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中国面临的五大危机是：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战争危机，民族危机，文化危机。我认为应该加上能源危机，人口危机，环境危机，健康危机，道德危机，共为十大危机。最大的危机是文化危机、政治危机和道德危机。

三大危机中，政治危机最基础，道德危机是最深层，文化危机最根本。文化即意识形态，解决意识形态危机是解决政治危机、道德危机和其它危机的关键。解决意识形态危机的最佳办法是四个字：去马归儒。

政治归儒，就是实行王道，现代王道政治就是儒家宪政。儒宪与自由宪的政治模式和制度架构同中有异，别具特色，但宪政精神、自由精神完全一致。

自由宪为自由提供法律保障，儒宪为自由提供礼法双重保障。

儒宪不允许、也不可能霸王硬上弓，强加于人民。正常的儒宪路线图，可粗分为四个阶段：一去极权化，二自由化，三儒化社会，四儒化政治。

去极权化是儒家与自由派的共识和共同追求。在自由社会，儒家通过讲学办学从政从商等等方式弘扬儒学，逐步积累社会资源和民意基础，达到最终儒化政治的目的。去极权化的努力也是一种资源积累。道义资源是一切资源的核心。

另一种儒宪的途径是最好的捷径，社会代价最小。那就是马党直接转变为儒党，让中国跨越自由化阶段而直接进入王道。那是可以自上而下直接推行儒宪的。但对于马党来说，无异放下屠刀立地成儒，是要洗筋伐髓脱胎换骨的，非其所能也，只怕中国人没有那样的福分，只怕历史也不会再给机会了。

曾有学者提出党主立宪制。想法很好，却是空想。只有个人主义或民本主义才能开出宪政来。民主可以立宪，因为民主的指导思想是自由主义，以人为本；君主亦可以立宪，因为儒家外王学以民为本。党主立宪要实现，其党必须改变物本主义哲学和集体主义政治经济学，变成儒家党或自由主义党。

有人认为儒宪是不可能实现的，纯属春秋大梦。答曰：可不可能是一回事，应不应该又是一回事，然“可能”和“应该”又并非截然不同两回事。只要是应该的，就是可能的。过去不可能，现在可能；现在不可能，未来可能；短期不可能，长远可能。应该的，意味着是合乎天理、合乎良知、合乎人道、合乎仁义之道的。

另外，应不应该做和值不值得做，也是同样的关系，应该做的就是值得做的。对于儒者来说，儒宪是应该追求的，也是值得追求的。

依稀记得刘晓波先生的一句话：“值不值得做是一回事，应不应该做又是一回事。咱们做咱们应该做的就是了。”（大意）我当时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我追求应该追求的，贫富贵贱、安危生死皆置之度外。

我早就自誓并明言，我的一切努力和奉献，都是为儒家事业和后来者积累道义资源的。盖儒家要上位，儒宪要成功，必须积累相当的资源，关键又是道义资源。这是需要先知先觉先行者勇于作出种种奉献的。我认为，在极权社会不敢站起来争人民的权利，自由化以后，就不配站出来争人民的支持。

台湾政治之所以没有儒味，是因为台湾儒家不成气候。台儒不成气候的要因之一，就是在台湾政治大转型过程中缺乏参与的热情和奉献的仁勇。儒门当代龙象，难以寄望于大陆之外也。

港台新儒家政治关注度较低，这个判断自有依据。他们对台湾政治转型和制度变革的积极性、参与度、影响力都很低，台湾转型之后，儒家文化不仅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去儒家化、去中国化的恶潮愈掀愈烈。

台湾在两蒋时期，台湾政治颇为开明，对儒家又有一定尊重。如果港台新儒家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未尝不可能将台湾打造成中华文化的复兴基地。那对于儒家文化的复兴和中华文明的重建，意义非同小可，那是台湾之福，更是大陆之幸和整个中华民族之幸。

