整的。我们搞土改时全国已经解放——所谓“解放”，上面控制得很严，但是仍然发生很多地主受不了，被迫自杀。
很多地主省吃俭用，吃苦耐劳，勤劳一生积累的财产一夜间全部被夺光，绝望了，因这种情况自杀的也不少。
清匪反霸比土改还血腥，抓到土匪就把头割下来，高高吊起，让赶场的农民看。
你问现在怎么看中共的土改？
我想，首先，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就算地主对农民有剥削、有压榨，这也是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制度上的毛病。1949年共产党掌权一统天下之后，让一代地主来偿还他们祖辈的债，这是很不公平的。其次，据我所知，中国的地主在没有发展到相当规模之前，都是非常勤劳，生活非常节俭的。坐享其成就当地主，中国的传统道德都不允许。因此，这些地主，勤劳苦干，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慢慢挣一点田土。土改时我去那些地主家，发现他们生活寒酸得很，可怜得很，啥子地主嘛。
还有，在旧社会，一个地主对农民的残暴一定是有限的，绝不会像共产党的权力一样无止境。为什么？因为当时的舆论，还有传统道德对这些地主是有约束的。另外还有一些民间组织也可以制约地主，平衡一些社会矛盾。例如，如果一个地主的雇工是哥老会成员，地主对雇工刻薄了，哥老会的大爷、二爷会出面来谴责他。如果一个地主做得过分，其他地主也要指责他。遇到灾荒年，地主都要减租，这已经成为不成法的规则。真正吃不起饭的时候，地主都要施舍粮食，很慷慨的，不是像共产党宣传的那么残酷无情，不是那种情况呀。如果真是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社会早就无法维持了。退一万步说，农民真正没法生活了，他还可以离乡背井出去逃荒嘛。只有在共产党统治下，逃荒都不行，那是“盲流”，要受处理。
此外，以前遇到社会不公，还有发泄的渠道，也还有人敢于出来主持正义，新闻界呀、知识界呀也还有良心，现在同“旧社会”根本无法相比。这几十年共产党彻底摧毁了以前的一切人文基础，一切都是共产党说了算，根本没有老百姓申辩的途径。
共产党利用土改，就是为了煽动阶级仇恨，把其他个别地主的罪恶，说成所有地主都是这样。共产党说：“地主本质都是一样的。”我看本质并不一样。土改实际上是对地主非常残酷的掠夺，整得人家家破人亡，很惨的呀。很多地主家徒四壁，所有东西都被扫光，你说这些地主难过不难过。如果这些地主真正是剥削，是偷来的抢来的，他都要好过一点。人家是勤劳俭省一辈子积下来的呀。电影里像黄世仁那种地主，我一个都没有见到，那种地主即便有，也一定是极其个别。那种典型，绝不是中国，特别是四川农村具有代表性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土改作为一个煽动阶级仇恨的过程和手段，是相当卑劣的。
我对自己那段时期的所作所为，充满了忏悔之情。我曾经想写一篇文章，中国之所以成为现在这种状况，中国的知识分子要负很大的责任，包括我。正因为我们的愚昧，所以被共产党利用。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人人平等，我们出于年轻人的一种正义感，也希望人类走向这种美好的状况，共产党就利用这些来欺骗我们。实际上他不仅做不到这一点，反而反其道而行之。共产党这几十年的实践告诉我们，这个政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腐朽、最反动、最残忍、最不讲信义的一个骗子集团。这个定义是一点不过分的。
说到不讲信义，就以土改为例。我们走时，农民舍不得，拉着我们的手，哭。很感激呀，因为我们把土地给他们了。后来我们工作团团长，他是西南军区政治部的一个官，叫张宜（音），给我们作报告时说，美国的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在国会说过，共产党现在把土地分给农民，但他们很快就会把土地收回去。当领导给我们作这个报告时，我觉得美国人太卑鄙了！我亲自参加的土改，土地证是我亲手交给农民的，怎么可能把土地拿回去？美国人造谣生事，真是坏得很！
嘿，过了不几年，互助组、合作化，共产党硬是把土地收回去了！
美国人说的是对的。
就我个人而言，共产党把我利用完了，然后一脚把我踢到劳改队去受折磨。我应当说是罪有应得。
不过，我当右派被发配劳教时，我还认为是下面的人坏，毛主席是好的。我对一个同劳教的原地下党的右派说：“老肖，我不相信这一切是毛泽东干的，把我们整来劳教，肯定是下面的人乱搞，毛主席咋个会干这种事嘛。”他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就是他！！”唉呀，他一呼那三个字，嗨！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我开始想，是呀，不是他，哪个有这个能耐做这种事呢？就这样，又随着大饥荒的到来，我慢慢对这个“主义”有了认识。现在当然彻底认清了，回头看自己的当年，真的是傻得可怜。
如果有人再来审讯我，我一定这样回答：“我想问问你，一个要死的老人，他有没有权力知道他这一辈子究竟是咋个活过来的？！一个临死的人都没得这点权力，你这个叫做什么政府？！叫什么政权？！叫什么政体？！
我这一生正如我在名片上印的：是傻子、是疯子、是回头浪子。傻子是被共产党骗，疯子是被骗之后象疯狗一样到处去咬人、整人。最后我醒悟了，是回头浪子。  
                                                               
                                                   采访时间：2007年2月4日
地  点：成都双林中横路
 
采访后记
 
2006年8月，从朋友处得到一份30多万字的打印稿《格拉古轶事》，展开一读，立即被深深吸引。在我所读到的记述右派遭遇的文字中，《格拉古轶事》无论是在经历的曲折惨烈、思想的独到深刻、情感的回肠荡气、文字的生动活泼诸方面，都堪称一流。
作者张先痴，1957年被打成极右，抓捕入狱，他在书中写道：“从在天津市公安局看守所开始当犯人到雷马屏农场结束,我先后蹲过的看守所、劳教和劳改厂矿企业农场等总计11个,时间共计22年另7个月加13天，它几乎占用了我全部充满活力的青壮年时期。”
背叛家庭，为追求光明而全身心投向共党革命的人在狱中耗尽了“充满活力的青壮年时期”。
我当即给他打电话，表示希望拜访他。老人欣然同意。
半年后我到成都，两次登门与张先生长谈。老人虽然在狱中20多年，受尽磨难，九死一生，但依然腰身直挺，声音硬朗，言词直率，不仅颇有军人的气度，而且不乏知识分子的良知。更难得的是他毫不隐讳地谈起自己在土改中的所作所为，并为此充满了忏悔之情。
我在这样的老人面前脱帽致敬。
 
注：《格拉古轶事》已经在美国出版，这是张先痴老人几十年血泪经历的凝结，更是他对那段历史的珍贵贡献。

 
张先痴
 
在”解放区“斗杀地主的“望蒋台”
 
张先痴著作《格拉古轶事》




讲述人：张先痴    （ 1950年土改工作队成员   1934年生）
 
我读高中的时候，受我酷爱的文学作品的影响，成为一个比较激进的学生，像绝大多数旧社会的青年学生一样，反对黑暗向往光明。1950年6月，参军半年后我在军政大学参加了青年团，并一直担任了好几年的团支部副书记。
土改时我在西南军区土改工作团，我们这支小分队由战旗文工团、西南军区警卫团等几个单位的干部和战士组成，工作队的队长叫武觉（音）。我们最初在重庆嘉陵新村——那是西南军区招待所——在那儿集中起来学习土改政策，由西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王新庭（音）来给我们作报告。当时的口号是“秀才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这就是说，土改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好的改造机会。
我共参加了两期土改，第一期是在四川省合江县先市区，村子我记不起来了，是在一个山里面，第二期在四川省叙永县。这两个地方都紧靠贵州的赤水县，当地老百姓赶场就要到赤水去。
唉呀，我去的那几个村都是最穷的地方，穷到什么地步？村子里，要找一个富农都难，有个中农就了不起了。但还是要划地主。我们到地主家收浮财，看到那些所谓的“地主”可怜得很，衣服破破烂烂，家徒四壁，根本说不上是有钱人。现在想起来，那时划出的一些地主实在可怜得很。
土改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宣传、教育、发动穷人诉苦——也就是挑拨离间。第二阶段清理、划分成分。第三阶段分浮财、分土地。第四阶段成立基层组织。
其实农民对地主不是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仇恨万分，有很多农民当面斗了地主，私下又去给他们道歉。我们工作组就要去煽动农民，先集中起来诉苦。有个歌叫“干人歌”，据说是个民间的歌，主要是述说生活苦难，以前我还把歌词抄下来，现在忘了，记得有什么：“正月是新年哪，干人要过年哪……没得钱买盐哪……”我们就用这个歌来让农民想到在过去——中共建政之前——那所谓的“万恶的旧社会”里受的苦难，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歌唱起来很悲惨，唱得那些贫下中农都哭。
斗地主一般先诉苦，然后再斗。那时认为对一个人的最大侮辱是“摸屁眼屎”——把下身摸一把然后打他一耳光。在当时当地，在那个贫穷的山乡，这种侮辱就被认为是顶点了。所以对地主也用了这种手法。
 