有人说：“港台诸大儒之用心，乃在中华民族千秋大业，区区台岛，何足论之！若论文化影响力，当以长远目光视之，不必限于当时！孔子虽不遇，然其影响力之大非在晚周，乃在后世！”这是将“万古长空”与“一朝风月”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了。殊不知孔孟为了“一朝风月”栖栖遑遑周游列国，垂老方休。

我指出新儒家对现实政治关注不够不到位，对台湾政治影响不大，这是基于现实的逻辑判断，也是学理责备。并非否定他们的贤能，而是认为他们还可以更加贤能，更加有力地批判马列主义并对三民主义进行友好批评，争取让两蒋认识其缺乏形上依据、严重背离中道的重大文化缺陷。

或谓不必苛责港台新儒家，还是多多关心大陆儒家。狭隘得可笑。岂不闻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何况港台非它山，新儒家非他人。他们的经验和教训，长处和不足，对于大陆儒家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的重建，最有借鉴参考意义。学而知其不足，如理如实评判，是对他们真正的尊重。一味苟誉，反而亵渎和辜负。

顺及，台湾和日本社会，各有其富足和谐美好处，各有其优点和儒味，但并非儒家社会。要有儒家社会，先有儒家政治。儒家政治自有相应的政制学制，道统学统具备，名儒大儒辈出。论性质，日本、台湾仍是自由政治和自由社会，各有一定儒味耳。日本的儒味来自其传统，台湾的儒味主要拜蒋君晚年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所赐，台儒亦功不可没。

最后报告一个好消息：康晓光同仁《儒家宪政》一书出版了，可喜可贺，亦复可悲，为此书只能出版于异国而悲。本书以儒家为体、宪政为用，借助宪政框架完成儒家对民主的吸纳，从中华文明的体用范式建构了儒家宪政的政治蓝图，值得旧雨新朋阅读、了解和支持。东海与康兄具体观点或有歧异，原则和目标完全一致，都以儒家宪政为中华民族应该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和发展目标。

当然，儒宪作为最优选择，无碍于自由宪的次优选择。儒家是去马归儒，自由派是去马归自由，在去马、即去极权化方面，儒家与自由派志同道合。

2021-5-28余东海

 



 

有学者认为中国面临的五大危机是：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战争危机，民族危机，文化危机。我认为应该加上能源危机，人口危机，环境危机，健康危机，道德危机，共为十大危机。最大的危机是文化危机、政治危机和道德危机。

三大危机中，政治危机最基础，道德危机是最深层，文化危机最根本。文化即意识形态，解决意识形态危机是解决政治危机、道德危机和其它危机的关键。解决意识形态危机的最佳办法是四个字：去马归儒。

政治归儒，就是实行王道，现代王道政治就是儒家宪政。儒宪与自由宪的政治模式和制度架构同中有异，别具特色，但宪政精神、自由精神完全一致。

自由宪为自由提供法律保障，儒宪为自由提供礼法双重保障。

儒宪不允许、也不可能霸王硬上弓，强加于人民。正常的儒宪路线图，可粗分为四个阶段：一去极权化，二自由化，三儒化社会，四儒化政治。

去极权化是儒家与自由派的共识和共同追求。在自由社会，儒家通过讲学办学从政从商等等方式弘扬儒学，逐步积累社会资源和民意基础，达到最终儒化政治的目的。去极权化的努力也是一种资源积累。道义资源是一切资源的核心。

另一种儒宪的途径是最好的捷径，社会代价最小。那就是马党直接转变为儒党，让中国跨越自由化阶段而直接进入王道。那是可以自上而下直接推行儒宪的。但对于马党来说，无异放下屠刀立地成儒，是要洗筋伐髓脱胎换骨的，非其所能也，只怕中国人没有那样的福分，只怕历史也不会再给机会了。

曾有学者提出党主立宪制。想法很好，却是空想。只有个人主义或民本主义才能开出宪政来。民主可以立宪，因为民主的指导思想是自由主义，以人为本；君主亦可以立宪，因为儒家外王学以民为本。党主立宪要实现，其党必须改变物本主义哲学和集体主义政治经济学，变成儒家党或自由主义党。