为了发动群众，还要杀人。
当地有个地主叫贾欲雄（音），那个地方姓贾的比较多。区委书记是个南下干部，大概是个江浙人。那一天他去了之后为了打地主的威风就要杀人，那天要枪毙哪几个我记不清了，但是其中没有贾欲雄。在会上，区委书记说了一句：“贾欲雄，到了这个地方你还要强辩？！”“强辩”就是辩解，不听话的意思。民兵听错了，把那个江浙话“强辩”听成“枪毙”。书记话音一落，民兵把贾欲雄拖起就往那个预定的场所（即刑场）跑，那只有50到100米远。后面的人觉得不对劲，喊：“转（回）来，转（回）来！”那些民兵哪里想到什么转来不转来，一枪就把贾欲雄打死了。
那时连判决书之类的东西都没有，假如有个法律程序，就是走走过场，贾欲雄也不会被冤杀。当时我就想，杀个人怎么这么草率？
印象最深的是那次杀一个土匪，他叫张国华，同西藏军区司令员一模一样的名字。我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因为那次是我当的审判长，我去宣判的。当时我才十多岁，看起来都不像。我看我儿子十五、六岁那个样子，好笑。我去当审判长是上级指定我去，我不认识这个人，对他一无所知。上级给我送个判决书来，让我在这儿把他枪毙了就完了。
我们那是山区，要找一个像样的坝子都难，记得我们是在一个洼地里开的会。张国华被押来，所有的人都不认识他，但是，也得找几个“苦主”来诉说他抢劫的事。其实一看他那个样子，十分普通，个子也不高，简直不像土匪。我一读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他马上给我跪倒，说：“放我一条生路，我还有一个老母亲。”
我们当时没得一点恻隐之心，而且，有恻隐之心也不行。我们西南军区土改工作团里有一个女娃娃，她比我也只大两、三岁，她家里也是地主。她看到把地主整成那个样子，悄悄地哭。我们内部过不了多久就要整顿一次，整风呀，工作人员集中起来总结。那次总结时，就把那个女娃当场开除军籍，罪名是同情地主。所以说，对我们内部，也要杀鸡吓猴，起警示作用。当时我们并没有觉得这样做有啥不对，是嘛，对地主你哭啥子呢？地主这么坏。
我喊：“拖下去！”刚喊完，他态度立马就变了，没得希望之后，他非常勇敢地站起来。
我们原先准备把他押到一个预定的地点枪毙，路上，有一个两米宽的空地，在两个田埂的中间。他看到这个地方，觉得这个地方好，就要求就在这儿打。他跪下去，喊行刑者开枪。那个执行的人是个“二杆子”（即不务正业、有些痞气）的农民，这些人在土改斗地主时都是最积极的人。他把子弹在鞋底下磨，弹头有了毛剌，打进脑壳就要炸，他要以此来表现他的斗争性。我们同意了张国华的要求，他被打死在他看中的那个地方。
在两期土改中，我只有这次参与杀人，而且是当审判长，好笑。
土改期间，有些地主遭整得受不了，自杀的不少，但我们那个村好像没得地主自杀，那些人一个个看上去都像叫花子（乞丐）。我们到一些地主家抄家时看到，全家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一件破蚊帐到处都是补丁。浮财，根本找不到。
还有所谓的反革命集团，也遭杀。有一次，上面说，有一个反革命集团，我们那个村的一个积极分子也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上面布置下来，我去找他谈话，要他坦白交待。这个老几（人）回去就上吊自杀了。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的老母亲冲进我们工作组住的那个院坝里来，一冲进来就呼天抢地地大哭，像发疯一样。那次对我的震惊很大。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现在想起来他是绝对的老实农民，老实得难以想象，这种农民也说他参加了反革命。
我还做了一件缺德事。有一次斗地主，开大会，把那一带的地主富农都押来，捆起来跪一坝，要他们接受农民的教育，农会的主席要讲话。我们工作组的每个人都配有一支枪，我有一支二十响的驳壳枪。有一个地主，不，是个富农，姓赖，留个山羊胡子，他动了几下，我用驳壳枪在他额头上戳，说：“你不规矩你看我今天收拾你！”敲了几下血就从他头上流下来。我想，马上要进会场了，血流起不大好。他头上围得有帕子，四川农民以前都是围帕子。我把他的帕子盖住他的伤口，然后一推他的头，说：“你老实一点。”
我后来挨冤枉，被共产党整得很惨时，反省自己的错误：人家是个老人，又没有伤害我，又没有触犯什么，只不过动了几下，或者那个姿势我看不顺眼，真的没有什么。我一个十几岁的娃儿，拿枪在他头上敲打，他怕不怕？万一走火不就是把他打死了？我觉得自己很恶劣，像个……像个……简直没得人性，只因看不顺眼，就下手。那个时候自己认为自己有无上的权威——我就是代表共产党来镇压你们这些坏人的，所以无论怎么做都不过分。
不过，我们当时搞土改还算比较文明的——比在解放战争时期文明。我在部队里有个很要好的朋友，叫王箭元，河北人。他私下悄悄对我说，在解放区斗地主时，设一个“望蒋台”。把地主吊起来升到旗杆上，然后问地主：“看到蒋介石没有？”地主说“看到”或“没看到”结果都一样，一刀把绳子砍断，地主从旗杆上栽下来摔死。他还说，奶娃娃——没满周岁的奶娃娃——就提着脚在石头上摔死。解放战争时期就是这样整的。我们搞土改时全国已经解放——所谓“解放”，上面控制得很严，但是仍然发生很多地主受不了，被迫自杀。
很多地主省吃俭用，吃苦耐劳，勤劳一生积累的财产一夜间全部被夺光，绝望了，因这种情况自杀的也不少。
清匪反霸比土改还血腥，抓到土匪就把头割下来，高高吊起，让赶场的农民看。
你问现在怎么看中共的土改？
我想，首先，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就算地主对农民有剥削、有压榨，这也是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制度上的毛病。1949年共产党掌权一统天下之后，让一代地主来偿还他们祖辈的债，这是很不公平的。其次，据我所知，中国的地主在没有发展到相当规模之前，都是非常勤劳，生活非常节俭的。坐享其成就当地主，中国的传统道德都不允许。因此，这些地主，勤劳苦干，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慢慢挣一点田土。土改时我去那些地主家，发现他们生活寒酸得很，可怜得很，啥子地主嘛。
还有，在旧社会，一个地主对农民的残暴一定是有限的，绝不会像共产党的权力一样无止境。为什么？因为当时的舆论，还有传统道德对这些地主是有约束的。另外还有一些民间组织也可以制约地主，平衡一些社会矛盾。例如，如果一个地主的雇工是哥老会成员，地主对雇工刻薄了，哥老会的大爷、二爷会出面来谴责他。如果一个地主做得过分，其他地主也要指责他。遇到灾荒年，地主都要减租，这已经成为不成法的规则。真正吃不起饭的时候，地主都要施舍粮食，很慷慨的，不是像共产党宣传的那么残酷无情，不是那种情况呀。如果真是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社会早就无法维持了。退一万步说，农民真正没法生活了，他还可以离乡背井出去逃荒嘛。只有在共产党统治下，逃荒都不行，那是“盲流”，要受处理。
此外，以前遇到社会不公，还有发泄的渠道，也还有人敢于出来主持正义，新闻界呀、知识界呀也还有良心，现在同“旧社会”根本无法相比。这几十年共产党彻底摧毁了以前的一切人文基础，一切都是共产党说了算，根本没有老百姓申辩的途径。
共产党利用土改，就是为了煽动阶级仇恨，把其他个别地主的罪恶，说成所有地主都是这样。共产党说：“地主本质都是一样的。”我看本质并不一样。土改实际上是对地主非常残酷的掠夺，整得人家家破人亡，很惨的呀。很多地主家徒四壁，所有东西都被扫光，你说这些地主难过不难过。如果这些地主真正是剥削，是偷来的抢来的，他都要好过一点。人家是勤劳俭省一辈子积下来的呀。电影里像黄世仁那种地主，我一个都没有见到，那种地主即便有，也一定是极其个别。那种典型，绝不是中国，特别是四川农村具有代表性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土改作为一个煽动阶级仇恨的过程和手段，是相当卑劣的。
我对自己那段时期的所作所为，充满了忏悔之情。我曾经想写一篇文章，中国之所以成为现在这种状况，中国的知识分子要负很大的责任，包括我。正因为我们的愚昧，所以被共产党利用。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人人平等，我们出于年轻人的一种正义感，也希望人类走向这种美好的状况，共产党就利用这些来欺骗我们。实际上他不仅做不到这一点，反而反其道而行之。共产党这几十年的实践告诉我们，这个政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腐朽、最反动、最残忍、最不讲信义的一个骗子集团。这个定义是一点不过分的。
说到不讲信义，就以土改为例。我们走时，农民舍不得，拉着我们的手，哭。很感激呀，因为我们把土地给他们了。后来我们工作团团长，他是西南军区政治部的一个官，叫张宜（音），给我们作报告时说，美国的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在国会说过，共产党现在把土地分给农民，但他们很快就会把土地收回去。当领导给我们作这个报告时，我觉得美国人太卑鄙了！我亲自参加的土改，土地证是我亲手交给农民的，怎么可能把土地拿回去？美国人造谣生事，真是坏得很！
嘿，过了不几年，互助组、合作化，共产党硬是把土地收回去了！
美国人说的是对的。
就我个人而言，共产党把我利用完了，然后一脚把我踢到劳改队去受折磨。我应当说是罪有应得。
不过，我当右派被发配劳教时，我还认为是下面的人坏，毛主席是好的。我对一个同劳教的原地下党的右派说：“老肖，我不相信这一切是毛泽东干的，把我们整来劳教，肯定是下面的人乱搞，毛主席咋个会干这种事嘛。”他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就是他！！”唉呀，他一呼那三个字，嗨！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我开始想，是呀，不是他，哪个有这个能耐做这种事呢？就这样，又随着大饥荒的到来，我慢慢对这个“主义”有了认识。现在当然彻底认清了，回头看自己的当年，真的是傻得可怜。
如果有人再来审讯我，我一定这样回答：“我想问问你，一个要死的老人，他有没有权力知道他这一辈子究竟是咋个活过来的？！一个临死的人都没得这点权力，你这个叫做什么政府？！叫什么政权？！叫什么政体？！
我这一生正如我在名片上印的：是傻子、是疯子、是回头浪子。傻子是被共产党骗，疯子是被骗之后象疯狗一样到处去咬人、整人。最后我醒悟了，是回头浪子。  
                                                               