有人认为儒宪是不可能实现的，纯属春秋大梦。答曰：可不可能是一回事，应不应该又是一回事，然“可能”和“应该”又并非截然不同两回事。只要是应该的，就是可能的。过去不可能，现在可能；现在不可能，未来可能；短期不可能，长远可能。应该的，意味着是合乎天理、合乎良知、合乎人道、合乎仁义之道的。

另外，应不应该做和值不值得做，也是同样的关系，应该做的就是值得做的。对于儒者来说，儒宪是应该追求的，也是值得追求的。

依稀记得刘晓波先生的一句话：“值不值得做是一回事，应不应该做又是一回事。咱们做咱们应该做的就是了。”（大意）我当时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我追求应该追求的，贫富贵贱、安危生死皆置之度外。

我早就自誓并明言，我的一切努力和奉献，都是为儒家事业和后来者积累道义资源的。盖儒家要上位，儒宪要成功，必须积累相当的资源，关键又是道义资源。这是需要先知先觉先行者勇于作出种种奉献的。我认为，在极权社会不敢站起来争人民的权利，自由化以后，就不配站出来争人民的支持。

台湾政治之所以没有儒味，是因为台湾儒家不成气候。台儒不成气候的要因之一，就是在台湾政治大转型过程中缺乏参与的热情和奉献的仁勇。儒门当代龙象，难以寄望于大陆之外也。

港台新儒家政治关注度较低，这个判断自有依据。他们对台湾政治转型和制度变革的积极性、参与度、影响力都很低，台湾转型之后，儒家文化不仅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去儒家化、去中国化的恶潮愈掀愈烈。

台湾在两蒋时期，台湾政治颇为开明，对儒家又有一定尊重。如果港台新儒家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未尝不可能将台湾打造成中华文化的复兴基地。那对于儒家文化的复兴和中华文明的重建，意义非同小可，那是台湾之福，更是大陆之幸和整个中华民族之幸。

有人说：“港台诸大儒之用心，乃在中华民族千秋大业，区区台岛，何足论之！若论文化影响力，当以长远目光视之，不必限于当时！孔子虽不遇，然其影响力之大非在晚周，乃在后世！”这是将“万古长空”与“一朝风月”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了。殊不知孔孟为了“一朝风月”栖栖遑遑周游列国，垂老方休。

我指出新儒家对现实政治关注不够不到位，对台湾政治影响不大，这是基于现实的逻辑判断，也是学理责备。并非否定他们的贤能，而是认为他们还可以更加贤能，更加有力地批判马列主义并对三民主义进行友好批评，争取让两蒋认识其缺乏形上依据、严重背离中道的重大文化缺陷。

或谓不必苛责港台新儒家，还是多多关心大陆儒家。狭隘得可笑。岂不闻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何况港台非它山，新儒家非他人。他们的经验和教训，长处和不足，对于大陆儒家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的重建，最有借鉴参考意义。学而知其不足，如理如实评判，是对他们真正的尊重。一味苟誉，反而亵渎和辜负。

顺及，台湾和日本社会，各有其富足和谐美好处，各有其优点和儒味，但并非儒家社会。要有儒家社会，先有儒家政治。儒家政治自有相应的政制学制，道统学统具备，名儒大儒辈出。论性质，日本、台湾仍是自由政治和自由社会，各有一定儒味耳。日本的儒味来自其传统，台湾的儒味主要拜蒋君晚年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所赐，台儒亦功不可没。

最后报告一个好消息：康晓光同仁《儒家宪政》一书出版了，可喜可贺，亦复可悲，为此书只能出版于异国而悲。本书以儒家为体、宪政为用，借助宪政框架完成儒家对民主的吸纳，从中华文明的体用范式建构了儒家宪政的政治蓝图，值得旧雨新朋阅读、了解和支持。东海与康兄具体观点或有歧异，原则和目标完全一致，都以儒家宪政为中华民族应该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和发展目标。

当然，儒宪作为最优选择，无碍于自由宪的次优选择。儒家是去马归儒，自由派是去马归自由，在去马、即去极权化方面，儒家与自由派志同道合。

2021-5-28余东海