                                                   采访时间：2007年2月4日
地  点：成都双林中横路
 
采访后记
 
2006年8月，从朋友处得到一份30多万字的打印稿《格拉古轶事》，展开一读，立即被深深吸引。在我所读到的记述右派遭遇的文字中，《格拉古轶事》无论是在经历的曲折惨烈、思想的独到深刻、情感的回肠荡气、文字的生动活泼诸方面，都堪称一流。
作者张先痴，1957年被打成极右，抓捕入狱，他在书中写道：“从在天津市公安局看守所开始当犯人到雷马屏农场结束,我先后蹲过的看守所、劳教和劳改厂矿企业农场等总计11个,时间共计22年另7个月加13天，它几乎占用了我全部充满活力的青壮年时期。”
背叛家庭，为追求光明而全身心投向共党革命的人在狱中耗尽了“充满活力的青壮年时期”。
我当即给他打电话，表示希望拜访他。老人欣然同意。
半年后我到成都，两次登门与张先生长谈。老人虽然在狱中20多年，受尽磨难，九死一生，但依然腰身直挺，声音硬朗，言词直率，不仅颇有军人的气度，而且不乏知识分子的良知。更难得的是他毫不隐讳地谈起自己在土改中的所作所为，并为此充满了忏悔之情。
我在这样的老人面前脱帽致敬。
 
注：《格拉古轶事》已经在美国出版，这是张先痴老人几十年血泪经历的凝结，更是他对那段历史的珍贵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